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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面對這窘迫境地，宋慶齡自也不會聽之任之，她在日益思念鍾興寶的情況下，與張鈺多次商量，保持著與遠在蘇州的鐘興寶的聯繫，她們期望著興寶儘快養好身體，早日歸來呢！
一番鴻雁傳書後，1973年5月5日，宋慶齡終於向鍾興寶發出了召喚令：“有可能來上海一個禮拜嗎？”於是，鍾興寶不待病體痊癒，在接到宋慶齡的這封來信後，一人來到了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然而，鍾興寶“上當”了，她這一回來了，就不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事了，而是宋慶齡的命令“再也不要離開我了”。
杜述周見到鍾興寶，這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懸著的心才落回了原處。
從此，鍾興寶便真的再也沒有離開過宋慶齡，直到她1981年與世長辭。
然而，興寶的病體始終沒痊癒，她經常要臥床不起，不能工作。於是，興寶把家鄉的那位外甥媳婦介紹到了宋慶齡身邊，這就是後來被宋慶齡與鄧穎超親昵地喚做“阿金”的顧金鳳。
不過，顧金鳳畢竟不是政府指派的人員，尤其是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裡，杜述周更是輕易不敢啟用。為此，事先他曾親自出馬，兩下蘇州，來到吳縣農村光福公社舟山大隊顧金鳳家中，對這位興寶阿姨親自介紹與大力推薦的農村婦女進行了現場考察。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一座有著兩千五百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它以其旖旎的自然風光、豐饒的物產資源、眾多的文物古蹟、精湛的園林勝景及傳統的水城風貌與純樸的民情風俗而馳名海內外。然而，公務在身，總是有著強烈的事業心的杜述周無暇瀏覽這座“人間天堂”，而是一路顛簸，踩著崎嶇的鄉間小道，與幾位身穿軍裝的解放軍戰士一起，來到了位於太湖邊的顧金鳳家中，假作一群偶爾路過的駐軍戰士，坐在顧金鳳的客堂中，圍看正在繃子上飛針走線繡著花的顧金鳳。
時年三十七歲、膝下有著五個階梯高的孩子、不幸中年喪夫的顧金鳳，以她的純樸和善和心靈手巧，很快通過了杜述周的暗中考察。杜述周回上海後，把考察所得如實向宋慶齡作了匯報。宋慶齡一聽，當即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蘇州人，我就喜歡蘇州繡娘。粹縝的娘娘（姑母）沈壽就是蘇州的一個有名的繡娘，當年她繡的花還被當做禮品，送給慈禧太后，還在世界博覽會上得過金獎呢！”
所以，當杜述周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考察時，公文包里已帶上了時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馬天水寫給吳縣革委會頭頭的親筆信，與當地公社、大隊辦理調動手續了。
杜述周的考察果然準確，顧金鳳來到宋慶齡身邊後，很快以她出色的工作獲得了宋慶齡的首肯，並比介紹她進門的舅婆還要先吃上“皇糧”，成為了由機關事務局發放工資的正式職工，而且一直到宋慶齡逝世後還留在孫中山故居繼續工作。
其實，顧金鳳吃上“皇糧”，也是有違宋慶齡本意的，因為宋慶齡當時的500多元工資，實在是不夠李燕娥、鍾興寶兩人的工資及一些日常生活開銷的，她只得給國家“增加些負擔了”。
家中的生活總算穩定了，但江青集團對宋慶齡的干擾卻始終沒有停止過。1976年1月，於1967年被迫停刊的《中國婦女》雜誌總算在宋慶齡的強烈抗議下復刊了，但是，試刊第一期，就又受到了江青集團的無理干涉，使得宋慶齡義憤填膺，並第一個為他們下了“可怕的四人幫”的定義。
這恐怕是全國發出的第一句對“四人幫”的怒吼聲，因為這時候距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還有九個月的時間。
《中國婦女》是宋慶齡長期以來一直予以密切關注的一份全國性婦女雜誌，它創刊於1949年10月，當時，毛澤東曾先後為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婦女》雜誌創刊號題了詞，號召全國婦女“為增加生產，為爭取民主權利而奮鬥”、“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從那時起，中國婦女雜誌社就一直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在蔡暢、鄧穎超和康克清三位大姐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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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迴斡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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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江青集團的干擾與破壞，被迫停刊。直到1976年1月才復刊。當時，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部的同志們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特趕製了周總理的遺像和鄧小平同志致的悼詞作為插頁，以表哀思，卻被江青集團強令抽掉了。這怎不使宋慶齡義憤填膺，繼而感到與江青集團的鬥爭還在繼續？
她就是在那個時候為江青集團下了“四人幫”這個定義，並準確地預測江青集團終將多行不義必自斃：
“是的，我真為鄧大姐感到驕傲！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輕了，好看了。也許現在她認識到生命是不能永恆的。
每個人都在分擔她的損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幫’以外。
只要時機一到，他們必將得到應有的懲罰。”
