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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重慶10家雜誌的《聯合增刊》第一期由國訊書店出版發行。重慶20家雜誌以及響應它們的成都同行通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從即日起稿件不再送審。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北門出版社、進修教育出版社等11個新聞出版機構集會響應重慶、成都的“拒檢運動”，成立“昆明雜誌界出版界聯誼會”。
9月17日，成都27家新聞文化機構舉行聯誼座談會，當場成立永久性組織“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推選葉聖陶、黎澍、沈志遠等7人為執行委員，並發表爭取《發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發行的特許制度，實行備案辦法，取消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項主張，把這場聯署運動正式命名為“拒檢運動”。
桂林、西安等地新聞出版界相繼成立聯誼會，響應“拒檢運動”。四川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也響應拒檢。形形色色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單位，甚至學校的黑板報和學生組織的文學團體都紛紛通知國民黨中宣部，不再接受戰時檢查制度的束縛。在國民黨政府正式廢除新聞和出版檢查制度之前，各種非政府報刊和出版社已紛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
10月4日，葉聖陶在重慶雜誌聯誼會《聯合增刊》第二期發表《我們永不要圖書雜誌審查制度》，在論證了“圖書雜誌審查制度當然沒有存在的理由”之後，他指出：“我們不要這個制度，並不因為我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你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他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論都沒有被禁被刪，將來也永不會被禁被刪，我們還是不要這個制度。制度存在，總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著精神上的迫害，我們與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們受到迫害。”
早在這年3月29日、30日，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傑在接見、宴請“美國報紙主筆協會”代表時，就一再告訴他們：“中國新聞檢查制度並非永久性，在戰後大概將完全取消或在中國大部分地方取消。”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更是“希望中國成為遠東言論自由的堡壘”。
直到9月22日，民間“拒檢運動”已成燎原之勢時，國民黨中常會才通過決議，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對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次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消息，除收復區和戒嚴區，戰時新聞檢查制度和出版業審查制度都將於10月1日廢止。
同一天，昆明《大路》周刊等11個新聞出版機構聯合致函雲南圖書雜誌審查處，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審，同時致函昆明市印刷業同業公會，請該公會轉告各會員印刷廠，此後一切付排稿件由各單位自行負責，無須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免影響出版時間。
9月28日，國防委員會公布《廢止出版檢查制度辦法》。9月30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布了《出版檢查明日廢除》的消息。
10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言論自由初步收穫》，聲言“檢查制度的廢止，是言論自由的開始；但還不是言論自由的真正實現”。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天野社、詩與散文社、北門出版社、孩子們社、進修教育出版社等十多家文化新聞團體聯合發表《昆明文化界爭取出版自由宣言》，明確提出“人民有經營通訊社和創辦報紙雜誌、印行書籍的絕對自由，除呈報政府備案外，不受任何黨派的限制”、取消郵電書報檢查、“保證人民有批評以至反對政府的權利”等六條要求。
10月10日，國共簽署的《會談紀要》中雙方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言論、出版等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在國民黨宣布廢除新聞檢查制度後，《華西晚報》的黎澍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離開成都前往重慶，他說不管怎麼樣，“有個事實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我們從此再也不用同新聞或圖書雜誌檢查官打交道了。我們深感快意，因為這個萬惡的制度是我們親手把它埋葬的”。可惜他高興得還是早了些，即使檢查制度消失了，對新聞輿論的迫害並沒有結束——
11月11日、16日，成都《華西晚報》接連接到恐嚇信，以“搗毀”、“槍殺”等相威脅；11月30日、12月1日，昆明《新華日報》營業分處兩次被“奉命而來”的特務搗毀；12月23日，重慶《自由導報》遭查封……這些決不是孤立的，考慮到“收復區”和“戒嚴區”的檢查制度尚未廢除，查禁報刊更是家常便飯。
