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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當這樣強大的公權力，轉而去傷害普通人時，傷害的深度、廣度就會遠超以前的外敵內匪——因為，民間社會已不具備自衛的能力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憧憬的——無產者（包括工農大眾）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成為了水中月鏡中花。而《共產黨宣言》中所駁斥反對者批評的“說我們消滅個人掙得的、自己勞動得來的財產，要消滅構成個人的一切自由、活動和獨立的基礎的財產”，倒是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實現。這一幕，在博老的《蹉跎坡舊事》中很真實地呈現，傳統社會中的人所依附的大大小小的共同體如宗族、幫會等等的束縛被打破，過去那些在舊式共同體下還存在的一些自由隨之消失，而新的“自由人聯合體”卻沒有出現，出現的只是無數“原子人”被公權力強行“集體化”。
博老的“罹禍”原因，還遠遠談不上追求“自由人”的“聯合”，只是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幾個鄉村知識分子搞一個鬆散的“讀書會”，業餘時間切磋文字，或者去深山裡採集植物標本，他們有意識地遠離“政治”。然而，在那個時代，不允許民間出現新的“浮頭魚”以免產生不被公權力控制的人的“聯合”，是最大的政治。他們的舉動，必定觸網。為此，沈博愛換來了五年牢獄之災，其他“同案犯”沈皆遂、焦七海被判刑三年。
博老這本書，記錄了作者被勞改時，第一個孩子夭亡、前妻遠嫁湖北、祖父在絕望中死去等悲慘的人生經歷，但整部書的風格並不哀怨，而是一種昂揚不屈的調子。從這部書里，能看出中國底層知識人極其頑強的生命力。我以前所讀相關題材的書，多是一些大知識分子、高級幹部回憶“極左”時期所受的磨難，所表達的痛苦感很濃烈，似乎自己是天下最冤屈的人。和這類大人物相比，博老因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強，其對待苦難的態度也更為達觀。
這種生命力堅強，對博老而言，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旺盛的求生欲；二是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中具有很強的生存能力。
博老學生時代興趣廣泛，愛好畫畫，喜歡搜集植物標本，文章寫得好，數理化的水平也不低。當他身陷囹圄時，種種技能讓他熬過了一道又一道難關，和著名美學家、畫家高爾泰一樣，因為能畫宣傳畫，在監獄裡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尤其令人稱奇的是，監獄裡跟著“躍進風”搞“技術革新”“土法上馬”，讓博老設計用毛竹和松木製造“抽壓水泵”，竟然成功了。釋放回家後，重新組織了家庭，跟著老農學農活，“改鍬子”變成好的莊稼把式；跟著做裁縫的妻子學裁縫，成了方圓有名的裁縫師傅。夫妻倆含辛茹苦，披星戴月，既要不誤農事，又要走村串戶給人縫製衣服，養活八口之家，讓孩子的物質生活略高於同一鄉村的平均水平，且能接受優於一般鄉村孩子的教育。
這部書最讓我感動是：在中國的底層，包括作者在內，一批並非博學鴻儒的小人物，有著賡續文脈的強烈責任感和行動力。
博老只讀過很短時間的“老書”——私塾，教了他七天《增廣賢文》的潘先生後來參加准土匪組織“駝子兵”，一九五〇年被槍斃在河灘上。他接受的是新式的學校教育。然而鄉村傳承千年的禮俗，讓他對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和理解力。他很小的時候學做“贊禮生”，少年時在喪禮上聽人唱夜歌。他從監獄出來後去為祖父上墳，用心地寫了一篇駢體的祭文：“哀吾祖父，畢生劬勞：三尺童軀未硬，別離貧苦之家。從師染業，為生計之所依。屈委童工，受斗筲之苦淒。波奔異鄉，輾轉長潭店鋪。流離僻壤，受僱瀏永山城。”在墳前念完後焚化，聽祭文的只有不解其意的祖母。作者如此做，無非是想守住內心那一點文化的火種。
本書中還有不少這樣的人。如鄉村才子陳閒僧，在抗戰勝利後，瀏陽又遇水旱災害，他寫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駢體呈文遞給地方官員，希望官府出面賑災。儘管後來這類人或逃走或被關押被槍斃，但這篇文章一直在鄉間流傳。作者後來再婚，找到相伴一生的妻子戴氏。他的岳父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地主子弟，在“新社會”幾乎是百無一用，受歧視受欺凌。作者上女家求親時，岳父對這位因文禍而坐牢的青年馬上產生“同道者”的好感，拿出線裝的《隨園詩話》和其談詩。成親後新夫婦回門，岳父贈女婿女兒嵌名聯，上聯是“博學多能，愛爾凌霄有志，坦腹東床中我選”。這是一位傳統文人在極度困苦和失望中，對後輩的一點希望，希望文化的火種不至於完全熄滅，而能薪盡火傳。
