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頁
靖康之亂以來，政府正規軍的編制基本被打散，國內的軍事武裝大都在戰爭中建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都是統軍將領的私人武裝，既不屬三司統管，樞密院也調動不了，只聽命於主將，比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軍”、“韓家軍”、“劉家軍”等。
趙構迫於大敵當前，承認了這些軍隊的合法性，並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將的地位、增多物質獎勵等），收買人心，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
但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
趙構的戰爭目的很簡單，以戰求和，通過戰爭乞求偏安一隅。
隨著抗戰的深入，武將的權力不斷膨脹，趙構也就越來越坐臥不安。
他無法容忍本朝基本國策發生任何改變。
在他看來，國內武將的威脅比金人的威脅更嚴重。他之所以不惜放棄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願意讓武將的權力在戰爭中進一步膨脹。
為了恢復北宋那種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趙構。宰輔一類首席大臣擔心戰功日著的武將威脅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謀劃著名怎樣解除武將的兵權。
建炎初年，戶部侍郎柳約就直言不諱地進言道：“諸大將提兵入覲，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軍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1130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上疏斥責諸大將：“現在有的大將官兼兩鎮之重，躋身於執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出入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禍患甚於金虜，可謂上負國家，下負百姓，罪惡如此，用古法皆當誅。”
到了紹興元年（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談“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獻上“馭將三策”，建議趙構要“漸銷諸將之權”。當時，趙構的回答是：“後十年卒如其策。”
兵權遲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紹興八年（1138年），監察御史張戒也進言說“諸將權太重”，提醒趙構早日削減諸將的兵權。趙構對此大為讚賞，當即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
左宣議郎王之道更是不顧金人在側，虎視眈眈，上書趙構，強烈要求收繳諸將兵權，恢復以文臣統軍的傳統，他呼籲說：“臣願陛下深思熟慮，選擇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鉞，俾統六師。”
可以說，對於岳飛、韓世忠、劉光世等人的兵權，幾乎每一任宰輔大臣都動過削奪的心思。
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為由，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但也因此引發了淮西兵變，他本人坐謫引退，第一次收兵奪權的行動只能草草結束。
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解散“岳家軍”、“韓家軍”這幾支龐大的軍事武裝，趙構無法安睡。
趙構雖稱“中興之主”，但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那麼有追求。
從他寫給粘罕那封肉麻的投降信就可以看出，他膽小怯懦，畏敵如虎，貪圖享樂。
故土能不能收復，他並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能擁有多大的生存空間，會不會被金人俘虜，能不能安全地苟活下去。就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求和投降之路——只要和議成功，所有的擔心就可以通通歸零。
有人推測，趙構之所以不支持、不贊成、不響應北伐，是擔心北伐成功，二聖歸來，自己就當不成皇帝了。說這種話，實在是抬舉趙構了。
金人的數次入侵，趙構早被嚇得患上了嚴重的“恐金症”。在他的心中，金國永遠是那樣的堅不可摧，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金國也根本不可能失敗。
而宋徽宗趙佶早在五年前被金人虐待致死，所謂的“迎回二聖”就只剩下宋欽宗趙恆了。趙恆與趙構是同輩，按禮數，趙構並沒有讓位的義務，又怎麼會擔心自己當不成皇帝呢？
再者說了，趙恆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間既無建樹，對金策略又一錯再錯，整個皇族被人家一鍋端。到了金國，又受盡凌辱，尊嚴盡喪，假使能回國，又有何面目與弟爭登帝位？況且，現在南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全是趙構在長達十四年的執政期間一手提拔起來的，根基穩固，他趙恆在位時間不過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擄到金國，死傷殆盡，自己形單影隻，又拿什麼資本來跟弟弟爭？
