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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本人無意為周作人翻案，因為文化漢奸這帽子，是蔣中正同志給他扣上的，要翻，還得給蔣同志燒香，問人家同意不同意，沒的自找麻煩。只是想說明，由於中國人先天缺少國家觀念，其後果是嚴重的。何兆武說：近代一交戰，天下一家的中國人立馬兒變成了兩個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何先生說得對，家奴也就只有這種選擇了。如今，中國的義和團後代們更是把國家，民族，黨，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團，叫人哭笑不得，中國，什麼時候才有政治意義上的真正的公民？
（四） 中央集權與中國人
現在好多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一開始就選擇了集權的政治統治，在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大農業國家，需要統一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集中治水。我個人覺得，這種說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覺得中國的帝王之所以選擇集權，乃是由於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把權、勢、術融合為帝王專制術，導致中國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權的意識與專制的基本功，農 *** 動推翻舊帝王，中國文化馬上造就一個新帝王，新的還永遠比舊的更專制，中國就這樣讓他們給專制完了。
咱們說過了，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其實這話反過來也成立，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臣民，嚴格講來，集權政治下，中國出現不了公民。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說法，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種互相區別的含義，而其最根本的含義則是指政治意義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個城市國家中有特定政治權力的成員，韋伯認為，公民這個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這老東西，居然暗示東方文化蘊育不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
一句話，集權體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隸的份了。魯迅概括中國奴隸有兩種生存狀態：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先生說：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看到這裡，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語點透機鋒啊，可惜奴隸們聽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隸分三種，一曰愚奴，二曰順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國文化充當集權政治的幫凶，在愚民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譯過來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隨便使喚，但是不能讓他們知道原因。老子也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聲，常使民無智無欲。總而言之一句話，對統治者來講，牧民就是養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還真爭氣，叫傻就傻，集體犯傻，不傻也要裝瘋賣傻，難得糊塗。《還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詞：你是風兒我是沙，我最喜歡唱了，把它改為：你是瘋子我是傻子，越唱越樂，越樂越傻。
執政者不傻，知道民愚才能順服，不順也要把你打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百姓乖乖的閉上嘴巴，玩"道路以目"的花招；武帝手下的張湯獨創"腹誹"罪－我看你骨子裡反我，於是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權都沒有了，大家只好學祥林嫂，眼珠間或一輪，表示還算活物就行了。相聲大師候寶林臨死前對記者說：真的，我一輩子是個順民，對社會沒有什麼要求，我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運動，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溫飽。依我看來，候大師的要求，特別是那個溫飽也太微卑了，可我的朋友一看他的要求，馬上說了一句：忽忽，他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否打仗，中國老百姓哪有發言權？不要運動。中國什麼時候能不運動？我聽了笑，說，所謂的群眾運動，現在被人背地裡叫作運動群眾。再舉一個例子，馮鞏主演《沒事偷著樂》，得了金雞獎，娛記問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沒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給人製造樂子的馮鞏回答的是：我媽說過，床上沒病人，獄裡沒親人，這就是幸福！不知道什麼原因，聽了兩位相聲大師對於幸福的定義，我心裡老是辛酸得不得了。
第三，小民也沒有傻到骨子裡，也知道當主子比當奴才好，心裡也有不順的，可表面上不順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學者概括中國的封建社會為：皇帝裝模作樣的統治，百姓裝模作樣的順從！馬基雅維利也有類似的話：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裝篤信；百姓，為奴者不必真順，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裝順從。此話對極，其實真傻真順的沒有幾個，連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運動，皇室血統都沒個變化，哪象我們？一會兒姓劉，一會兒姓朱，一會兒又姓趙的，熱鬧極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這撅臀俯地的民眾當中，我們分明聽到了項籍的心聲－彼可取而代也！也聽到了劉家劉四小（劉幫名劉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計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也許，正是由於大量的猾奴存在，統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懼－王朝的安危與自己龍墩的穩當才是天下第一要務！
（四） 中央集權與中國人
現在好多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一開始就選擇了集權的政治統治，在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大農業國家，需要統一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集中治水。我個人覺得，這種說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覺得中國的帝王之所以選擇集權，乃是由於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把權、勢、術融合為帝王專制術，導致中國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權的意識與專制的基本功，農 *** 動推翻舊帝王，中國文化馬上造就一個新帝王，新的還永遠比舊的更專制，中國就這樣讓他們給專制完了。
咱們說過了，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其實這話反過來也成立，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臣民，嚴格講來，集權政治下，中國出現不了公民。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說法，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種互相區別的含義，而其最根本的含義則是指政治意義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個城市國家中有特定政治權力的成員，韋伯認為，公民這個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這老東西，居然暗示東方文化蘊育不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
一句話，集權體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隸的份了。魯迅概括中國奴隸有兩種生存狀態：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先生說：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看到這裡，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語點透機鋒啊，可惜奴隸們聽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隸分三種，一曰愚奴，二曰順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國文化充當集權政治的幫凶，在愚民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譯過來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隨便使喚，但是不能讓他們知道原因。老子也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聲，常使民無智無欲。總而言之一句話，對統治者來講，牧民就是養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還真爭氣，叫傻就傻，集體犯傻，不傻也要裝瘋賣傻，難得糊塗。《還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詞：你是風兒我是沙，我最喜歡唱了，把它改為：你是瘋子我是傻子，越唱越樂，越樂越傻。
執政者不傻，知道民愚才能順服，不順也要把你打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百姓乖乖的閉上嘴巴，玩"道路以目"的花招；武帝手下的張湯獨創"腹誹"罪－我看你骨子裡反我，於是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權都沒有了，大家只好學祥林嫂，眼珠間或一輪，表示還算活物就行了。相聲大師候寶林臨死前對記者說：真的，我一輩子是個順民，對社會沒有什麼要求，我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運動，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溫飽。依我看來，候大師的要求，特別是那個溫飽也太微卑了，可我的朋友一看他的要求，馬上說了一句：忽忽，他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否打仗，中國老百姓哪有發言權？不要運動。中國什麼時候能不運動？我聽了笑，說，所謂的群眾運動，現在被人背地裡叫作運動群眾。再舉一個例子，馮鞏主演《沒事偷著樂》，得了金雞獎，娛記問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沒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給人製造樂子的馮鞏回答的是：我媽說過，床上沒病人，獄裡沒親人，這就是幸福！不知道什麼原因，聽了兩位相聲大師對於幸福的定義，我心裡老是辛酸得不得了。
第三，小民也沒有傻到骨子裡，也知道當主子比當奴才好，心裡也有不順的，可表面上不順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學者概括中國的封建社會為：皇帝裝模作樣的統治，百姓裝模作樣的順從！馬基雅維利也有類似的話：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裝篤信；百姓，為奴者不必真順，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裝順從。此話對極，其實真傻真順的沒有幾個，連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運動，皇室血統都沒個變化，哪象我們？一會兒姓劉，一會兒姓朱，一會兒又姓趙的，熱鬧極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這撅臀俯地的民眾當中，我們分明聽到了項籍的心聲－彼可取而代也！也聽到了劉家劉四小（劉幫名劉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計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也許，正是由於大量的猾奴存在，統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懼－王朝的安危與自己龍墩的穩當才是天下第一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