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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倡個人中心,進行宗派拉攏。
丁玲自己說過要占有別人的心。周圍如果不圍繞著一群人,對她恭維,聽她使喚,她便感到寂寞。因此,必然要有一套攻心戰術。這便是感情拉攏,宗派活動。這手段最容易施展的就是對自己所領導的幹部,對自己所教導的學員。
對幹部實行家長式的領導,無原則的遷就,包庇錯誤,拉拉扯扯。對學員便儼然看成自己的人,把青年作者都分成了“他的”“我的”,象餵的鳥、養的花一樣。招待聶魯達、愛倫堡也邀請一群自己的得意門生作陪(主觀上可能有幾種好意,讓年輕人見見場面,長長見識,讓外國人看看中國的新生力量),實際上是擺擺陣勢,向外國人炫耀炫耀自己。這種作風,很類似吳祖光的“小家族”。吳祖光是民主人士,自封為“小家族”的家長,丁玲是黨員,她不是也自稱為“黨內的姑媽”嗎?象吳祖光一樣,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里也組成了她的“小家族”——比吳氏“小家族”大約還要大一些,還要紅火熱鬧一些,因為在鼓樓下既有合法的機構,在多福巷又有秘書、又有政委,進行拉攏私人關係,比吳祖光具備著更多的有利條件。
既然丁玲喜歡以個人為中心,來搞小圈子、小宗派的活動,那麼就不可能不是對黨、對自己所不滿意的人,散布流言蜚語:周揚怎麼樣,劉白羽怎麼樣,趙樹理怎麼樣……“他們”、“我們”,壁壘森嚴,界限劃的很清楚。自己手下的人,別人碰不的,甚至好話也說不的,周揚同志在作協理事擴大會上提到劉真的小說,丁玲心裡就受不了了,周揚同志到文研所講課,找幾個學員談了談話,也引起丁玲的反感……甚至在學員結業的會上,講出“文研所可以作你們的靠山”這種話來。以至對徐光耀說:“部隊如果不讓你下去,寫信來文藝處告狀!”因此,許多人便把心交給了丁玲,賣身投靠。覺得有了這麼一位大作家做靠山,黨不黨倒不放在眼裡了。
丁玲的危害是怎樣形成的呢?
第三十五章(5)
(一)丁玲在從事文學教育事業的活動中,自覺與不自覺的散布了這麼多的毒素,其思想根源在於自己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她把文學事業看作獵取個人名位的手段,所以她利用自己“聲望”,目無組織,只聽奉承話,一句也批評不得。稍不如意,就牢騷滿腹,怨氣衝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和個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誼放在集體利益之上,把自己看成黨的文藝隊伍中的顯貴。煽起一陣邪風,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使著受了這種毒害的青年,熱衷於追逐名利,不願過艱苦的生活,不願從事艱苦的勞動,為黨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群眾服務,慢慢只變成了空話,因而必然的結果是一天天和黨疏遠、和人民疏遠、政治熱情衰退。
(二)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能夠大量放毒,當然不僅僅是她一個人單槍匹馬進行活動的結果。研究所與講習所的幹部,是有一定責任的。因為丁玲當所長是兼職,她本人來的並不多,講課講話也只有數幾次,同時也不是全部學員都到她家裡去過。而整個文研所瀰漫著對丁玲個人崇拜的空氣,這種空氣直到以後的文講所也還“餘風未泯”。據康濯同志檢查:文研所的幹部,至少在以下三點上,是在丁玲思想影響下又幫助丁玲擴大了消極影響:(1)提倡對丁玲的個人崇拜、從創辦的傳奇到掛象,一直到教學計劃中五四以來新文學部分關於丁玲作品的課堂講授。(2)宣揚文研所一貫正確。相形之下別人都是累犯錯誤;宣揚文研所是文藝黨校,是文藝的最高學府。使著不少人都有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之感。(3)把創作看得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創作高。對畢業學員也是片面地強調能寫出作品來,實際上很少進行服從組織、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與文學的黨性原則背道而馳的。
康濯同志這種檢查,是正確的、合乎實際的。如果沒有助手,丁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不可能在文研所泛濫起來。
丁玲在散布毒素,文研所到文講所都不能說很好的貫徹了文學的黨性原則來進行教學,但是在這裡學習的學員,中毒深淺,各有不同。有人感到學到的好處多些,有人則受毒比較深。為什麼?個人的抗毒力有所不同。有賣的,也必須有買的。丁玲能夠放毒,還是有她的市場的,也就是說,在我們大家的思想當中,具有著接受毒害的基礎。一本書主義也好、驕傲也好、感情結合也好、“士為知己者死”也好,對多數人說來,原來都有這些東西。所以一拍即合。也許有的原來樸素一些,經過培養,就茂盛起來了,象李涌同志,貧農子弟,小八路出身、又是榮譽軍人,本來是很單純的,但是卻有著強烈的發表欲,這也是一本書主義……這種思想種子得到一定的陽光和水分,自然就會發芽生長,因而找靠山,那眼睛打賭,都不是奇怪的事。有的同志年紀大些,受舊社會不良習氣的沾染更多些,個人主義也就更多些,向遠斐同志、陳登科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作過自我檢討,有的同志年紀輕些,十幾歲上就解放了,完全是新社會裡長大的,但是由於單純,更容易上當,象胡昭同志、劉真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進行過檢討。——在整個社會主義時代,還不能徹底剷除產生個人主義的社會根源。所以決不能放鬆對自己的鞭策和檢查,要時刻警惕著,不要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時代,墮落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