正因為博老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也因為博老以及他那些在底層的同道者對文化火種的守護，一九七九年他落實政策重回講壇後，一下子勃發了極大的工作熱情，而且很快就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我想，這很能說明為什麼中華民族經歷一次次治亂循環，文化一次次倒退，但總能在近乎廢墟的土地上重生——因為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不管破壞的力量是多麼強大蠻橫，但總有一些卑微而堅強的人，守住那點火種，度過浩劫。
博老的“罹禍”原因，還遠遠談不上追求“自由人”的“聯合”，只是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幾個鄉村知識分子搞一個鬆散的“讀書會”，業餘時間切磋文字，或者去深山裡採集植物標本，他們有意識地遠離“政治”。然而，在那個時代，不允許民間出現新的“浮頭魚”以免產生不被公權力控制的人的“聯合”，是最大的政治。他們的舉動，必定觸網。為此，沈博愛換來了五年牢獄之災，其他“同案犯”沈皆遂、焦七海被判刑三年。
博老這本書，記錄了作者被勞改時，第一個孩子夭亡、前妻遠嫁湖北、祖父在絕望中死去等悲慘的人生經歷，但整部書的風格並不哀怨，而是一種昂揚不屈的調子。從這部書里，能看出中國底層知識人極其頑強的生命力。我以前所讀相關題材的書，多是一些大知識分子、高級幹部回憶“極左”時期所受的磨難，所表達的痛苦感很濃烈，似乎自己是天下最冤屈的人。和這類大人物相比，博老因為卑微，所以生命力更強，其對待苦難的態度也更為達觀。
這種生命力堅強，對博老而言，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旺盛的求生欲；二是在極端艱難的環境中具有很強的生存能力。
博老學生時代興趣廣泛，愛好畫畫，喜歡搜集植物標本，文章寫得好，數理化的水平也不低。當他身陷囹圄時，種種技能讓他熬過了一道又一道難關，和著名美學家、畫家高爾泰一樣，因為能畫宣傳畫，在監獄裡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尤其令人稱奇的是，監獄裡跟著“躍進風”搞“技術革新”“土法上馬”，讓博老設計用毛竹和松木製造“抽壓水泵”，竟然成功了。釋放回家後，重新組織了家庭，跟著老農學農活，“改鍬子”變成好的莊稼把式；跟著做裁縫的妻子學裁縫，成了方圓有名的裁縫師傅。夫妻倆含辛茹苦，披星戴月，既要不誤農事，又要走村串戶給人縫製衣服，養活八口之家，讓孩子的物質生活略高於同一鄉村的平均水平，且能接受優於一般鄉村孩子的教育。
這部書最讓我感動是：在中國的底層，包括作者在內，一批並非博學鴻儒的小人物，有著賡續文脈的強烈責任感和行動力。
博老只讀過很短時間的“老書”——私塾，教了他七天《增廣賢文》的潘先生後來參加准土匪組織“駝子兵”，一九五〇年被槍斃在河灘上。他接受的是新式的學校教育。然而鄉村傳承千年的禮俗，讓他對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和理解力。他很小的時候學做“贊禮生”，少年時在喪禮上聽人唱夜歌。他從監獄出來後去為祖父上墳，用心地寫了一篇駢體的祭文：“哀吾祖父，畢生劬勞：三尺童軀未硬，別離貧苦之家。從師染業，為生計之所依。屈委童工，受斗筲之苦淒。波奔異鄉，輾轉長潭店鋪。流離僻壤，受僱瀏永山城。”在墳前念完後焚化，聽祭文的只有不解其意的祖母。作者如此做，無非是想守住內心那一點文化的火種。
本書中還有不少這樣的人。如鄉村才子陳閒僧，在抗戰勝利後，瀏陽又遇水旱災害，他寫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駢體呈文遞給地方官員，希望官府出面賑災。儘管後來這類人或逃走或被關押被槍斃，但這篇文章一直在鄉間流傳。作者後來再婚，找到相伴一生的妻子戴氏。他的岳父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地主子弟，在“新社會”幾乎是百無一用，受歧視受欺凌。作者上女家求親時，岳父對這位因文禍而坐牢的青年馬上產生“同道者”的好感，拿出線裝的《隨園詩話》和其談詩。成親後新夫婦回門，岳父贈女婿女兒嵌名聯，上聯是“博學多能，愛爾凌霄有志，坦腹東床中我選”。這是一位傳統文人在極度困苦和失望中，對後輩的一點希望，希望文化的火種不至於完全熄滅，而能薪盡火傳。
正因為博老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也因為博老以及他那些在底層的同道者對文化火種的守護，一九七九年他落實政策重回講壇後，一下子勃發了極大的工作熱情，而且很快就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我想，這很能說明為什麼中華民族經歷一次次治亂循環，文化一次次倒退，但總能在近乎廢墟的土地上重生——因為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不管破壞的力量是多麼強大蠻橫，但總有一些卑微而堅強的人，守住那點火種，度過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