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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亦然。
外交藝術
面對劉備的復仇東征，孫權很早就開始著手準備。公元220年，劉備稱帝前後，孫權便將首都由東方的建業搬到江夏的鄂縣，改名為武昌，使東吳中央有更多餘力照料新征服的荊州。
當時呂蒙已經過世，他的部隊由昭武將軍朱然接掌，鎮守江陵，南郡太守的頭銜則給了綏南將軍諸葛瑾，戍守公安。江陵以西，負責防守的是右護軍、鎮西將軍陸遜，他擔任宜都太守，鎮守宜都、夷陵等地。宜都更西面的秭歸和巫縣，則另外成立固陵郡，由振威將軍潘璋擔任太守。
說起潘璋，此人可稱得上是個怪人。他好酒好賭，且欠錢不還，每次帶幾千人出征，總把營區搞得烏煙瘴氣，像有幾萬人似的。只要一有空閒，他馬上開軍市，結果他的部隊裡什麼玩意兒都有。擊斬關羽之後，潘璋聲名大噪，接著他又合併了甘寧死後留下的部隊，兵強馬壯。孫權將這麼一個極具侵略性的人物放在最西線，恐怕不只是為了防禦，多少還有點圖謀巴蜀的意味。
此外，孫權將原本在交州“隻手遮天”的平戎將軍步騭調上來，率領萬餘人鎮守長沙，加強荊南的防禦。
除了軍事上的布局，孫權更力求在政治上深化江東對荊州的統治力。他賦予陸遜人事任免權，讓他可以自由拔擢荊州人士。同時，孫權也重用前州從事、武陵人潘濬，凡荊州事務一概徵求他的意見，加強施政的本土性。
軍事內政兼具，劉備當然明白，孫權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敵人，要想奪回荊州，光靠武力是遠遠不夠的，還得依靠某位仁兄的幫忙。
七月，劉備的復仇大軍才開離江州，馬上就接到江東的議和書，老規矩，議和書是由“和平之驢”諸葛瑾執筆。
在小說《三國演義》中，諸葛瑾提出的和平條件是：
一、送還孫夫人；
二、遣返降將（糜芳、士仁、范疆、張達）；
三、交還荊州。
羅貫中老先生之所以這麼處理，無非是想告訴大家，連這麼優厚的條件劉備都不答應，足見劉備與關羽、張飛之間的義薄雲天。
但根據史料記載，諸葛瑾這封議和書其實只是單純的過過嘴癮，連“投降輸一半”之類的條件都沒有。諸葛瑾告訴劉備：“陛下和關羽的關係，與漢獻帝的關係，哪個比較親近？荊州一地和天下，哪個比較重要？只要審酌輕重，就會知道眼下攻打荊州，完全是個錯誤的決策。”
這種“偉大的廢話”當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劉備大概會想：“這還用說？當然是關羽和我比較親近，我連劉協那小子長什麼樣兒都快忘了，親密個屁！荊州和天下哪個重要？沒有荊州哪來的天下，你小子唬人也要看對象。”
於是他將江東使者斥回，繼續向東方挺進。
劉備發兵之後不久，前線便傳來了好消息，兩位領軍將領馮習跟吳班旗開得勝，在巫縣擊敗了江東將領李異跟劉阿，打通了長江三峽。江東軍展開大撤退，一口氣讓出秭歸等重要據點，一直退到離江陵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夷道、猇亭一線。
劉備大喜，蜀漢大軍遂趁勢前進，重兵進駐秭歸。
從孫權主動議和到主動撤退，劉備知道，孫權也在擔心那個人的反應。
那個人便是曹丕。
其實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爛帳，說白了就是一場賭局，彼此之間藕斷絲連，牽一髮而動全身，倘若蜀漢攻打東吳，曹魏不可能置身於事外，只要曹魏選擇去開某一國的後門，便能夠改變戰局。
