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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天水行營規定，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封鎖，在陝北榆林一線，由高雙成、鄧寶珊部負責；在寧夏一線，由馬鴻逵、馬鴻賓部負責；胡宗南部則擔負封鎖陝甘寧邊區的正面：東起黃河西岸，經陝西省的秋林鎮、宜川、洛川、宜君、銅官（今銅川）、耀縣、口頭鎮、淳化、旬邑，接甘肅東部的寧縣、西峰鎮、鎮原，入寧夏境，經固原、黑城鎮，至同心城，北與馬鴻逵部的封鎖線銜接，總長達700餘華里。無疑，這是對中共陝甘寧邊區最重要的一段封鎖線。
築起“防共長城”（3）
在建立軍事封鎖線的過程中，胡宗南根據當年“圍剿”蘇區時的辦法，先根據地形繪製了軍隊布置圖，以胡部正規軍為骨幹，各地方保安團隊為輔，規定各部設防位置，修築縱深五道的封鎖溝牆與堡壘群。封鎖溝牆與碉堡群均須依照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部石印的《碉堡構築位置要圖》修築。碉堡群位置多選擇在便於發揚火力的高地上與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個母碉與幾個子碉組成；碉堡形狀，分四方形與五角形；母碉多系兩層，設有重機槍與步槍射擊孔，約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輕機槍與步槍射擊孔，約容一班兵力防守；一個碉堡群一般可容一連兵力；碉堡與碉堡之間用交通壕聯繫，壕上加掩蓋；碉堡外圍面向邊區一方，設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設置吊橋。這樣，通往陝甘寧邊區的一切交通要道都被封鎖線控扼。胡宗南在陝西三原與甘肅慶陽分設兩個軍事封鎖指揮部。褚靜亞（時任胡部第十六軍參謀長）：《蔣軍第十六軍對陝甘寧邊區設置障礙封鎖的經過》，刊《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
第二，配合陝、甘地方行政系統，對陝甘寧邊區實行政治、經濟封鎖與文化滲透。
胡宗南利用軍事封鎖線割裂開國統區與陝甘寧邊區的聯繫，檢查與阻撓雙方人員的往來，扣留與逮捕投奔邊區的全國各地青年與邊區進出人員，限制與扣阻各種軍用與民用物資進入陝甘寧邊區；在這同時，他又力促與配合陝、甘地方行政系統，在各地建立嚴密的保甲組織，編組地方武裝，建立軍民統一、全面動員的指揮體制等；在與陝甘寧邊區接壤的關鍵地區，如關中北面的黃龍山區，則設立一種特殊的黨政軍一元化的行政機構，稱“黃龍山設置局”，以加強對國統區人民的控制，配合胡部軍隊的軍事封鎖線，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全面封鎖。
胡宗南為加強他個人對陝、甘地方行政的控制與影響，在抗戰期間，先後調派與推薦自己的親信幹部到陝、甘地方行政上擔任要職，如以梁干橋任耀縣地區專員，蔣堅忍任大荔地區專員，趙寓心任彬州地區專員，傅雲任榆林地區專員，胡受謙任天水地區專員，胡公冕任岷縣地區專員，趙龍文任甘肅省民政廳長等。同時，胡宗南對陝、甘兩省地方上的國民黨黨政骨幹分子，如彭昭賢、李猶龍等，加意拉攏，終為胡所用。
1940年10月間，胡宗南報經重慶軍委會同意，在西安正式成立了“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總指揮部”，作為陝省組訓民眾的最高領導機構，以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兼總指揮，但蔣從不過問，胡宗南以駐軍首長身份兼任副總指揮，實際主持之，胡宗南之下，陶峙岳任參謀長，彭昭賢任副參謀長，梁干橋任參謀處長，蔣堅忍任組訓組長，唐奇任總務處長。後來在其下設兩個區指揮部：一個是商、同區指揮部，以第一軍軍長李鐵軍任總指揮；另一個是彬、洛區指揮部，以第十六軍軍長董釗任總指揮。“戰干四團”的大批學生被派遣到各地任鄉、保長與指導員。胡宗南通過這個組織龐大的機構，更公開地與更大量地插手、干預地方行政工作，任免地方行政人員，從鄉、保長直至縣長，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對陝、甘地方行政的控制。參見沈雲龍等：《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訪問記錄》，刊(台北)《口述歷史》總第2期。
築起“防共長城”（4）
為了與中共的宣傳活動相對抗，胡宗南與陝西省當局以西安為中心，創辦各種報紙刊物，重要的有《西北文化日報》《抗戰與文化》《文化導報》等，編印多種反共書籍，如《延安歸來》《延安剪影》《延安實況》等，進行反共宣傳。對一些叛變中共的理論家，如葉青（任卓宣）、柳寧、劉一宇（劉仁靜）、丁逢白、張滌非等，胡宗南將他們迎養在西安，讓他們寫文章，辦刊物，專門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進行批判。
第三，在1939年底，侵犯“囊形地帶”，參與發動了第一次國共軍事摩擦高潮。
