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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倡個人中心，進行宗派拉攏。
丁玲自己說過要占有別人的心。周圍如果不圍繞著一群人，對她恭維，聽她使喚，她便感到寂寞。因此，必然要有一套攻心戰術。這便是感情拉攏，宗派活動。這手段最容易施展的就是對自己所領導的幹部，對自己所教導的學員。
對幹部實行家長式的領導，無原則的遷就，包庇錯誤，拉拉扯扯。對學員便儼然看成自己的人，把青年作者都分成了“他的”“我的”，象餵的鳥、養的花一樣。招待聶魯達、愛倫堡也邀請一群自己的得意門生作陪（主觀上可能有幾種好意，讓年輕人見見場面，長長見識，讓外國人看看中國的新生力量），實際上是擺擺陣勢，向外國人炫耀炫耀自己。這種作風，很類似吳祖光的“小家族”。吳祖光是民主人士，自封為“小家族”的家長，丁玲是黨員，她不是也自稱為“黨內的姑媽”嗎？象吳祖光一樣，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里也組成了她的“小家族”——比吳氏“小家族”大約還要大一些，還要紅火熱鬧一些，因為在鼓樓下既有合法的機構，在多福巷又有秘書、又有政委，進行拉攏私人關係，比吳祖光具備著更多的有利條件。
既然丁玲喜歡以個人為中心，來搞小圈子、小宗派的活動，那麼就不可能不是對黨、對自己所不滿意的人，散布流言蜚語：周揚怎麼樣，劉白羽怎麼樣，趙樹理怎麼樣……“他們”、“我們”，壁壘森嚴，界限劃的很清楚。自己手下的人，別人碰不的，甚至好話也說不的，周揚同志在作協理事擴大會上提到劉真的小說，丁玲心裡就受不了了，周揚同志到文研所講課，找幾個學員談了談話，也引起丁玲的反感……甚至在學員結業的會上，講出“文研所可以作你們的靠山”這種話來。以至對徐光耀說：“部隊如果不讓你下去，寫信來文藝處告狀！”因此，許多人便把心交給了丁玲，賣身投靠。覺得有了這麼一位大作家做靠山，黨不黨倒不放在眼裡了。
丁玲的危害是怎樣形成的呢？
第三十五章（5）
（一）丁玲在從事文學教育事業的活動中，自覺與不自覺的散布了這麼多的毒素，其思想根源在於自己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她把文學事業看作獵取個人名位的手段，所以她利用自己“聲望”，目無組織，只聽奉承話，一句也批評不得。稍不如意，就牢騷滿腹，怨氣衝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和個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誼放在集體利益之上，把自己看成黨的文藝隊伍中的顯貴。煽起一陣邪風，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使著受了這種毒害的青年，熱衷於追逐名利，不願過艱苦的生活，不願從事艱苦的勞動，為黨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群眾服務，慢慢只變成了空話，因而必然的結果是一天天和黨疏遠、和人民疏遠、政治熱情衰退。
（二）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能夠大量放毒，當然不僅僅是她一個人單槍匹馬進行活動的結果。研究所與講習所的幹部，是有一定責任的。因為丁玲當所長是兼職，她本人來的並不多，講課講話也只有數幾次，同時也不是全部學員都到她家裡去過。而整個文研所瀰漫著對丁玲個人崇拜的空氣，這種空氣直到以後的文講所也還“餘風未泯”。據康濯同志檢查：文研所的幹部，至少在以下三點上，是在丁玲思想影響下又幫助丁玲擴大了消極影響：（1）提倡對丁玲的個人崇拜、從創辦的傳奇到掛象，一直到教學計劃中五四以來新文學部分關於丁玲作品的課堂講授。（2）宣揚文研所一貫正確。相形之下別人都是累犯錯誤；宣揚文研所是文藝黨校，是文藝的最高學府。使著不少人都有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之感。（3）把創作看得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創作高。對畢業學員也是片面地強調能寫出作品來，實際上很少進行服從組織、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與文學的黨性原則背道而馳的。
康濯同志這種檢查，是正確的、合乎實際的。如果沒有助手，丁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不可能在文研所泛濫起來。
丁玲在散布毒素，文研所到文講所都不能說很好的貫徹了文學的黨性原則來進行教學，但是在這裡學習的學員，中毒深淺，各有不同。有人感到學到的好處多些，有人則受毒比較深。為什麼？個人的抗毒力有所不同。有賣的，也必須有買的。丁玲能夠放毒，還是有她的市場的，也就是說，在我們大家的思想當中，具有著接受毒害的基礎。一本書主義也好、驕傲也好、感情結合也好、“士為知己者死”也好，對多數人說來，原來都有這些東西。所以一拍即合。也許有的原來樸素一些，經過培養，就茂盛起來了，象李涌同志，貧農子弟，小八路出身、又是榮譽軍人，本來是很單純的，但是卻有著強烈的發表欲，這也是一本書主義……這種思想種子得到一定的陽光和水分，自然就會發芽生長，因而找靠山，那眼睛打賭，都不是奇怪的事。有的同志年紀大些，受舊社會不良習氣的沾染更多些，個人主義也就更多些，向遠斐同志、陳登科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作過自我檢討，有的同志年紀輕些，十幾歲上就解放了，完全是新社會裡長大的，但是由於單純，更容易上當，象胡昭同志、劉真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進行過檢討。——在整個社會主義時代，還不能徹底剷除產生個人主義的社會根源。所以決不能放鬆對自己的鞭策和檢查，要時刻警惕著，不要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時代，墮落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