丁玲自己說過要占有別人的心。周圍如果不圍繞著一群人,對她恭維,聽她使喚,她便感到寂寞。因此,必然要有一套攻心戰術。這便是感情拉攏,宗派活動。這手段最容易施展的就是對自己所領導的幹部,對自己所教導的學員。
對幹部實行家長式的領導,無原則的遷就,包庇錯誤,拉拉扯扯。對學員便儼然看成自己的人,把青年作者都分成了“他的”“我的”,象餵的鳥、養的花一樣。招待聶魯達、愛倫堡也邀請一群自己的得意門生作陪(主觀上可能有幾種好意,讓年輕人見見場面,長長見識,讓外國人看看中國的新生力量),實際上是擺擺陣勢,向外國人炫耀炫耀自己。這種作風,很類似吳祖光的“小家族”。吳祖光是民主人士,自封為“小家族”的家長,丁玲是黨員,她不是也自稱為“黨內的姑媽”嗎?象吳祖光一樣,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里也組成了她的“小家族”——比吳氏“小家族”大約還要大一些,還要紅火熱鬧一些,因為在鼓樓下既有合法的機構,在多福巷又有秘書、又有政委,進行拉攏私人關係,比吳祖光具備著更多的有利條件。
既然丁玲喜歡以個人為中心,來搞小圈子、小宗派的活動,那麼就不可能不是對黨、對自己所不滿意的人,散布流言蜚語:周揚怎麼樣,劉白羽怎麼樣,趙樹理怎麼樣……“他們”、“我們”,壁壘森嚴,界限劃的很清楚。自己手下的人,別人碰不的,甚至好話也說不的,周揚同志在作協理事擴大會上提到劉真的小說,丁玲心裡就受不了了,周揚同志到文研所講課,找幾個學員談了談話,也引起丁玲的反感……甚至在學員結業的會上,講出“文研所可以作你們的靠山”這種話來。以至對徐光耀說:“部隊如果不讓你下去,寫信來文藝處告狀!”因此,許多人便把心交給了丁玲,賣身投靠。覺得有了這麼一位大作家做靠山,黨不黨倒不放在眼裡了。
丁玲的危害是怎樣形成的呢?
第三十五章(5)
(一)丁玲在從事文學教育事業的活動中,自覺與不自覺的散布了這麼多的毒素,其思想根源在於自己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她把文學事業看作獵取個人名位的手段,所以她利用自己“聲望”,目無組織,只聽奉承話,一句也批評不得。稍不如意,就牢騷滿腹,怨氣衝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和個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誼放在集體利益之上,把自己看成黨的文藝隊伍中的顯貴。煽起一陣邪風,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使著受了這種毒害的青年,熱衷於追逐名利,不願過艱苦的生活,不願從事艱苦的勞動,為黨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群眾服務,慢慢只變成了空話,因而必然的結果是一天天和黨疏遠、和人民疏遠、政治熱情衰退。
(二)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能夠大量放毒,當然不僅僅是她一個人單槍匹馬進行活動的結果。研究所與講習所的幹部,是有一定責任的。因為丁玲當所長是兼職,她本人來的並不多,講課講話也只有數幾次,同時也不是全部學員都到她家裡去過。而整個文研所瀰漫著對丁玲個人崇拜的空氣,這種空氣直到以後的文講所也還“餘風未泯”。據康濯同志檢查:文研所的幹部,至少在以下三點上,是在丁玲思想影響下又幫助丁玲擴大了消極影響:(1)提倡對丁玲的個人崇拜、從創辦的傳奇到掛象,一直到教學計劃中五四以來新文學部分關於丁玲作品的課堂講授。(2)宣揚文研所一貫正確。相形之下別人都是累犯錯誤;宣揚文研所是文藝黨校,是文藝的最高學府。使著不少人都有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之感。(3)把創作看得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創作高。對畢業學員也是片面地強調能寫出作品來,實際上很少進行服從組織、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與文學的黨性原則背道而馳的。
康濯同志這種檢查,是正確的、合乎實際的。如果沒有助手,丁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不可能在文研所泛濫起來。
丁玲在散布毒素,文研所到文講所都不能說很好的貫徹了文學的黨性原則來進行教學,但是在這裡學習的學員,中毒深淺,各有不同。有人感到學到的好處多些,有人則受毒比較深。為什麼?個人的抗毒力有所不同。有賣的,也必須有買的。丁玲能夠放毒,還是有她的市場的,也就是說,在我們大家的思想當中,具有著接受毒害的基礎。一本書主義也好、驕傲也好、感情結合也好、“士為知己者死”也好,對多數人說來,原來都有這些東西。所以一拍即合。也許有的原來樸素一些,經過培養,就茂盛起來了,象李涌同志,貧農子弟,小八路出身、又是榮譽軍人,本來是很單純的,但是卻有著強烈的發表欲,這也是一本書主義……這種思想種子得到一定的陽光和水分,自然就會發芽生長,因而找靠山,那眼睛打賭,都不是奇怪的事。有的同志年紀大些,受舊社會不良習氣的沾染更多些,個人主義也就更多些,向遠斐同志、陳登科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作過自我檢討,有的同志年紀輕些,十幾歲上就解放了,完全是新社會裡長大的,但是由於單純,更容易上當,象胡昭同志、劉真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進行過檢討。——在整個社會主義時代,還不能徹底剷除產生個人主義的社會根源。所以決不能放鬆對自己的鞭策和檢查,要時刻警惕著,不要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時代,墮落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