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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說：“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孫子兵法•計篇》。保守機密為軍隊的第一生命。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黨政軍機關在組織人事制度上的嚴重缺陷，以及胡宗南個人性格與作風上粗疏自傲等致命弱點，導致熊匯荃等中共情報人員長期在胡宗南身邊卓有成效地進行情報活動。這正是胡宗南部在未來與中共鬥爭中屢遭挫折並最終失敗的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在本書後面章節我們將要看到。
築起“防共長城”（1）
築起“防共長城”
不出周恩來所料，在1938年10月武漢淪陷、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後，國、共兩黨的關係開始轉向緊張。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中的一些當權派對中共力量的迅速發展日益憂慮與恐慌，紛起要求進行限制、防範與打擊。
胡宗南，作為國民政府在陝西前線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對中共力量的迅猛發展與影響擴大感受尤深，越來越不安，思慮著防範與應對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師關中坐鎮西安後，聽到陝甘各專區與中共的陝甘寧邊區摩擦事件不斷發生，就日益對中共力量的增長擔心與不滿。他在與部下的談話中，經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緒。他常說：“抗日戰爭即使失敗而亡於日本，還有復國的可能；若因抗戰而使中共的力量擴大到動搖國本，則將永無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蔣介石建議：“為長治久安計，必須加強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削弱並壓縮共產黨勢力，俾在有利時機一舉而殲滅之。”范漢傑：《抗戰時期胡宗南部封鎖陝甘寧邊區的罪惡》，刊《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頁。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軍事會議期間，蔣介石專門召集胡宗南等少數親信將領舉行秘密會議，對防範與打擊共產黨作了許多指示。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通過了《防止異黨活動辦法》，正式制訂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決心更加堅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級將領說：“我們必須準備和積蓄我們的力量，我們必須限制中共的發展。”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頁。
作為國民政府在陝西前線最高軍事指揮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戰線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不久，就專門去重慶向蔣介石匯報中共在陝、甘一帶的活動，提出多項防共、限共與反共的建議。蔣介石一改常態，正襟危坐，聚精會神地傾聽胡宗南陳述意見。胡足足談了兩個鐘頭。他說：“今日本黨的真正敵人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國際形勢一天一天在變化，日本人要對付俄國，又要對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們進攻，所以日本人絕對消滅不了我們。但共產黨卻利用這個機會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了，這是一個最可怕的敵人。過去在江西、湖北一帶，我們和他們打了七八年，消滅不了他們。現在共產黨的力量已經發展到了整個華北地區，而且還伸入到了江蘇、安徽的大部分地區。在我們控制的地區里，他們也到處發展組織，進行種種宣傳，破壞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這樣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們想維持這個局面都不可能了。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
築起“防共長城”（2）
這是多麼可怕！”因此，胡宗南提出：“我們必須和他們鬥爭。”“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區域裡限制他們的活動。但這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我們還要和共產黨爭淪陷區。”同上書，第91頁。
胡宗南對中共的看法與態度，與蔣介石完全一致。蔣介石讓胡宗南坐鎮關中，給他的戰略任務，除了“東御日寇”，第二項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開始，胡宗南指揮所部，對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進行了多年嚴密的包圍、封鎖、摩擦、挑釁，直至挑起內戰。胡宗南及其統率的大軍力圖在西北築起一道“防共長城”。
第一，建立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封鎖線。
陝甘寧邊區，原是在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指定陝西洛川以北、綏德以南以及甘肅、寧夏東部的部分地區，以延安為中心，劃歸中共方面管轄，稱陝甘寧特區。該地區地廣人稀，地瘠民貧。但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成立了以林伯渠為主席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竟將此地建成中共領導的第一重要的根據地，成為中共各解放區的總後方。
國民政府方面對陝甘寧邊區日益增大的影響越來越不安。在抗戰開始階段，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是很稀鬆的，“所謂陝北封鎖線，在抗戰初期，原不過少數陝西省保安部隊在有限之交通隘口，清查行人，照料衣食。‘匪’方亦復如是。”《胡上將宗南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48頁。但在1939年以後情況不一樣了。1939年6月10日，蔣介石密電朱紹良與胡宗南，令他們“利用涵潼及黃河天險”，在各戰略要點布置重兵，加緊封鎖陝甘寧邊區，嚴防“陝北奸偽”，還令胡宗南在雙石鋪設預備指揮所。《蔣介石致朱紹良、胡宗南等電》（1939年6月10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藏(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根據蔣介石的指示，以天水行營的“黨政軍特聯匯報”為最高領導決策機構，指導陝、甘、寧、綏四省各部門，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首先是建立軍事封鎖線，這主要由胡宗南部承擔。
