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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遠省份雖然錄取名額少，但參加考試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發達，像江浙一帶文風鼎盛地區的士子“冒籍”應考，顯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隸省，得到朝廷的照顧，其錄取名額和江、浙同為最多的地區，其本地士子的考試水平不如江浙等省，這也是江南士子喜歡在冒順天籍的原因。
不僅僅是考舉人的鄉試，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階梯——考生員（即秀才），也難易程度不一樣。齊如山先生說他的家鄉直隸高陽，文風盛時，三十餘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員，而同一省的淶源，常常考生還不夠應錄取的名額，基本上能把前兩行八股文寫順溜就可以中秀才。由於生員錄取是以縣為單位，童生們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發。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錢請“廩生”（生員的一種，可以在政府領糧食，相當於公費生）作保人，考試前考官點完考生名後，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廩生必須應聲“某人保”，一旦“冒籍”事發，作保的廩生也會被革去功名。
鄉試以省為單位，而且考取舉人的利益更大，那麼防範“冒籍”則難度更大，只能用嚴刑峻法待之。據明末的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明朝對冒籍處罰非常嚴厲。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乙酉科順天鄉試後，冒籍之說紛起，給事中查明馮詩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順天考試，奉旨查辦，將馮詩等二人枷示於順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發配為民，禁錮終身，即終身剝奪考試資格。八人中有名史紀純者，他父親是翰林編修，也被革職。一干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不過王朝處罰冒籍有如鬆緊帶，不同皇帝在位，其嚴厲程度不一樣。嘉靖年間有個超級考試牛人、浙江紹興籍的陶大順，冒籍順天考了個經魁（前五名），這也發揮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發，剝奪舉人資格。不過這次朝廷很仁慈，沒取消他日後的考試資格，過了幾年他在浙江鄉試中考了第四名，緊接著登乙丑科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專司紀檢監察的中紀委副書記。
明亡清興後，冒籍的這種把戲仍然時有發生，清朝打擊“冒籍”一如明代那樣嚴厲，到了康熙年間，開始對考生“審音”，憑其口音查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在順天鄉試時，朝廷特派滿、漢御史各一人參與“審音”，被稱為“審音御史”。但中國是個人情社會，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員，“審音御史”往往睜隻眼閉隻眼，送順水人情。於是就出現了乾隆爺痛斥審音御史“殊失敬事之義”一幕。
品文化
歷史：小說家的“藥引”
假如當時丘處機沒有路過牛家村（金庸《射鵰英雄傳》中郭靖的故鄉臨安縣牛家村），那麼秘密跟蹤他的那些金兵就不會死在郭嘯天和楊鐵心他們兩家人的院子裡，同樣，完顏洪烈也不會見到包惜弱而對她念念不忘；若郭、楊兩家不受波及，李萍不會流落大漠，郭靖和楊康將會平平安安的出生在牛家村，江南七怪自然也就不會前往大漠；沒有六怪和郭靖相助，鐵木真就會死在扎木合他們手上，蒙古各部落也就不能統一……
這是網上流傳甚廣的一個帖子。作者將歷史和金庸小說的情節雜糅在一起，一個偶然接著一個偶然，以此來誇大“蝴蝶效應”。
當然，看完這個帖子的人，多數會心一笑而已，並不當真。但此帖流傳之廣，說明金庸武俠小說情節是幾代中國人共同的記憶。而將那些情節鑲嵌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下，對中國讀者來說，顯得更具有藝術的震撼力。
如果說這個網帖只是搞笑，那麼前兩年一個引發輿論熱議的政府行為就不僅僅是搞笑了。剛剛將“襄樊”改回“襄陽”的湖北省襄陽市有關部門，決定在流經該市的漢江之濱，立一尊郭靖、黃蓉塑像，以此紀念這對大俠夫婦死守襄陽。
對此，批評者認為將小說家言當成史實，真是荒謬；而贊成者認為，中外一些城市在公共場所為神話或小說中虛構的人物立項，不乏其例。如中國的女媧、伏羲；外國的堂吉訶德。
這樣的爭論，無法分出孰對孰錯，我覺得唯一能說明的就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巨大影響力。今天的中國人，知道襄陽和南宋抵抗蒙古軍隊的襄陽之戰，多數是通過《射鵰英雄傳》。歷史上延續六年的這次圍城之戰，沒有郭大俠什麼事，而值得後人尊重的是呂文德、呂文煥兄弟——儘管呂文煥在兵盡糧絕之際，為保護一城百姓不得不歸降蒙元。可呂文德在金庸的小說中，是作為昏庸、怯弱的角色出現的。顯然，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在襄陽立真實存在的呂氏兄弟塑像的正面效果，遠不如立虛構的郭靖黃蓉夫婦塑像。
這，或許是歷史的無奈和文學的榮耀。對於小說家特別是中國傳統的小說家來說，將歷史作為“藥引”，是極大催發小說“藥效”的不二法門，金庸先生深得其中三昧。
金庸從他第一部獲得廣泛讚譽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就有意識地選擇中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將自己虛構的人物和故事放置其中。金庸的巧妙還在於，他選擇的歷史時期，不是距今甚遠的秦漢、兩晉和隋唐——因為太遙遠的時代，一般華人印象不深。他選擇了宋以後，如此，華人對歷史背景不至於太疏離。如：《書劍恩仇錄》以清朝乾隆朝平準噶爾部為背景；《鹿鼎記》的背景則是康熙朝平“三藩之亂”和滅台灣鄭氏政權；《碧血劍》寫明清鼎革之際；《倚天屠龍記》的背景是元末明教起事推翻蒙元；《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則是將故事場景放在北宋到元初。
