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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奢靡往往是權力的派生物，它是政治腐化的一種結果，而非導致政治腐化乃至亡國的根本原因。
對於掌握權力的人在生活享受上優於常人，這是多數人認可的一種“不平等”，即便在現代社會，公眾對民選的政府領導人耗費巨大的安保、公務費用，以及英、日那樣君主立憲國家每年花大筆錢養一個王室，認為是一種必須付出的成本——只要這錢花得程序合法、過程透明。而在中國古代，士民更認為當皇帝和當大官的生活水準優於一般老百姓理所當然，老百姓能承受統治層適當的“奢靡”。漢高祖劉邦征韓信回京，責怪蕭何督建的未央宮太富麗堂皇，蕭何解釋“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打消了高祖的顧慮。宋代宋庠、宋祁兄弟早歲艱苦，後經科舉發達。兄長宋庠責怪弟弟宋祁生活太奢靡，問他是否記起當年一起在州學吃粗飯苦讀的往事。宋祁的回答是，正因為記起早年受苦的事，所以現在才要好好享受。
“適度奢靡”既然是可以承受的，那麼為什麼要把幾乎所有政治上的壞毛病歸結為統治者的“過度奢靡”？
喪國不能全賴“奢靡”
以兩晉和南北朝為例。這是一段中國的“文化苦悶期”。曹操父子和司馬氏，皆以“詐術”得國，為了克服篡位的意識形態障礙，他們在上層社會有意識地提倡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價值觀，使漢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毀。然而魏、晉亦自掘墳墓，最終失國於“詐術”。司馬氏得天下後，已無穩定的、進步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來維繫自己的道統，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懾和利益誘惑來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認可和支持，但這種類似“分贓體制”的政治架構是很脆弱的。晉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亂”，一直到東晉南渡，豪門和大軍閥造反從來沒有間斷。
在“勝王敗寇”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價值觀主導下，道統不存，社會精英的精神世界集體淪落，及時行樂、得過且過幾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選擇，因為明天是充滿變數、風險極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種麻醉，他們的人生已經找不到更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鬥富的故事更是為後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後被殺時，感嘆因財惹禍，有人看中了他們家的財富。數百年後，晚唐詩人杜牧在石崇縱酒享樂的金谷園遺址上感嘆：“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從兩晉到南朝的宋、齊、梁、陳，君主喪其國，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這一階段的朝代更替幾乎都是權臣篡位，篡位的權臣同樣奢靡。
隋朝亡於規模擴大過快、大型投資過多而導致的財政危機。從大歷史的角度來分析，經過近三百年的分裂，北地與南方文化、經濟和民風差異甚大，開鑿大運河溝通南北，皇帝從北方的關中巡幸到南方，對維持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很有必要。然天下剛統一，老百姓還沒有從戰亂中恢復元氣，諸多耗資甚巨的大工程上馬，必然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而皇帝的生活在對比之下，就顯得尤其奢靡無度，必然成為其道義上的短板，就如武王起兵伐紂那樣，從而被拿來作為臣民“造反有理”的說辭。
唐之亡，亡於藩鎮之亂。汴京陷落而宋室南渡，以及後來南宋的滅亡，主要原因是北部的外敵金和元武力過於強大。當然，宋朝統治階層內部的政治敗壞也是原因之一。後代一些評史者將北宋之亡歸因於王安石變法，加劇“強幹弱枝”，朝廷積攢了太多的財富令王室和重臣更有了奢靡的條件；而地方經濟凋敝，民生艱苦，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一旦碰上強大的外力，則成土崩瓦解之勢。
中國帝制時代最後兩個王朝明與清，其統治層和明朝以前那些王朝相比，“奢靡指數”應該是比較低的。明太祖朱元璋起於寒微，秉政三十年，最擔心的就是屬下的官員以及後世繼位的子孫貪腐奢靡，為此做了非常詳細而嚴苛的規定。後世歷代皇帝，儘管在勤政儉樸上難以和開國太祖相比，但客觀地分析，一個擁有最龐大帝國的統治者，其生活奢靡程度並無超過前代王朝，也不能和古羅馬帝國相比。即使是懶政誤國的萬曆帝，生活奢靡程度和他處於的地位相比較，也算不了什麼，明代亡國之君崇禎從私德上來說，其勤儉程度，中國帝制史上也沒幾個皇帝比得上。到了明朝後期，許多宗室子弟生活落魄，和一般窮老百姓無異。可以說，明亡的原因，內因是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剩餘勞動力無法像今天一樣，轉向工商業，大戶人家積累的財富亦不能用於投資可容納海量就業者的近代工商業；外因是“萬曆三大征”耗空國庫，加上後金的崛起。
“勤儉秀”解決不了難題
皇帝的勤儉只具有道德上的象徵意義，於國事無補。