以立言為天職的知識分子一刻也沒有停止他們的呼號。11月22日，馬敘倫、鄭振鐸等91名上海新聞文化界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壓迫人民言論自由，呼籲廢止收復區的新聞檢查制度，實現言論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多名新聞記者還聯名發表聲明，反對上海市政府統制新聞的措施。傅雷在《新語》半月刊發表了《廢止出版檢查制度》一文。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雜誌社聯名提出廢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建議新聞文化界開展拒絕登記運動。直到12月26日，重慶33家雜誌還聯合發表了《重慶雜誌界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宣言》，提出立即廢止“毫無民主氣息，不合時宜”的《出版法》、《非常時期報紙、雜誌、通訊社登記管制辦法》等五大主張。
9月17日，成都27家新聞文化機構舉行聯誼座談會，當場成立永久性組織“成都文化新聞界聯誼會”，推選葉聖陶、黎澍、沈志遠等7人為執行委員，並發表爭取《發表的自由》宣言，提出了取消一切出版發行的特許制度，實行備案辦法，取消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制度，保障文化人的人身自由等七項主張，把這場聯署運動正式命名為“拒檢運動”。
桂林、西安等地新聞出版界相繼成立聯誼會，響應“拒檢運動”。四川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也響應拒檢。形形色色正式和非正式的出版單位，甚至學校的黑板報和學生組織的文學團體都紛紛通知國民黨中宣部，不再接受戰時檢查制度的束縛。在國民黨政府正式廢除新聞和出版檢查制度之前，各種非政府報刊和出版社已紛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
10月4日，葉聖陶在重慶雜誌聯誼會《聯合增刊》第二期發表《我們永不要圖書雜誌審查制度》，在論證了“圖書雜誌審查制度當然沒有存在的理由”之後，他指出：“我們不要這個制度，並不因為我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你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他的思想言論曾經被禁被刪。即使我的你的他的思想言論都沒有被禁被刪，將來也永不會被禁被刪，我們還是不要這個制度。制度存在，總有我你他以外的人受著精神上的迫害，我們與他人精神上是共通的，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們受到迫害。”
早在這年3月29日、30日，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長王世傑在接見、宴請“美國報紙主筆協會”代表時，就一再告訴他們：“中國新聞檢查制度並非永久性，在戰後大概將完全取消或在中國大部分地方取消。”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更是“希望中國成為遠東言論自由的堡壘”。
直到9月22日，民間“拒檢運動”已成燎原之勢時，國民黨中常會才通過決議，宣布自10月1日起取消對新聞和圖書雜誌的審查。次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消息，除收復區和戒嚴區，戰時新聞檢查制度和出版業審查制度都將於10月1日廢止。
同一天，昆明《大路》周刊等11個新聞出版機構聯合致函雲南圖書雜誌審查處，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審，同時致函昆明市印刷業同業公會，請該公會轉告各會員印刷廠，此後一切付排稿件由各單位自行負責，無須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免影響出版時間。
9月28日，國防委員會公布《廢止出版檢查制度辦法》。9月30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布了《出版檢查明日廢除》的消息。
10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言論自由初步收穫》，聲言“檢查制度的廢止，是言論自由的開始；但還不是言論自由的真正實現”。同一天，昆明《民主周刊》、《民主周刊》、《大路周刊》、天野社、詩與散文社、北門出版社、孩子們社、進修教育出版社等十多家文化新聞團體聯合發表《昆明文化界爭取出版自由宣言》，明確提出“人民有經營通訊社和創辦報紙雜誌、印行書籍的絕對自由，除呈報政府備案外，不受任何黨派的限制”、取消郵電書報檢查、“保證人民有批評以至反對政府的權利”等六條要求。
10月10日，國共簽署的《會談紀要》中雙方一致認為政府應保證人民享受言論、出版等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
在國民黨宣布廢除新聞檢查制度後，《華西晚報》的黎澍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離開成都前往重慶，他說不管怎麼樣，“有個事實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我們從此再也不用同新聞或圖書雜誌檢查官打交道了。我們深感快意，因為這個萬惡的制度是我們親手把它埋葬的”。可惜他高興得還是早了些，即使檢查制度消失了，對新聞輿論的迫害並沒有結束——
11月11日、16日，成都《華西晚報》接連接到恐嚇信，以“搗毀”、“槍殺”等相威脅；11月30日、12月1日，昆明《新華日報》營業分處兩次被“奉命而來”的特務搗毀；12月23日，重慶《自由導報》遭查封……這些決不是孤立的，考慮到“收復區”和“戒嚴區”的檢查制度尚未廢除，查禁報刊更是家常便飯。
以立言為天職的知識分子一刻也沒有停止他們的呼號。11月22日，馬敘倫、鄭振鐸等91名上海新聞文化界人士聯名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當局壓迫人民言論自由，呼籲廢止收復區的新聞檢查制度，實現言論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多名新聞記者還聯名發表聲明，反對上海市政府統制新聞的措施。傅雷在《新語》半月刊發表了《廢止出版檢查制度》一文。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雜誌社聯名提出廢止一切限制出版的法令，建議新聞文化界開展拒絕登記運動。直到12月26日，重慶33家雜誌還聯合發表了《重慶雜誌界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宣言》，提出立即廢止“毫無民主氣息，不合時宜”的《出版法》、《非常時期報紙、雜誌、通訊社登記管制辦法》等五大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