不僅僅是考舉人的鄉試，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階梯——考生員（即秀才），也難易程度不一樣。齊如山先生說他的家鄉直隸高陽，文風盛時，三十餘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員，而同一省的淶源，常常考生還不夠應錄取的名額，基本上能把前兩行八股文寫順溜就可以中秀才。由於生員錄取是以縣為單位，童生們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發。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錢請“廩生”（生員的一種，可以在政府領糧食，相當於公費生）作保人，考試前考官點完考生名後，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廩生必須應聲“某人保”，一旦“冒籍”事發，作保的廩生也會被革去功名。
鄉試以省為單位，而且考取舉人的利益更大，那麼防範“冒籍”則難度更大，只能用嚴刑峻法待之。據明末的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明朝對冒籍處罰非常嚴厲。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年）乙酉科順天鄉試後，冒籍之說紛起，給事中查明馮詩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順天考試，奉旨查辦，將馮詩等二人枷示於順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發配為民，禁錮終身，即終身剝奪考試資格。八人中有名史紀純者，他父親是翰林編修，也被革職。一干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
不過王朝處罰冒籍有如鬆緊帶，不同皇帝在位，其嚴厲程度不一樣。嘉靖年間有個超級考試牛人、浙江紹興籍的陶大順，冒籍順天考了個經魁（前五名），這也發揮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發，剝奪舉人資格。不過這次朝廷很仁慈，沒取消他日後的考試資格，過了幾年他在浙江鄉試中考了第四名，緊接著登乙丑科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專司紀檢監察的中紀委副書記。
明亡清興後，冒籍的這種把戲仍然時有發生，清朝打擊“冒籍”一如明代那樣嚴厲，到了康熙年間，開始對考生“審音”，憑其口音查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在順天鄉試時，朝廷特派滿、漢御史各一人參與“審音”，被稱為“審音御史”。但中國是個人情社會，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員，“審音御史”往往睜隻眼閉隻眼，送順水人情。於是就出現了乾隆爺痛斥審音御史“殊失敬事之義”一幕。
品文化
歷史：小說家的“藥引”
假如當時丘處機沒有路過牛家村（金庸《射鵰英雄傳》中郭靖的故鄉臨安縣牛家村），那麼秘密跟蹤他的那些金兵就不會死在郭嘯天和楊鐵心他們兩家人的院子裡，同樣，完顏洪烈也不會見到包惜弱而對她念念不忘；若郭、楊兩家不受波及，李萍不會流落大漠，郭靖和楊康將會平平安安的出生在牛家村，江南七怪自然也就不會前往大漠；沒有六怪和郭靖相助，鐵木真就會死在扎木合他們手上，蒙古各部落也就不能統一……
這是網上流傳甚廣的一個帖子。作者將歷史和金庸小說的情節雜糅在一起，一個偶然接著一個偶然，以此來誇大“蝴蝶效應”。
當然，看完這個帖子的人，多數會心一笑而已，並不當真。但此帖流傳之廣，說明金庸武俠小說情節是幾代中國人共同的記憶。而將那些情節鑲嵌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下，對中國讀者來說，顯得更具有藝術的震撼力。
如果說這個網帖只是搞笑，那麼前兩年一個引發輿論熱議的政府行為就不僅僅是搞笑了。剛剛將“襄樊”改回“襄陽”的湖北省襄陽市有關部門，決定在流經該市的漢江之濱，立一尊郭靖、黃蓉塑像，以此紀念這對大俠夫婦死守襄陽。
對此，批評者認為將小說家言當成史實，真是荒謬；而贊成者認為，中外一些城市在公共場所為神話或小說中虛構的人物立項，不乏其例。如中國的女媧、伏羲；外國的堂吉訶德。
這樣的爭論，無法分出孰對孰錯，我覺得唯一能說明的就是金庸武俠小說的巨大影響力。今天的中國人，知道襄陽和南宋抵抗蒙古軍隊的襄陽之戰，多數是通過《射鵰英雄傳》。歷史上延續六年的這次圍城之戰，沒有郭大俠什麼事，而值得後人尊重的是呂文德、呂文煥兄弟——儘管呂文煥在兵盡糧絕之際，為保護一城百姓不得不歸降蒙元。可呂文德在金庸的小說中，是作為昏庸、怯弱的角色出現的。顯然，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在襄陽立真實存在的呂氏兄弟塑像的正面效果，遠不如立虛構的郭靖黃蓉夫婦塑像。
這，或許是歷史的無奈和文學的榮耀。對於小說家特別是中國傳統的小說家來說，將歷史作為“藥引”，是極大催發小說“藥效”的不二法門，金庸先生深得其中三昧。
金庸從他第一部獲得廣泛讚譽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就有意識地選擇中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將自己虛構的人物和故事放置其中。金庸的巧妙還在於，他選擇的歷史時期，不是距今甚遠的秦漢、兩晉和隋唐——因為太遙遠的時代，一般華人印象不深。他選擇了宋以後，如此，華人對歷史背景不至於太疏離。如：《書劍恩仇錄》以清朝乾隆朝平準噶爾部為背景；《鹿鼎記》的背景則是康熙朝平“三藩之亂”和滅台灣鄭氏政權；《碧血劍》寫明清鼎革之際；《倚天屠龍記》的背景是元末明教起事推翻蒙元；《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則是將故事場景放在北宋到元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