對此，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就認為：“中國歷史上唐玄宗和肅宗，明正統和景泰的事例證明，即使宋欽宗回來，也未必會威脅到宋高宗的寶座。”玄宗和正統回朝的時候，他們在朝中還有一股潛在的政治勢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們只能接受既定事實，俯首稱臣——至於正統帝後來發起的“奪門之變”，其實是景泰帝沒有兒子，帝位自動傳回來的。
趙構迫於大敵當前，承認了這些軍隊的合法性，並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將的地位、增多物質獎勵等），收買人心，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
但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
趙構的戰爭目的很簡單，以戰求和，通過戰爭乞求偏安一隅。
隨著抗戰的深入，武將的權力不斷膨脹，趙構也就越來越坐臥不安。
他無法容忍本朝基本國策發生任何改變。
在他看來，國內武將的威脅比金人的威脅更嚴重。他之所以不惜放棄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願意讓武將的權力在戰爭中進一步膨脹。
為了恢復北宋那種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趙構。宰輔一類首席大臣擔心戰功日著的武將威脅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謀劃著名怎樣解除武將的兵權。
建炎初年，戶部侍郎柳約就直言不諱地進言道：“諸大將提兵入覲，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軍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1130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上疏斥責諸大將：“現在有的大將官兼兩鎮之重，躋身於執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出入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禍患甚於金虜，可謂上負國家，下負百姓，罪惡如此，用古法皆當誅。”
到了紹興元年（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談“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獻上“馭將三策”，建議趙構要“漸銷諸將之權”。當時，趙構的回答是：“後十年卒如其策。”
兵權遲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紹興八年（1138年），監察御史張戒也進言說“諸將權太重”，提醒趙構早日削減諸將的兵權。趙構對此大為讚賞，當即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
左宣議郎王之道更是不顧金人在側，虎視眈眈，上書趙構，強烈要求收繳諸將兵權，恢復以文臣統軍的傳統，他呼籲說：“臣願陛下深思熟慮，選擇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鉞，俾統六師。”
可以說，對於岳飛、韓世忠、劉光世等人的兵權，幾乎每一任宰輔大臣都動過削奪的心思。
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為由，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但也因此引發了淮西兵變，他本人坐謫引退，第一次收兵奪權的行動只能草草結束。
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不解散“岳家軍”、“韓家軍”這幾支龐大的軍事武裝，趙構無法安睡。
趙構雖稱“中興之主”，但並不像人們想的那樣那麼有追求。
從他寫給粘罕那封肉麻的投降信就可以看出，他膽小怯懦，畏敵如虎，貪圖享樂。
故土能不能收復，他並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能擁有多大的生存空間，會不會被金人俘虜，能不能安全地苟活下去。就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求和投降之路——只要和議成功，所有的擔心就可以通通歸零。
有人推測，趙構之所以不支持、不贊成、不響應北伐，是擔心北伐成功，二聖歸來，自己就當不成皇帝了。說這種話，實在是抬舉趙構了。
金人的數次入侵，趙構早被嚇得患上了嚴重的“恐金症”。在他的心中，金國永遠是那樣的堅不可摧，北伐根本不可能成功、金國也根本不可能失敗。
而宋徽宗趙佶早在五年前被金人虐待致死，所謂的“迎回二聖”就只剩下宋欽宗趙恆了。趙恆與趙構是同輩，按禮數，趙構並沒有讓位的義務，又怎麼會擔心自己當不成皇帝呢？
再者說了，趙恆是在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登基的，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就落入金人的魔爪，在位期間既無建樹，對金策略又一錯再錯，整個皇族被人家一鍋端。到了金國，又受盡凌辱，尊嚴盡喪，假使能回國，又有何面目與弟爭登帝位？況且，現在南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全是趙構在長達十四年的執政期間一手提拔起來的，根基穩固，他趙恆在位時間不過短短一年，手下的大臣被擄到金國，死傷殆盡，自己形單影隻，又拿什麼資本來跟弟弟爭？
對此，宋史專家王曾瑜先生就認為：“中國歷史上唐玄宗和肅宗，明正統和景泰的事例證明，即使宋欽宗回來，也未必會威脅到宋高宗的寶座。”玄宗和正統回朝的時候，他們在朝中還有一股潛在的政治勢力可以倚仗，然而在新君面前，他們只能接受既定事實，俯首稱臣——至於正統帝後來發起的“奪門之變”，其實是景泰帝沒有兒子，帝位自動傳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