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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頭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傳統，六十多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創建中國第一個攝影團體——“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廟前，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歐戰成名的名記者蕭乾就是他的門生。在北大37樓432宿舍的棉被裡，我用飯盆沖洗了平生第一個黑自膠捲。
在國際政治系，我始終算不上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橘詐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歷史系羅榮渠、國政系王炳元的戰爭史我最感興趣，偶爾還跑到紅山口的軍事學院去偷聽。好在北大民主科學、自由容忍，於什麼都沒人管，各班沒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這樣不務正業的流寇四處亂走，邊走邊聽。
1992年在班加西，我與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過他的《綠皮書》。天長日久校園內漸有虛名，物理系79級一位姓黃的學兄慕名而來和我探討航空母艦的前甲板，力學系去38軍坦克6師考察，也捎上我。儘管我也亦步亦趨跟在同學屁股後面鑽圖書館，可“其東走者同，所以東走者異也”。拋開老師開的必讀書目，英國《簡氏武器系統》、《簡氏艦船年鑑》等成了我的寵物，一套“時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課本中種種費解的闡述產生懷疑。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戰地記者闖進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人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鎮壓學生，他身背相機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並肩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二戰中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第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巴頓將軍……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響地雷，還不忘最後一次按下快門，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日記本上：“他不僅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下一種精神。”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是卡帕轉世的錯覺，仿佛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連身上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千真萬確，我們倆都在18歲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同樣狹隘自負，堅信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
三
1983年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他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學生。校長江平、黨委書記解戰原看在校友面上對我照顧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斷刊登我照片的編輯正是同年從北大分來的校友查海生，以後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詩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殉詩。
扭轉我教書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學，也是同一年從北大分到政法大學教書的沈紅，她對我“痴迷的攝影癖”大加讚賞，建議我去投考新華社攝影部。與此同時，我考中了《中國青年報）國際部。當時該報正籌辦《青年參考》，負責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兩級的師兄，同一個系的學生主考，我自然在應試者中穩拔頭籌。但我最終放棄了《中國青年報》，因為我更想當“橫行世界”的攝影記者。我的同學穆曉楓當校學生會秘書長時，我給他當過記者，由於痴迷攝影居然還當選為校學生會優秀幹部。他與我同學四年，堅信我有從事新聞事業的勇敢誠實，而且生來一張直腸子驢才有的大嘴，最適合去新華社。
新華社攝影部一大幫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畢業生，先民主後科學，最終面試猶如王八瞅綠豆。一位姓謝的副主任還隨手送我一隻三條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勵。主任徐佑珠則一再把我投放到災難、探險、暴亂乃至戰火之中。
我以行動敏捷不畏刀劍日夜工作獨家新聞而屢受社長褒獎。後來才發現社長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順”走北大一把鑰匙的北大學長。此後徒步長城、可可西里探險、秦嶺追熊貓、神農架找野人處處離不開北大前輩。
1990年12月，海灣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我單槍匹馬經伊斯坦堡、安曼闖入巴格達。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神態凝重，正在屋頂上畫五星紅旗以防挨炸，對我的貿然前來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東語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個中國人的生命負責。海灣危機以來，鄭大使已組織上萬人馬經約旦回國，而我卻逆人流而入給大使添亂。我現在仍保存著一張攝自巴格達西北魯特巴的照片，一個直徑十多米的大彈坑旁，站著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東語系畢業）、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畢業）。
曹彭齡將軍不僅北大畢業，還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將軍雖為武人，可著作頗豐，這也許是家學淵源所致吧。戰爭中曹武官對我處處照顧，源於北大民主科學教育傳統，我們關於戰爭態勢的分析也較為一致，忘年的管鮑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戰時跨國界流動採訪，除人地生疏語言障礙外，戰時法規、新聞審查、散兵流彈都會使孤身一人的記者陷入災難。
北大素有拍照傳統，六十多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創建中國第一個攝影團體——“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廟前，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歐戰成名的名記者蕭乾就是他的門生。在北大37樓432宿舍的棉被裡，我用飯盆沖洗了平生第一個黑自膠捲。
在國際政治系，我始終算不上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橘詐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歷史系羅榮渠、國政系王炳元的戰爭史我最感興趣，偶爾還跑到紅山口的軍事學院去偷聽。好在北大民主科學、自由容忍，於什麼都沒人管，各班沒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這樣不務正業的流寇四處亂走，邊走邊聽。
1992年在班加西，我與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過他的《綠皮書》。天長日久校園內漸有虛名，物理系79級一位姓黃的學兄慕名而來和我探討航空母艦的前甲板，力學系去38軍坦克6師考察，也捎上我。儘管我也亦步亦趨跟在同學屁股後面鑽圖書館，可“其東走者同，所以東走者異也”。拋開老師開的必讀書目，英國《簡氏武器系統》、《簡氏艦船年鑑》等成了我的寵物，一套“時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課本中種種費解的闡述產生懷疑。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戰地記者闖進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人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鎮壓學生，他身背相機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並肩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二戰中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第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巴頓將軍……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響地雷，還不忘最後一次按下快門，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日記本上：“他不僅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下一種精神。”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是卡帕轉世的錯覺，仿佛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連身上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千真萬確，我們倆都在18歲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同樣狹隘自負，堅信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
三
1983年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他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背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學生。校長江平、黨委書記解戰原看在校友面上對我照顧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斷刊登我照片的編輯正是同年從北大分來的校友查海生，以後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詩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殉詩。
扭轉我教書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學，也是同一年從北大分到政法大學教書的沈紅，她對我“痴迷的攝影癖”大加讚賞，建議我去投考新華社攝影部。與此同時，我考中了《中國青年報）國際部。當時該報正籌辦《青年參考》，負責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兩級的師兄，同一個系的學生主考，我自然在應試者中穩拔頭籌。但我最終放棄了《中國青年報》，因為我更想當“橫行世界”的攝影記者。我的同學穆曉楓當校學生會秘書長時，我給他當過記者，由於痴迷攝影居然還當選為校學生會優秀幹部。他與我同學四年，堅信我有從事新聞事業的勇敢誠實，而且生來一張直腸子驢才有的大嘴，最適合去新華社。
新華社攝影部一大幫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畢業生，先民主後科學，最終面試猶如王八瞅綠豆。一位姓謝的副主任還隨手送我一隻三條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勵。主任徐佑珠則一再把我投放到災難、探險、暴亂乃至戰火之中。
我以行動敏捷不畏刀劍日夜工作獨家新聞而屢受社長褒獎。後來才發現社長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順”走北大一把鑰匙的北大學長。此後徒步長城、可可西里探險、秦嶺追熊貓、神農架找野人處處離不開北大前輩。
1990年12月，海灣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我單槍匹馬經伊斯坦堡、安曼闖入巴格達。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神態凝重，正在屋頂上畫五星紅旗以防挨炸，對我的貿然前來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東語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個中國人的生命負責。海灣危機以來，鄭大使已組織上萬人馬經約旦回國，而我卻逆人流而入給大使添亂。我現在仍保存著一張攝自巴格達西北魯特巴的照片，一個直徑十多米的大彈坑旁，站著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東語系畢業）、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畢業）。
曹彭齡將軍不僅北大畢業，還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將軍雖為武人，可著作頗豐，這也許是家學淵源所致吧。戰爭中曹武官對我處處照顧，源於北大民主科學教育傳統，我們關於戰爭態勢的分析也較為一致，忘年的管鮑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戰時跨國界流動採訪，除人地生疏語言障礙外，戰時法規、新聞審查、散兵流彈都會使孤身一人的記者陷入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