客觀地講，劉備的後門要比孫權牢固一些，漢中多山，有魏延和吳懿重兵把守，曹操先前又清空了武都郡，再加上曹丕即位之後，西涼羌胡叛亂無常，種種原因，使得曹魏發兵漢中的概率大幅度降低。
反觀孫權，征服荊州之後，他必須面對更加廣大的北方防線，打從東海岸起，曹魏的一級統帥包括臧霸、曹休、張遼、滿寵、徐晃、曹仁、夏侯尚等，布滿了淮河、漢水一線，如果曹丕下令動手，再加上劉備的復仇軍團，恐怕孫權也只能大呼“呂蒙誤我”！
劉備賭的就是這一點，以他的兵力，獨立作戰奪回荊州有一定難度，但如果曹丕肯在後面捅孫權一刀，孫權就算不仆街，也必定讓步。
就因為這樣，蜀漢的東征進行得相當緩慢，公元221年夏天巫縣大捷後，劉備並沒有趁勝大舉進攻，反而讓軍隊停留在秭歸，他自己則坐鎮第二線魚復，整整四五個月沒有動作，筆者認為，劉備就是在觀望曹丕的動向。
要想爭取曹丕的配合，當然不能只靠運氣。早在建安二十五年初，曹操過世之時，劉備就派出了使者前往北方弔唁，企圖改善蜀魏關係，為東征鋪路。但這個舉動“貓哭耗子”的味道太過明顯，曹丕並不接受。
這種把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劉備懂得拉攏曹丕，孫權當然也會。長久以來和劉備在荊州議題上摸爬滾打，孫權比劉備更明白外交的箇中三昧，在對曹丕的外交工作上，孫權找到了一個樞紐人物，他的名字叫浩周。
浩周是上黨人，父祖不詳，估計是士族出身，最高曾當到徐州刺史。建安二十三年襄樊大戰時，他擔任于禁的護軍，隨著于禁投降關羽，之後也一同成為東吳的俘虜。孫權看出此人的價值，因此給予他相當高規格的待遇，而浩周也就這樣傻乎乎地相信了孫權是個好人，成為一連串錯誤的肇事者。
外交藝術
面對劉備的復仇東征，孫權很早就開始著手準備。公元220年，劉備稱帝前後，孫權便將首都由東方的建業搬到江夏的鄂縣，改名為武昌，使東吳中央有更多餘力照料新征服的荊州。
當時呂蒙已經過世，他的部隊由昭武將軍朱然接掌，鎮守江陵，南郡太守的頭銜則給了綏南將軍諸葛瑾，戍守公安。江陵以西，負責防守的是右護軍、鎮西將軍陸遜，他擔任宜都太守，鎮守宜都、夷陵等地。宜都更西面的秭歸和巫縣，則另外成立固陵郡，由振威將軍潘璋擔任太守。
說起潘璋，此人可稱得上是個怪人。他好酒好賭，且欠錢不還，每次帶幾千人出征，總把營區搞得烏煙瘴氣，像有幾萬人似的。只要一有空閒，他馬上開軍市，結果他的部隊裡什麼玩意兒都有。擊斬關羽之後，潘璋聲名大噪，接著他又合併了甘寧死後留下的部隊，兵強馬壯。孫權將這麼一個極具侵略性的人物放在最西線，恐怕不只是為了防禦，多少還有點圖謀巴蜀的意味。
此外，孫權將原本在交州“隻手遮天”的平戎將軍步騭調上來，率領萬餘人鎮守長沙，加強荊南的防禦。
除了軍事上的布局，孫權更力求在政治上深化江東對荊州的統治力。他賦予陸遜人事任免權，讓他可以自由拔擢荊州人士。同時，孫權也重用前州從事、武陵人潘濬，凡荊州事務一概徵求他的意見，加強施政的本土性。
軍事內政兼具，劉備當然明白，孫權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敵人，要想奪回荊州，光靠武力是遠遠不夠的，還得依靠某位仁兄的幫忙。
七月，劉備的復仇大軍才開離江州，馬上就接到江東的議和書，老規矩，議和書是由“和平之驢”諸葛瑾執筆。
