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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間，地方督撫勢力坐大，對朝廷的詔令總是選擇性執行。查禁那些流行書，對多數官員來說，是賣力不討好。這個市場太龐大了，因此多數地方官並沒有認真執行。但在丁日昌的轄區內，當然不一樣，那可是真刀真槍地干。
丁日昌建議的這次禁書，強度遠遠超過前朝歷次——其一是有專門的機構，即“設官書局”，刊印《牧令書》（相當於政策彙編）、《小學》等宣揚王朝官方意識形態的書，希望以此來沖抵“淫邪之書”對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書的範圍特別廣，共計一百五十六種。《水滸傳》《西廂記》自然是重點禁絕書目。丁氏在全省發布的飭文稱：“《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味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說，而且禁戲曲本子，禁一些劇目公演。在一百五十六種禁書之外，增加一百一十一種《小本淫詞唱片目》，一些折子戲、彈詞、民間小調，如《楊柳青》《男哭沉香》《龍舟鬧五更》《揚州小調嘆十聲》《王大娘補缸》等皆列入禁絕目錄。
丁日昌在同治年間的官場堪稱能吏，歷史卻對其禁絕《水滸傳》等書的“政績”開了兩個殘酷的玩笑——
一是他設局張榜，轟轟烈烈查禁書，為那些禁書起到了很大的GG作用。時人議論道：“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為不廣，然其中頗有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淫艷小說，奈未知真名，亦無從遍覽。今列舉如此詳備，盡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個坑爹的兒子，其行為給了老爸“淨化文化環境”的工作莫大的諷刺。丁日昌的長子丁惠衡，是個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丁日昌大規模禁書第二年的十月，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繼祖狂妓院時，和太湖水師後營右哨勇丁徐有得、劉步標爭風吃醋，大打出手。沒占著便宜的丁氏兄弟叫來親兵營兵丁，將徐有得用軍棍打傷致死。這事鬧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請處分，朝廷命兩江總督馬新貽（這是老佛爺安排到湘軍勢力範圍兩江來“摻沙子”的）審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軍勢力的馬新貽要追查到底。不久，馬新貽在校場檢閱後回官署的途中被張汶祥刺死。此時，丁惠衡尚沒有歸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刺馬案”。朝野許多人懷疑張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報復馬新貽。此案最後不了了之，張汶祥被處死，案件到底也沒能查個水落石出。受降級處分的丁日昌正逢母親病逝，於是借丁憂之名離開官場，五年後復起。
不知當時朝野人士聽到丁日昌公子嫖娼與人鬥毆，擅用親兵將人打死的消息後，會不會在想：這丁家少爺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還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呢？
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七月的一天，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經六十七歲了，但一點也不糊塗，精力也好。他在宮內接見浙江解餉官紹興府通判張廷泰。通判，只是一個正六品官，能得見天顏，可謂皇恩浩蕩了。
可麻煩就出在皇恩浩蕩上，最高領導人照例會問地方官的籍貫、出身、履歷等等以示親切關懷。張回答說他是順天府人氏（今北京），可精明的乾隆帝聽出了紹興口音。這在當時是大事。一則本地人在本地當官，違反迴避制度；二是張某可能是冒順天府籍在京師參加的科考。儘管張廷泰回奏：“幼曾隨父至紹興住居數年，遂習其土音。”乾隆還是大怒，下旨曰：“順天應試，例有審音御史、驗看月官，則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詢察。且朕於各官引見，奏對履歷，為時無幾，尚能辨其語音。諸臣審音驗看時，如果留心聽察，南北音聲無難立辨。皆由諸臣視此等事不以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義。”意思是說，我就憑兩句話聽出了張某說的是南方口音，你們那些“審音御史”是吃乾飯的嗎？
何謂“審音御史”呢？這是專門為打擊“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設置的。
古代中國十分重視籍貫，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參加科考（有國子監生員的資格可以在順天府參加鄉試）。清朝對考試報名地點有嚴格規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二十年以上，當地有祖墳、田產、住宅，才能在當地報名應試，後來改為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應試。朝廷如此防範“冒籍”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統帝國各地的利益，維護政治穩定。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於當時版圖沒有明清兩代大，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相對平衡，因此這一規定並不十分嚴厲。到了明、清兩代就不一樣了，帝國疆域廣闊，士子眾多，而各地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對某些地方進行政策性傾斜是必要的。鄧雲鄉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紹：“舉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幾十或零幾名，因此文化發達的省份和文化較差的邊遠省份，在考試難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樣。