築起“防共長城”（1）
築起“防共長城”
不出周恩來所料，在1938年10月武漢淪陷、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以後，國、共兩黨的關係開始轉向緊張。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中的一些當權派對中共力量的迅速發展日益憂慮與恐慌，紛起要求進行限制、防範與打擊。
胡宗南，作為國民政府在陝西前線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對中共力量的迅猛發展與影響擴大感受尤深，越來越不安，思慮著防範與應對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師關中坐鎮西安後，聽到陝甘各專區與中共的陝甘寧邊區摩擦事件不斷發生，就日益對中共力量的增長擔心與不滿。他在與部下的談話中，經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緒。他常說：“抗日戰爭即使失敗而亡於日本，還有復國的可能；若因抗戰而使中共的力量擴大到動搖國本，則將永無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蔣介石建議：“為長治久安計，必須加強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削弱並壓縮共產黨勢力，俾在有利時機一舉而殲滅之。”范漢傑：《抗戰時期胡宗南部封鎖陝甘寧邊區的罪惡》，刊《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頁。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軍事會議期間，蔣介石專門召集胡宗南等少數親信將領舉行秘密會議，對防範與打擊共產黨作了許多指示。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通過了《防止異黨活動辦法》，正式制訂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決心更加堅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級將領說：“我們必須準備和積蓄我們的力量，我們必須限制中共的發展。”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頁。
作為國民政府在陝西前線最高軍事指揮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戰線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不久，就專門去重慶向蔣介石匯報中共在陝、甘一帶的活動，提出多項防共、限共與反共的建議。蔣介石一改常態，正襟危坐，聚精會神地傾聽胡宗南陳述意見。胡足足談了兩個鐘頭。他說：“今日本黨的真正敵人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國際形勢一天一天在變化，日本人要對付俄國，又要對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們進攻，所以日本人絕對消滅不了我們。但共產黨卻利用這個機會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了，這是一個最可怕的敵人。過去在江西、湖北一帶，我們和他們打了七八年，消滅不了他們。現在共產黨的力量已經發展到了整個華北地區，而且還伸入到了江蘇、安徽的大部分地區。在我們控制的地區里，他們也到處發展組織，進行種種宣傳，破壞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這樣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們想維持這個局面都不可能了。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
築起“防共長城”（2）
這是多麼可怕！”因此，胡宗南提出：“我們必須和他們鬥爭。”“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區域裡限制他們的活動。但這是不夠的，我們應該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我們還要和共產黨爭淪陷區。”同上書，第91頁。
胡宗南對中共的看法與態度，與蔣介石完全一致。蔣介石讓胡宗南坐鎮關中，給他的戰略任務，除了“東御日寇”，第二項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開始，胡宗南指揮所部，對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進行了多年嚴密的包圍、封鎖、摩擦、挑釁，直至挑起內戰。胡宗南及其統率的大軍力圖在西北築起一道“防共長城”。
第一，建立對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封鎖線。
陝甘寧邊區，原是在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指定陝西洛川以北、綏德以南以及甘肅、寧夏東部的部分地區，以延安為中心，劃歸中共方面管轄，稱陝甘寧特區。該地區地廣人稀，地瘠民貧。但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成立了以林伯渠為主席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竟將此地建成中共領導的第一重要的根據地，成為中共各解放區的總後方。
國民政府方面對陝甘寧邊區日益增大的影響越來越不安。在抗戰開始階段，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是很稀鬆的，“所謂陝北封鎖線，在抗戰初期，原不過少數陝西省保安部隊在有限之交通隘口，清查行人，照料衣食。‘匪’方亦復如是。”《胡上將宗南年譜》，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9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48頁。但在1939年以後情況不一樣了。1939年6月10日，蔣介石密電朱紹良與胡宗南，令他們“利用涵潼及黃河天險”，在各戰略要點布置重兵，加緊封鎖陝甘寧邊區，嚴防“陝北奸偽”，還令胡宗南在雙石鋪設預備指揮所。《蔣介石致朱紹良、胡宗南等電》（1939年6月10日），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藏(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根據蔣介石的指示，以天水行營的“黨政軍特聯匯報”為最高領導決策機構，指導陝、甘、寧、綏四省各部門，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首先是建立軍事封鎖線，這主要由胡宗南部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