在小說《三國演義》中，諸葛瑾提出的和平條件是：
一、送還孫夫人；
二、遣返降將（糜芳、士仁、范疆、張達）；
三、交還荊州。
羅貫中老先生之所以這麼處理，無非是想告訴大家，連這麼優厚的條件劉備都不答應，足見劉備與關羽、張飛之間的義薄雲天。
但根據史料記載，諸葛瑾這封議和書其實只是單純的過過嘴癮，連“投降輸一半”之類的條件都沒有。諸葛瑾告訴劉備：“陛下和關羽的關係，與漢獻帝的關係，哪個比較親近？荊州一地和天下，哪個比較重要？只要審酌輕重，就會知道眼下攻打荊州，完全是個錯誤的決策。”
這種“偉大的廢話”當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劉備大概會想：“這還用說？當然是關羽和我比較親近，我連劉協那小子長什麼樣兒都快忘了，親密個屁！荊州和天下哪個重要？沒有荊州哪來的天下，你小子唬人也要看對象。”
於是他將江東使者斥回，繼續向東方挺進。
劉備發兵之後不久，前線便傳來了好消息，兩位領軍將領馮習跟吳班旗開得勝，在巫縣擊敗了江東將領李異跟劉阿，打通了長江三峽。江東軍展開大撤退，一口氣讓出秭歸等重要據點，一直退到離江陵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夷道、猇亭一線。
劉備大喜，蜀漢大軍遂趁勢前進，重兵進駐秭歸。
從孫權主動議和到主動撤退，劉備知道，孫權也在擔心那個人的反應。
那個人便是曹丕。
其實魏、蜀、吳三國之間的爛帳，說白了就是一場賭局，彼此之間藕斷絲連，牽一髮而動全身，倘若蜀漢攻打東吳，曹魏不可能置身於事外，只要曹魏選擇去開某一國的後門，便能夠改變戰局。
客觀地講，劉備的後門要比孫權牢固一些，漢中多山，有魏延和吳懿重兵把守，曹操先前又清空了武都郡，再加上曹丕即位之後，西涼羌胡叛亂無常，種種原因，使得曹魏發兵漢中的概率大幅度降低。
反觀孫權，征服荊州之後，他必須面對更加廣大的北方防線，打從東海岸起，曹魏的一級統帥包括臧霸、曹休、張遼、滿寵、徐晃、曹仁、夏侯尚等，布滿了淮河、漢水一線，如果曹丕下令動手，再加上劉備的復仇軍團，恐怕孫權也只能大呼“呂蒙誤我”！
劉備賭的就是這一點，以他的兵力，獨立作戰奪回荊州有一定難度，但如果曹丕肯在後面捅孫權一刀，孫權就算不仆街，也必定讓步。
就因為這樣，蜀漢的東征進行得相當緩慢，公元221年夏天巫縣大捷後，劉備並沒有趁勝大舉進攻，反而讓軍隊停留在秭歸，他自己則坐鎮第二線魚復，整整四五個月沒有動作，筆者認為，劉備就是在觀望曹丕的動向。
要想爭取曹丕的配合，當然不能只靠運氣。早在建安二十五年初，曹操過世之時，劉備就派出了使者前往北方弔唁，企圖改善蜀魏關係，為東征鋪路。但這個舉動“貓哭耗子”的味道太過明顯，曹丕並不接受。
這種把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劉備懂得拉攏曹丕，孫權當然也會。長久以來和劉備在荊州議題上摸爬滾打，孫權比劉備更明白外交的箇中三昧，在對曹丕的外交工作上，孫權找到了一個樞紐人物，他的名字叫浩周。
浩周是上黨人，父祖不詳，估計是士族出身，最高曾當到徐州刺史。建安二十三年襄樊大戰時，他擔任于禁的護軍，隨著于禁投降關羽，之後也一同成為東吳的俘虜。孫權看出此人的價值，因此給予他相當高規格的待遇，而浩周也就這樣傻乎乎地相信了孫權是個好人，成為一連串錯誤的肇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