在胡宗南部對陝甘寧邊區的千里封鎖線上，在陝、甘交界處的淳化、旬邑、正寧、寧縣、鎮原五縣地區，形成了一塊向南突出的地帶--陝甘寧邊區的關中分區。胡宗南及其部屬習慣地稱這塊地帶為“囊形地帶”。這塊地帶一直使胡宗南坐臥不安。因為在胡看來，這塊地帶的五縣不屬行政院劃定的陝甘寧特區政府管轄範圍，為中共非法霸占；更為重要的是，這塊囊形地帶位於洛川側後。插入國統區，向南可進逼西安，向東可切斷咸（陽）榆（林）公路，向西可威逼甘肅，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一直想奪取這塊戰略要地，並可將從宜川到固原的封鎖線拉成一條直線，節省許多兵力。
築起“防共長城”（3）
在建立軍事封鎖線的過程中，胡宗南根據當年“圍剿”蘇區時的辦法，先根據地形繪製了軍隊布置圖，以胡部正規軍為骨幹，各地方保安團隊為輔，規定各部設防位置，修築縱深五道的封鎖溝牆與堡壘群。封鎖溝牆與碉堡群均須依照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部石印的《碉堡構築位置要圖》修築。碉堡群位置多選擇在便於發揚火力的高地上與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個母碉與幾個子碉組成；碉堡形狀，分四方形與五角形；母碉多系兩層，設有重機槍與步槍射擊孔，約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輕機槍與步槍射擊孔，約容一班兵力防守；一個碉堡群一般可容一連兵力；碉堡與碉堡之間用交通壕聯繫，壕上加掩蓋；碉堡外圍面向邊區一方，設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設置吊橋。這樣，通往陝甘寧邊區的一切交通要道都被封鎖線控扼。胡宗南在陝西三原與甘肅慶陽分設兩個軍事封鎖指揮部。褚靜亞（時任胡部第十六軍參謀長）：《蔣軍第十六軍對陝甘寧邊區設置障礙封鎖的經過》，刊《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
第二，配合陝、甘地方行政系統，對陝甘寧邊區實行政治、經濟封鎖與文化滲透。
胡宗南利用軍事封鎖線割裂開國統區與陝甘寧邊區的聯繫，檢查與阻撓雙方人員的往來，扣留與逮捕投奔邊區的全國各地青年與邊區進出人員，限制與扣阻各種軍用與民用物資進入陝甘寧邊區；在這同時，他又力促與配合陝、甘地方行政系統，在各地建立嚴密的保甲組織，編組地方武裝，建立軍民統一、全面動員的指揮體制等；在與陝甘寧邊區接壤的關鍵地區，如關中北面的黃龍山區，則設立一種特殊的黨政軍一元化的行政機構，稱“黃龍山設置局”，以加強對國統區人民的控制，配合胡部軍隊的軍事封鎖線，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全面封鎖。
胡宗南為加強他個人對陝、甘地方行政的控制與影響，在抗戰期間，先後調派與推薦自己的親信幹部到陝、甘地方行政上擔任要職，如以梁干橋任耀縣地區專員，蔣堅忍任大荔地區專員，趙寓心任彬州地區專員，傅雲任榆林地區專員，胡受謙任天水地區專員，胡公冕任岷縣地區專員，趙龍文任甘肅省民政廳長等。同時，胡宗南對陝、甘兩省地方上的國民黨黨政骨幹分子，如彭昭賢、李猶龍等，加意拉攏，終為胡所用。
1940年10月間，胡宗南報經重慶軍委會同意，在西安正式成立了“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總指揮部”，作為陝省組訓民眾的最高領導機構，以陝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兼總指揮，但蔣從不過問，胡宗南以駐軍首長身份兼任副總指揮，實際主持之，胡宗南之下，陶峙岳任參謀長，彭昭賢任副參謀長，梁干橋任參謀處長，蔣堅忍任組訓組長，唐奇任總務處長。後來在其下設兩個區指揮部：一個是商、同區指揮部，以第一軍軍長李鐵軍任總指揮；另一個是彬、洛區指揮部，以第十六軍軍長董釗任總指揮。“戰干四團”的大批學生被派遣到各地任鄉、保長與指導員。胡宗南通過這個組織龐大的機構，更公開地與更大量地插手、干預地方行政工作，任免地方行政人員，從鄉、保長直至縣長，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對陝、甘地方行政的控制。參見沈雲龍等：《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訪問記錄》，刊(台北)《口述歷史》總第2期。
築起“防共長城”（4）
為了與中共的宣傳活動相對抗，胡宗南與陝西省當局以西安為中心，創辦各種報紙刊物，重要的有《西北文化日報》《抗戰與文化》《文化導報》等，編印多種反共書籍，如《延安歸來》《延安剪影》《延安實況》等，進行反共宣傳。對一些叛變中共的理論家，如葉青（任卓宣）、柳寧、劉一宇（劉仁靜）、丁逢白、張滌非等，胡宗南將他們迎養在西安，讓他們寫文章，辦刊物，專門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進行批判。
第三，在1939年底，侵犯“囊形地帶”，參與發動了第一次國共軍事摩擦高潮。
在胡宗南部對陝甘寧邊區的千里封鎖線上，在陝、甘交界處的淳化、旬邑、正寧、寧縣、鎮原五縣地區，形成了一塊向南突出的地帶--陝甘寧邊區的關中分區。胡宗南及其部屬習慣地稱這塊地帶為“囊形地帶”。這塊地帶一直使胡宗南坐臥不安。因為在胡看來，這塊地帶的五縣不屬行政院劃定的陝甘寧特區政府管轄範圍，為中共非法霸占；更為重要的是，這塊囊形地帶位於洛川側後。插入國統區，向南可進逼西安，向東可切斷咸（陽）榆（林）公路，向西可威逼甘肅，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一直想奪取這塊戰略要地，並可將從宜川到固原的封鎖線拉成一條直線，節省許多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