丁玲自己說過要占有別人的心。周圍如果不圍繞著一群人，對她恭維，聽她使喚，她便感到寂寞。因此，必然要有一套攻心戰術。這便是感情拉攏，宗派活動。這手段最容易施展的就是對自己所領導的幹部，對自己所教導的學員。
對幹部實行家長式的領導，無原則的遷就，包庇錯誤，拉拉扯扯。對學員便儼然看成自己的人，把青年作者都分成了“他的”“我的”，象餵的鳥、養的花一樣。招待聶魯達、愛倫堡也邀請一群自己的得意門生作陪（主觀上可能有幾種好意，讓年輕人見見場面，長長見識，讓外國人看看中國的新生力量），實際上是擺擺陣勢，向外國人炫耀炫耀自己。這種作風，很類似吳祖光的“小家族”。吳祖光是民主人士，自封為“小家族”的家長，丁玲是黨員，她不是也自稱為“黨內的姑媽”嗎？象吳祖光一樣，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里也組成了她的“小家族”——比吳氏“小家族”大約還要大一些，還要紅火熱鬧一些，因為在鼓樓下既有合法的機構，在多福巷又有秘書、又有政委，進行拉攏私人關係，比吳祖光具備著更多的有利條件。
既然丁玲喜歡以個人為中心，來搞小圈子、小宗派的活動，那麼就不可能不是對黨、對自己所不滿意的人，散布流言蜚語：周揚怎麼樣，劉白羽怎麼樣，趙樹理怎麼樣……“他們”、“我們”，壁壘森嚴，界限劃的很清楚。自己手下的人，別人碰不的，甚至好話也說不的，周揚同志在作協理事擴大會上提到劉真的小說，丁玲心裡就受不了了，周揚同志到文研所講課，找幾個學員談了談話，也引起丁玲的反感……甚至在學員結業的會上，講出“文研所可以作你們的靠山”這種話來。以至對徐光耀說：“部隊如果不讓你下去，寫信來文藝處告狀！”因此，許多人便把心交給了丁玲，賣身投靠。覺得有了這麼一位大作家做靠山，黨不黨倒不放在眼裡了。
丁玲的危害是怎樣形成的呢？
第三十五章（5）
（一）丁玲在從事文學教育事業的活動中，自覺與不自覺的散布了這麼多的毒素，其思想根源在於自己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她把文學事業看作獵取個人名位的手段，所以她利用自己“聲望”，目無組織，只聽奉承話，一句也批評不得。稍不如意，就牢騷滿腹，怨氣衝天。斤斤計較個人得失和個人恩怨，把私人利益和私人友誼放在集體利益之上，把自己看成黨的文藝隊伍中的顯貴。煽起一陣邪風，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使著受了這種毒害的青年，熱衷於追逐名利，不願過艱苦的生活，不願從事艱苦的勞動，為黨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群眾服務，慢慢只變成了空話，因而必然的結果是一天天和黨疏遠、和人民疏遠、政治熱情衰退。
（二）丁玲在文研所到文講所能夠大量放毒，當然不僅僅是她一個人單槍匹馬進行活動的結果。研究所與講習所的幹部，是有一定責任的。因為丁玲當所長是兼職，她本人來的並不多，講課講話也只有數幾次，同時也不是全部學員都到她家裡去過。而整個文研所瀰漫著對丁玲個人崇拜的空氣，這種空氣直到以後的文講所也還“餘風未泯”。據康濯同志檢查：文研所的幹部，至少在以下三點上，是在丁玲思想影響下又幫助丁玲擴大了消極影響：（1）提倡對丁玲的個人崇拜、從創辦的傳奇到掛象，一直到教學計劃中五四以來新文學部分關於丁玲作品的課堂講授。（2）宣揚文研所一貫正確。相形之下別人都是累犯錯誤；宣揚文研所是文藝黨校，是文藝的最高學府。使著不少人都有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之感。（3）把創作看得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創作高。對畢業學員也是片面地強調能寫出作品來，實際上很少進行服從組織、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與文學的黨性原則背道而馳的。
康濯同志這種檢查，是正確的、合乎實際的。如果沒有助手，丁玲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不可能在文研所泛濫起來。
丁玲在散布毒素，文研所到文講所都不能說很好的貫徹了文學的黨性原則來進行教學，但是在這裡學習的學員，中毒深淺，各有不同。有人感到學到的好處多些，有人則受毒比較深。為什麼？個人的抗毒力有所不同。有賣的，也必須有買的。丁玲能夠放毒，還是有她的市場的，也就是說，在我們大家的思想當中，具有著接受毒害的基礎。一本書主義也好、驕傲也好、感情結合也好、“士為知己者死”也好，對多數人說來，原來都有這些東西。所以一拍即合。也許有的原來樸素一些，經過培養，就茂盛起來了，象李涌同志，貧農子弟，小八路出身、又是榮譽軍人，本來是很單純的，但是卻有著強烈的發表欲，這也是一本書主義……這種思想種子得到一定的陽光和水分，自然就會發芽生長，因而找靠山，那眼睛打賭，都不是奇怪的事。有的同志年紀大些，受舊社會不良習氣的沾染更多些，個人主義也就更多些，向遠斐同志、陳登科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作過自我檢討，有的同志年紀輕些，十幾歲上就解放了，完全是新社會裡長大的，但是由於單純，更容易上當，象胡昭同志、劉真同志都從這個角度上進行過檢討。——在整個社會主義時代，還不能徹底剷除產生個人主義的社會根源。所以決不能放鬆對自己的鞭策和檢查，要時刻警惕著，不要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時代，墮落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