清代和明代相似，皇帝的勤儉程度還超過了明代。即使是國力最強盛的康雍乾三代，康熙、雍正較為勤儉，乾隆帝雖有過耗資不菲的數次江南巡遊，但放在整個版圖空前廣闊、臣民數億的大帝國里，也算不了什麼。可惜康雍乾三朝，帝國未能進行轉型，仍然延續傳統的農業帝國管理模式，當人口劇增、土地承載力有限時，貧富懸殊拉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到喜歡“勤儉秀”嘉慶、道光兩位父子執政時，靠農業社會的生產與管理模式無法解決這些難題，皇帝的勤儉更是幾乎沒什麼用處，無法阻止白蓮教、太平天國這樣的民變。
對於掌握權力的人在生活享受上優於常人，這是多數人認可的一種“不平等”，即便在現代社會，公眾對民選的政府領導人耗費巨大的安保、公務費用，以及英、日那樣君主立憲國家每年花大筆錢養一個王室，認為是一種必須付出的成本——只要這錢花得程序合法、過程透明。而在中國古代，士民更認為當皇帝和當大官的生活水準優於一般老百姓理所當然，老百姓能承受統治層適當的“奢靡”。漢高祖劉邦征韓信回京，責怪蕭何督建的未央宮太富麗堂皇，蕭何解釋“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打消了高祖的顧慮。宋代宋庠、宋祁兄弟早歲艱苦，後經科舉發達。兄長宋庠責怪弟弟宋祁生活太奢靡，問他是否記起當年一起在州學吃粗飯苦讀的往事。宋祁的回答是，正因為記起早年受苦的事，所以現在才要好好享受。
“適度奢靡”既然是可以承受的，那麼為什麼要把幾乎所有政治上的壞毛病歸結為統治者的“過度奢靡”？
喪國不能全賴“奢靡”
以兩晉和南北朝為例。這是一段中國的“文化苦悶期”。曹操父子和司馬氏，皆以“詐術”得國，為了克服篡位的意識形態障礙，他們在上層社會有意識地提倡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價值觀，使漢代董仲舒等大儒所提倡、得到帝王肯定的“忠孝”之道迅速崩毀。然而魏、晉亦自掘墳墓，最終失國於“詐術”。司馬氏得天下後，已無穩定的、進步的核心文化價值觀來維繫自己的道統，皇帝只能以暴力威懾和利益誘惑來取得皇族宗室、世家大族以及士林精英的認可和支持，但這種類似“分贓體制”的政治架構是很脆弱的。晉朝建立不久，就有“八王之亂”，一直到東晉南渡，豪門和大軍閥造反從來沒有間斷。
在“勝王敗寇”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價值觀主導下，道統不存，社會精英的精神世界集體淪落，及時行樂、得過且過幾乎成了皇帝、重臣和士林精英的共同選擇，因為明天是充滿變數、風險極大的，今天的奢靡是一種麻醉，他們的人生已經找不到更為高尚的追求了。官拜太尉的何增“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其子何劭官至司徒，“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石崇與貴戚王愷、羊琇鬥富的故事更是為後世人所熟知。石崇最後被殺時，感嘆因財惹禍，有人看中了他們家的財富。數百年後，晚唐詩人杜牧在石崇縱酒享樂的金谷園遺址上感嘆：“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從兩晉到南朝的宋、齊、梁、陳，君主喪其國，奢靡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因為這一階段的朝代更替幾乎都是權臣篡位，篡位的權臣同樣奢靡。
隋朝亡於規模擴大過快、大型投資過多而導致的財政危機。從大歷史的角度來分析，經過近三百年的分裂，北地與南方文化、經濟和民風差異甚大，開鑿大運河溝通南北，皇帝從北方的關中巡幸到南方，對維持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很有必要。然天下剛統一，老百姓還沒有從戰亂中恢復元氣，諸多耗資甚巨的大工程上馬，必然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困苦。而皇帝的生活在對比之下，就顯得尤其奢靡無度，必然成為其道義上的短板，就如武王起兵伐紂那樣，從而被拿來作為臣民“造反有理”的說辭。
唐之亡，亡於藩鎮之亂。汴京陷落而宋室南渡，以及後來南宋的滅亡，主要原因是北部的外敵金和元武力過於強大。當然，宋朝統治階層內部的政治敗壞也是原因之一。後代一些評史者將北宋之亡歸因於王安石變法，加劇“強幹弱枝”，朝廷積攢了太多的財富令王室和重臣更有了奢靡的條件；而地方經濟凋敝，民生艱苦，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一旦碰上強大的外力，則成土崩瓦解之勢。
中國帝制時代最後兩個王朝明與清，其統治層和明朝以前那些王朝相比，“奢靡指數”應該是比較低的。明太祖朱元璋起於寒微，秉政三十年，最擔心的就是屬下的官員以及後世繼位的子孫貪腐奢靡，為此做了非常詳細而嚴苛的規定。後世歷代皇帝，儘管在勤政儉樸上難以和開國太祖相比，但客觀地分析，一個擁有最龐大帝國的統治者，其生活奢靡程度並無超過前代王朝，也不能和古羅馬帝國相比。即使是懶政誤國的萬曆帝，生活奢靡程度和他處於的地位相比較，也算不了什麼，明代亡國之君崇禎從私德上來說，其勤儉程度，中國帝制史上也沒幾個皇帝比得上。到了明朝後期，許多宗室子弟生活落魄，和一般窮老百姓無異。可以說，明亡的原因，內因是社會的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剩餘勞動力無法像今天一樣，轉向工商業，大戶人家積累的財富亦不能用於投資可容納海量就業者的近代工商業；外因是“萬曆三大征”耗空國庫，加上後金的崛起。
“勤儉秀”解決不了難題
皇帝的勤儉只具有道德上的象徵意義，於國事無補。
清代和明代相似，皇帝的勤儉程度還超過了明代。即使是國力最強盛的康雍乾三代，康熙、雍正較為勤儉，乾隆帝雖有過耗資不菲的數次江南巡遊，但放在整個版圖空前廣闊、臣民數億的大帝國里，也算不了什麼。可惜康雍乾三朝，帝國未能進行轉型，仍然延續傳統的農業帝國管理模式，當人口劇增、土地承載力有限時，貧富懸殊拉大，社會矛盾激化。等到喜歡“勤儉秀”嘉慶、道光兩位父子執政時，靠農業社會的生產與管理模式無法解決這些難題，皇帝的勤儉更是幾乎沒什麼用處，無法阻止白蓮教、太平天國這樣的民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