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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結束的那天晚上,蔣介石又召集胡宗南等嫡系親信將領舉行了一次小型秘密會議,專門研究防範與對付中共力量的迅速發展。蔣介石對胡宗南等說:“我們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隊犧牲是這樣大,但是共產黨卻利用了這個機會,大大擴充勢力。它們的軍事力量,不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區,而且發展到了河北、山東、河南、安徽、蘇北等地;他們政治的滲入更是厲害,在我們控制的地區里,也是大力發展組織,大量吸收青年到陝北去。這樣下去,我們不是亡於日本帝國主義,而是會亡於共產黨。”同上。蔣介石要求胡宗南駐防關中,不僅防範日軍西犯,還要防堵中共力量在西北的發展。

  在武功會議上,決定重新劃分戰區,減少部隊指揮級數。蔣介石下令,撤銷委員長西安行營,改設委員長天水行營(先暫駐西安),以原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為行營主任。天水行營名義上下轄河南的第一戰區(衛立煌繼任司令長官)、山西的第二戰區(閻錫山司令長官)、蘭州的第八戰區(朱紹良繼任司令長官)和在西安新設的第十戰區(由原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為第十戰區司令長官),以及冀察戰區、蘇魯戰區共六個戰區,但實際上有名無實,各戰區都由軍委會直接指揮。

  坐鎮關中的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4)

  胡宗南部隸屬蔣鼎文的第十戰區。

  武功會議決定,在軍隊編制中撤銷軍團與旅兩級指揮機構。胡宗南的第十七軍團擴編為第三十四集團軍。蔣介石原意提拔胡宗南為該集團軍總司令,因胡宗南資歷尚淺,戰功不高,新近又因信陽事件遭受李宗仁控告,恐遭非議,就接受何應欽的建議,以第十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名義上兼任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而以胡宗南任副總司令兼代行總司令職權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頁。。此項任命在1939年1月14日公開發布。

  果然,在武功會議上,胡宗南不僅未因擅自撤離信陽事件受到處分,反而得到提拔重用。

  過了僅半年,到1939年8月4日,胡宗南就被蔣介石正式任命為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蔣鼎文不再兼職。

  這年胡宗南虛齡44歲。

  劉文輝

  胡宗南又成為黃埔畢業生中擔任集團軍總司令的第一人,成為關中乃至西北地區擁有最高軍職的帶兵將領。其直接控制與歸其督訓、節制的部隊,除有第三十四集團軍建制下的第一軍(軍長陶峙岳)、第十六軍(軍長董釗)、第九十軍(軍長李文),另還有第七十六軍(軍長李鐵軍)、第四十二軍(軍長楊德亮)、第七十一軍(軍長宋希濂)、第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第十二軍(軍長劉元瑭,為川軍劉文輝舊部)、新七軍(軍長曹大中)、騎兵師(師長馬祿)與第十九補訓處。駐軍遍及關中、甘肅與晉豫。

  胡宗南向蔣介石保薦宋希濂為第三十四集團軍的副總司令,集團軍參謀長由羅澤闓擔任。

  胡宗南的軍事實力迅速擴大。以胡宗南為首領的軍事集團在迅速形成與發展壯大。胡部大軍成為蔣介石最重要與最依賴的軍事力量之一,尤其成為蔣介石控制與經營西北這一重要戰略地區的軍事支柱。蔣介石根據西北的地理形勢與戰略位置,秘密交給胡宗南十六字的戰略任務與方針,這就是“東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內懾回馬”。其輕重次序是東、北、西、內。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頁;又見羅澤闓:《胡宗南先生蓋棺論定》,刊(台北)《革命人物誌》第11集,第62頁;但第四句為“內服四馬”,意同。

  根據蔣介石的上述指示精神,胡宗南將所轄各軍作如下布防:

  以主力第三十四集團軍守衛黃河河防,其中第一軍,以第一師守備潼關,第七十八師與第一六七師控制於華陰、華縣之間;第十六軍擔任朝邑至宜川以東河防;第九十軍控制於韓城、郃陽一線;另以第二十七軍、第三十六軍、第七十六軍等為機動部隊。不久第二十七軍開往晉南中條山;第四十二軍駐防甘肅。

  以陝西與甘肅的地方保安旅協同部分主力部隊封鎖中共的陝甘寧邊區。

  第七軍分校與戰干四團(1)

  第七軍分校與戰干四團

  胡宗南自帶兵以來,在擴充自己軍事實力的同時,一貫十分注意培養自己的軍政幹部與培訓、提高幹部的軍政素質。被人稱為“訓練萬能”。以前胡宗南曾舉辦過都辦過各種形式的軍官訓練班,如在1931年駐軍開封期間,創辦了“第一師軍官訓練班”,在1934年到1935年駐軍天水期間,創辦了“中央軍校西北軍官訓練班”,在1936年駐軍長沙期間,創辦了“第一軍軍官暑期訓練班”,在1937年駐軍徐州期間,舉辦了“第一軍軍官短期訓練班”等。現在,他駐節西安,手握重兵,成為方面大員,更加重視此道。

  首先,胡宗南在蔣介石的允許與支持下,利用抗戰軍事急需大批軍政幹部人才,主持創辦了“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以培養部隊的軍事政治幹部。胡宗南曾對親信部下說:“委座統一中國,靠辦黃埔;我們要繼承大業,就一定要辦好七分校。”胡宗南的主任秘書、第七軍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余紀忠稱胡宗南辦第七軍分校是“煞費苦心”、“席不暇暖”、“一飯三吐哺”。楊健:《胡宗南與第七分校》,刊《陝西文史資料》第八輯,第95~96頁。情況也的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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