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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加速，已開始進入工商業社會，包括食品在內的商品交易量巨大，其流通的範圍也極廣。一個北京的居民，吃的米產自黑龍江，買的肉產自四川，吃的蔬菜來自山東，喝的牛奶則來自內蒙古……這是都市居民正常的生活狀態。沒有人能說得清自己每日吃下的食物清晰的來源，也沒有專業的能力和足夠的時間去一一辨別食物的安全健康程度，他們只能相信政府，相信政府幫他們把住這道關。這也是現代工商業社會城市居民繳納的稅率遠高於農業社會的原因，因為他們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務遠多於農業社會。如果政府收了稅不幹事或者事情干不好，而且又沒有一種制度追究政府中相關責任人，那麼後果是災難性的。
人是趨利的，其道德感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或維持，當許多商戶制售不安全食品牟利而沒能受到懲罰，其因成本的降低必然在市場上擠垮老老實實的經營者，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是，留在業內的多是“缺德者”，整個社會實際上就進入了“互害”！據報導：一些養豬的從來不吃自己用以銷售的豬肉，而種菜的、養奶牛的皆是如此。在專業分工日趨細密的今日，多數人包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不可能如《擊壤歌》那樣萬事不求人，養豬的誠然可以食用專門為自己養的、沒有用“瘦肉精”餵養的豬肉，但他難保不買陳化糧，不給孩子買含三聚氰胺的奶粉。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其他種菜、海鮮養殖、養奶牛的。在這樣的食品安全形勢下，沒有誰能避免不安全食品的傷害，除非專門有指定的農場為他們生產無害、綠色的糧食、肉奶、蔬菜等食品。這種在現代社會依然能“拷貝”《擊壤歌》生產的食品，只能是少數人的“特供”，多數人是無法享受到的。
在現代社會，沒人能吹牛：帝力於我何有哉。那麼，為了食品安全，最需要改進的是“帝力”的服務水準，其次才是提高食品生產經營者的道德水平。若“帝力”不作為，食品生產經營者的“缺德”是必然的。
魯國的文化軟實力
魯國、齊國、晉國幾乎是西周建立後分封較早的重要諸侯國。魯國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的封地，晉國是成王弟弟唐叔的封地，而齊國是周滅商紂第一大功臣姜尚的封地。從列國分封后，從國勢、武力、疆土等硬體來說，魯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大國。
據《史記》載，因周公要在都城輔佐年幼的成王，就派他的兒子伯禽去封地任魯公，等到三年後伯禽才回都城向老爹稟報施政的情況——那時候雖然交通不發達，但從山東曲阜到陝西關中述職，要等三年確實有些誇張。周公問兒子：為啥這麼遲呀？伯禽回答說：要變革魯地的風俗，而且守三年的國喪（應是武王之喪），所以才遲到今日。而齊國國君姜尚去和魯國相鄰的齊地赴任後，五個月就回京城述職，周公問：為啥這麼快呀？姜尚回答說：我簡化了君臣之禮，尊重順從當地的風俗，因此很快就穩定了局勢。因此周公聽到兒子說完為什麼遲到的原因，嘆息道：後世魯國當北面服事齊國呀！因為他看到了魯國執政過於循規蹈矩，是很難提升國力的；而齊國具有因勢利導的改革精神，一定會在列國爭雄中勝出。
後來魯國、齊國的關係果如周公的預料，齊國一直是可以和楚、晉抗衡的大國，而魯國淪落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長期受到齊國的欺凌，要麼規規矩矩聽齊國的話，要麼就巴結晉國以求得到其保護。但魯國儘管國力不強，卻一直能得到列國的尊重，原因無他，魯國具有列國無以倫比的軟實力。魯國在軟實力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
這是因為，殷商之際，是中國社會制度、文化巨大變遷時期，而夏、商因為年代久遠，其制度、文化影響衰微；對後期中國影響巨大的，乃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創製的典章制度，使魯直接受益，軟實力得以發展。周公在孔子以及後世儒生心中，是一個兼文化導師和政治領袖為一身的聖人，所以孔子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到了東周遷都洛邑以後，天子已只有一個空名號了，實際權力不如一個小國諸侯，而各國彼此攻伐不已，早把西周初年的禮法破壞掉了，只有魯國還能相對完整地保留了周公制定下來的一系列制度。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吳國公子季札來魯國觀禮，實際上是來學習中原文化，因為吳國國君雖說是泰伯之後，和周室同一個祖宗，但吳地在當時和楚地一樣，屬於文化欠發達的南方荒蠻之地。魯國為季札演奏周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禮治往往以音樂為手段，所以“禮崩”必然是“樂壞”。樂工弦歌（當時的歌有徒歌和弦歌之分，前者是清唱，後者是有樂曲伴奏演唱）《周南》《召南》，季札聽後嘆道：“真美呀，這是王業奠基之象，雖未完全成功，但民勤勞而不怨。”接著歌唱《國風》中的《邶》《鄘》《衛》，季札聽後說：“美得深沉！這是憂慮而不困窘之象。我聽說衛康叔（衛國始祖）、武公是這種風範，應該是《衛》風。”接下來，季札對演出的歌舞，一一做出精準的評價。三年後，晉國的韓宣子（名“起”，六卿之一）來到魯國，同樣如季札那樣觀看了一系列傳統歌舞，也嘆息道：“周禮盡在魯矣！”