像江南江寧試場（即貢院）、浙江杭州等試場，都一萬多號舍，應試者都過萬人……邊遠省份，參試者少，中試名額亦少。如貴州中額三十六，甘肅中額三十，參試者人數與中試名額比例，大省如順天、江南（包括江蘇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約均是百分之一強的機會，即一百零幾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丁日昌建議的這次禁書，強度遠遠超過前朝歷次——其一是有專門的機構，即“設官書局”，刊印《牧令書》（相當於政策彙編）、《小學》等宣揚王朝官方意識形態的書，希望以此來沖抵“淫邪之書”對士民的危害。其二是禁書的範圍特別廣，共計一百五十六種。《水滸傳》《西廂記》自然是重點禁絕書目。丁氏在全省發布的飭文稱：“《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味風流，鄉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其三是不但禁小說，而且禁戲曲本子，禁一些劇目公演。在一百五十六種禁書之外，增加一百一十一種《小本淫詞唱片目》，一些折子戲、彈詞、民間小調，如《楊柳青》《男哭沉香》《龍舟鬧五更》《揚州小調嘆十聲》《王大娘補缸》等皆列入禁絕目錄。
丁日昌在同治年間的官場堪稱能吏，歷史卻對其禁絕《水滸傳》等書的“政績”開了兩個殘酷的玩笑——
一是他設局張榜，轟轟烈烈查禁書，為那些禁書起到了很大的GG作用。時人議論道：“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為不廣，然其中頗有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淫艷小說，奈未知真名，亦無從遍覽。今列舉如此詳備，盡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
二是他生了個坑爹的兒子，其行為給了老爸“淨化文化環境”的工作莫大的諷刺。丁日昌的長子丁惠衡，是個捐班知府，最喜眠花宿柳。丁日昌大規模禁書第二年的十月，丁惠衡和堂兄弟（即丁日昌的侄子）丁繼祖狂妓院時，和太湖水師後營右哨勇丁徐有得、劉步標爭風吃醋，大打出手。沒占著便宜的丁氏兄弟叫來親兵營兵丁，將徐有得用軍棍打傷致死。這事鬧大了，丁日昌上奏自請處分，朝廷命兩江總督馬新貽（這是老佛爺安排到湘軍勢力範圍兩江來“摻沙子”的）審理此案，丁惠衡逃逸。而一心要抑制湘軍勢力的馬新貽要追查到底。不久，馬新貽在校場檢閱後回官署的途中被張汶祥刺死。此時，丁惠衡尚沒有歸案。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刺馬案”。朝野許多人懷疑張犯乃受丁氏父子指使，報復馬新貽。此案最後不了了之，張汶祥被處死，案件到底也沒能查個水落石出。受降級處分的丁日昌正逢母親病逝，於是借丁憂之名離開官場，五年後復起。
不知當時朝野人士聽到丁日昌公子嫖娼與人鬥毆，擅用親兵將人打死的消息後，會不會在想：這丁家少爺如此品行，是受《金瓶梅》的毒害，還是受《水滸傳》的影響呢？
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七月的一天，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經六十七歲了，但一點也不糊塗，精力也好。他在宮內接見浙江解餉官紹興府通判張廷泰。通判，只是一個正六品官，能得見天顏，可謂皇恩浩蕩了。
可麻煩就出在皇恩浩蕩上，最高領導人照例會問地方官的籍貫、出身、履歷等等以示親切關懷。張回答說他是順天府人氏（今北京），可精明的乾隆帝聽出了紹興口音。這在當時是大事。一則本地人在本地當官，違反迴避制度；二是張某可能是冒順天府籍在京師參加的科考。儘管張廷泰回奏：“幼曾隨父至紹興住居數年，遂習其土音。”乾隆還是大怒，下旨曰：“順天應試，例有審音御史、驗看月官，則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詢察。且朕於各官引見，奏對履歷，為時無幾，尚能辨其語音。諸臣審音驗看時，如果留心聽察，南北音聲無難立辨。皆由諸臣視此等事不以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義。”意思是說，我就憑兩句話聽出了張某說的是南方口音，你們那些“審音御史”是吃乾飯的嗎？
何謂“審音御史”呢？這是專門為打擊“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設置的。
古代中國十分重視籍貫，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參加科考（有國子監生員的資格可以在順天府參加鄉試）。清朝對考試報名地點有嚴格規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二十年以上，當地有祖墳、田產、住宅，才能在當地報名應試，後來改為考生本人入籍二十年以上方准應試。朝廷如此防範“冒籍”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統帝國各地的利益，維護政治穩定。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於當時版圖沒有明清兩代大，各地經濟、文化發展相對平衡，因此這一規定並不十分嚴厲。到了明、清兩代就不一樣了，帝國疆域廣闊，士子眾多，而各地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極不平衡，因此對某些地方進行政策性傾斜是必要的。鄧雲鄉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紹：“舉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幾十或零幾名，因此文化發達的省份和文化較差的邊遠省份，在考試難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樣。像江南江寧試場（即貢院）、浙江杭州等試場，都一萬多號舍，應試者都過萬人……邊遠省份，參試者少，中試名額亦少。如貴州中額三十六，甘肅中額三十，參試者人數與中試名額比例，大省如順天、江南（包括江蘇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約均是百分之一強的機會，即一百零幾名中才能取中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