“杜同志，我又要去上海了，因為那裡有急事要我處理。北京家裡的事就都交給你了。有事，仍按原來的方式聯繫吧。”宋慶齡受不了北京江青集團的飛揚跋扈，也“迫切地需要從我們最近遭受的震驚和痛苦中解脫出來（見宋慶齡1976年2月24日致愛潑斯坦一信）”，一辦完公務，就又準備回上海去了。
一番鴻雁傳書後，1973年5月5日，宋慶齡終於向鍾興寶發出了召喚令：“有可能來上海一個禮拜嗎？”於是，鍾興寶不待病體痊癒，在接到宋慶齡的這封來信後，一人來到了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然而，鍾興寶“上當”了，她這一回來了，就不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事了，而是宋慶齡的命令“再也不要離開我了”。
杜述周見到鍾興寶，這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懸著的心才落回了原處。
從此，鍾興寶便真的再也沒有離開過宋慶齡，直到她1981年與世長辭。
然而，興寶的病體始終沒痊癒，她經常要臥床不起，不能工作。於是，興寶把家鄉的那位外甥媳婦介紹到了宋慶齡身邊，這就是後來被宋慶齡與鄧穎超親昵地喚做“阿金”的顧金鳳。
不過，顧金鳳畢竟不是政府指派的人員，尤其是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裡，杜述周更是輕易不敢啟用。為此，事先他曾親自出馬，兩下蘇州，來到吳縣農村光福公社舟山大隊顧金鳳家中，對這位興寶阿姨親自介紹與大力推薦的農村婦女進行了現場考察。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一座有著兩千五百年歷史的文化古城，它以其旖旎的自然風光、豐饒的物產資源、眾多的文物古蹟、精湛的園林勝景及傳統的水城風貌與純樸的民情風俗而馳名海內外。然而，公務在身，總是有著強烈的事業心的杜述周無暇瀏覽這座“人間天堂”，而是一路顛簸，踩著崎嶇的鄉間小道，與幾位身穿軍裝的解放軍戰士一起，來到了位於太湖邊的顧金鳳家中，假作一群偶爾路過的駐軍戰士，坐在顧金鳳的客堂中，圍看正在繃子上飛針走線繡著花的顧金鳳。
時年三十七歲、膝下有著五個階梯高的孩子、不幸中年喪夫的顧金鳳，以她的純樸和善和心靈手巧，很快通過了杜述周的暗中考察。杜述周回上海後，把考察所得如實向宋慶齡作了匯報。宋慶齡一聽，當即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蘇州人，我就喜歡蘇州繡娘。粹縝的娘娘（姑母）沈壽就是蘇州的一個有名的繡娘，當年她繡的花還被當做禮品，送給慈禧太后，還在世界博覽會上得過金獎呢！”
所以，當杜述周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考察時，公文包里已帶上了時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馬天水寫給吳縣革委會頭頭的親筆信，與當地公社、大隊辦理調動手續了。
杜述周的考察果然準確，顧金鳳來到宋慶齡身邊後，很快以她出色的工作獲得了宋慶齡的首肯，並比介紹她進門的舅婆還要先吃上“皇糧”，成為了由機關事務局發放工資的正式職工，而且一直到宋慶齡逝世後還留在孫中山故居繼續工作。
其實，顧金鳳吃上“皇糧”，也是有違宋慶齡本意的，因為宋慶齡當時的500多元工資，實在是不夠李燕娥、鍾興寶兩人的工資及一些日常生活開銷的，她只得給國家“增加些負擔了”。
家中的生活總算穩定了，但江青集團對宋慶齡的干擾卻始終沒有停止過。1976年1月，於1967年被迫停刊的《中國婦女》雜誌總算在宋慶齡的強烈抗議下復刊了，但是，試刊第一期，就又受到了江青集團的無理干涉，使得宋慶齡義憤填膺，並第一個為他們下了“可怕的四人幫”的定義。
這恐怕是全國發出的第一句對“四人幫”的怒吼聲，因為這時候距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還有九個月的時間。
《中國婦女》是宋慶齡長期以來一直予以密切關注的一份全國性婦女雜誌，它創刊於1949年10月，當時，毛澤東曾先後為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婦女》雜誌創刊號題了詞，號召全國婦女“為增加生產，為爭取民主權利而奮鬥”、“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從那時起，中國婦女雜誌社就一直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在蔡暢、鄧穎超和康克清三位大姐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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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迴斡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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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江青集團的干擾與破壞，被迫停刊。直到1976年1月才復刊。當時，敬愛的周恩來總理不幸逝世，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部的同志們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特趕製了周總理的遺像和鄧小平同志致的悼詞作為插頁，以表哀思，卻被江青集團強令抽掉了。這怎不使宋慶齡義憤填膺，繼而感到與江青集團的鬥爭還在繼續？
她就是在那個時候為江青集團下了“四人幫”這個定義，並準確地預測江青集團終將多行不義必自斃：
“是的，我真為鄧大姐感到驕傲！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輕了，好看了。也許現在她認識到生命是不能永恆的。
每個人都在分擔她的損失，除了‘可怕的四人幫’以外。
只要時機一到，他們必將得到應有的懲罰。”
“杜同志，我又要去上海了，因為那裡有急事要我處理。北京家裡的事就都交給你了。有事，仍按原來的方式聯繫吧。”宋慶齡受不了北京江青集團的飛揚跋扈，也“迫切地需要從我們最近遭受的震驚和痛苦中解脫出來（見宋慶齡1976年2月24日致愛潑斯坦一信）”，一辦完公務，就又準備回上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