人是趨利的，其道德感不可能在真空中生存或維持，當許多商戶制售不安全食品牟利而沒能受到懲罰，其因成本的降低必然在市場上擠垮老老實實的經營者，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是，留在業內的多是“缺德者”，整個社會實際上就進入了“互害”！據報導：一些養豬的從來不吃自己用以銷售的豬肉，而種菜的、養奶牛的皆是如此。在專業分工日趨細密的今日，多數人包括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不可能如《擊壤歌》那樣萬事不求人，養豬的誠然可以食用專門為自己養的、沒有用“瘦肉精”餵養的豬肉，但他難保不買陳化糧，不給孩子買含三聚氰胺的奶粉。這個道理也適用於其他種菜、海鮮養殖、養奶牛的。在這樣的食品安全形勢下，沒有誰能避免不安全食品的傷害，除非專門有指定的農場為他們生產無害、綠色的糧食、肉奶、蔬菜等食品。這種在現代社會依然能“拷貝”《擊壤歌》生產的食品，只能是少數人的“特供”，多數人是無法享受到的。
在現代社會，沒人能吹牛：帝力於我何有哉。那麼，為了食品安全，最需要改進的是“帝力”的服務水準，其次才是提高食品生產經營者的道德水平。若“帝力”不作為，食品生產經營者的“缺德”是必然的。
魯國的文化軟實力
魯國、齊國、晉國幾乎是西周建立後分封較早的重要諸侯國。魯國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的封地，晉國是成王弟弟唐叔的封地，而齊國是周滅商紂第一大功臣姜尚的封地。從列國分封后，從國勢、武力、疆土等硬體來說，魯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大國。
據《史記》載，因周公要在都城輔佐年幼的成王，就派他的兒子伯禽去封地任魯公，等到三年後伯禽才回都城向老爹稟報施政的情況——那時候雖然交通不發達，但從山東曲阜到陝西關中述職，要等三年確實有些誇張。周公問兒子：為啥這麼遲呀？伯禽回答說：要變革魯地的風俗，而且守三年的國喪（應是武王之喪），所以才遲到今日。而齊國國君姜尚去和魯國相鄰的齊地赴任後，五個月就回京城述職，周公問：為啥這麼快呀？姜尚回答說：我簡化了君臣之禮，尊重順從當地的風俗，因此很快就穩定了局勢。因此周公聽到兒子說完為什麼遲到的原因，嘆息道：後世魯國當北面服事齊國呀！因為他看到了魯國執政過於循規蹈矩，是很難提升國力的；而齊國具有因勢利導的改革精神，一定會在列國爭雄中勝出。
後來魯國、齊國的關係果如周公的預料，齊國一直是可以和楚、晉抗衡的大國，而魯國淪落為二流甚至三流國家，長期受到齊國的欺凌，要麼規規矩矩聽齊國的話，要麼就巴結晉國以求得到其保護。但魯國儘管國力不強，卻一直能得到列國的尊重，原因無他，魯國具有列國無以倫比的軟實力。魯國在軟實力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
這是因為，殷商之際，是中國社會制度、文化巨大變遷時期，而夏、商因為年代久遠，其制度、文化影響衰微；對後期中國影響巨大的，乃是西周初年由周公創製的典章制度，使魯直接受益，軟實力得以發展。周公在孔子以及後世儒生心中，是一個兼文化導師和政治領袖為一身的聖人，所以孔子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到了東周遷都洛邑以後，天子已只有一個空名號了，實際權力不如一個小國諸侯，而各國彼此攻伐不已，早把西周初年的禮法破壞掉了，只有魯國還能相對完整地保留了周公制定下來的一系列制度。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吳國公子季札來魯國觀禮，實際上是來學習中原文化，因為吳國國君雖說是泰伯之後，和周室同一個祖宗，但吳地在當時和楚地一樣，屬於文化欠發達的南方荒蠻之地。魯國為季札演奏周樂。——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禮治往往以音樂為手段，所以“禮崩”必然是“樂壞”。樂工弦歌（當時的歌有徒歌和弦歌之分，前者是清唱，後者是有樂曲伴奏演唱）《周南》《召南》，季札聽後嘆道：“真美呀，這是王業奠基之象，雖未完全成功，但民勤勞而不怨。”接著歌唱《國風》中的《邶》《鄘》《衛》，季札聽後說：“美得深沉！這是憂慮而不困窘之象。我聽說衛康叔（衛國始祖）、武公是這種風範，應該是《衛》風。”接下來，季札對演出的歌舞，一一做出精準的評價。三年後，晉國的韓宣子（名“起”，六卿之一）來到魯國，同樣如季札那樣觀看了一系列傳統歌舞，也嘆息道：“周禮盡在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