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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杜述周在宋慶齡身邊又工作得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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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迴斡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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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述周無暇瀏覽這座“人間天堂”，而是一路顛簸，踩著崎嶇的鄉間小道，與幾位身穿軍裝的解放軍戰士一起，來到了位於太湖邊的顧金鳳家中，假作一群偶爾路過的駐軍戰士，
對正在繃子上飛針走線繡花的顧金鳳進行暗中考察
杜述周受命頂替了Ｓ警秘的職務，調任宋慶齡身邊擔任警衛秘書時，正是江青集團登峰造極的時候，極左思潮嚴重干擾著人們的正常工作秩序與生活軌跡。在這種特殊的非常時期，究竟是迎合江青集團之流落井下石、向江青集團邀功討好、飛黃騰達呢，還是頂住邪惡逆流，憑著自己的善良與正義感忠實地執行自己的使命、有效地保衛宋慶齡、維護宋慶齡家中的安寧與平靜？對於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杜述周根本沒有多想，當即以自己做人的基本準則作出了決定。
但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既要不得罪江青集團，又要巧妙地實現自己的初衷，難哪！在那個全國一面倒的狂熱的形勢面前，自己左一點、右一點都不行，都可能得罪江青集團，自己由此遭到打擊報復、打回山西老家還是小事，不能有效保衛宋慶齡才是大事呢！萬一自己真的因此而離開宋慶齡、人家捲土重來的話，宋慶齡豈不要再吃二遍苦？
已年逾不惑的杜述周，竟然在這個問題上被難住了，陷入了苦苦思索之中。就在這時，鄧穎超一個直接打給他的電話，使他豁然開朗：鄧穎超在電話線那端明白無誤地闡明了他此行肩頭所擔負的特別重任，還幫助他分析了當時他所處的大環境與特殊地位，解釋了Ｓ警秘之所以被強行撤離宋慶齡身邊的原因，接著，鄧穎超對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與重託，
宋慶齡為馬海德祝壽於北京家中，後站立者為杜述周
她相信杜述周這個心地善良、人品高尚的國家幹部，自會很好團結家中的所有同志，圓滿地完成周總理交辦的這個任務，準確而又巧妙地對付一切外來的不正常的干擾。最後，鄧穎超給杜述周交了底，她希望杜述周有事多向宋副委員長匯報，碰到問題多與周邊的同志們溝通，在遇到實在難以解決的困難時，可以通過宋慶齡直接找她與周總理。
鄧穎超的這個及時打來的電話，頓時使杜述周一顆懸在半空的心落回了原處，胸中有了主心骨，緊皺了多天的眉心舒展了。他只是保留了Ｓ警秘當時的政治學習制度，除了每天組織全體人員學習毛澤東思想與政治時事外，其他的一切亂七八糟的東西一概予以擯棄。同時，他不管大會小會，都一再強調“團結”二字，強調“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弦外有音地督促與警示全體人員心無旁騖地做好各自的本職工作，一如既往地尊重宋慶齡，服從警衛辦公室的命令與指揮，不得有任何越軌的言行。
1972年，緊張的政治氣氛有了較大的緩和，這也與中央大多數老幹部被打倒、很少有合適的人選擔任外事接待工作有關，所以，宋慶齡開始接待更多的外國來訪者，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里。這時，索爾茲伯里發現宋慶齡雖年近八旬，但仍“像我們想像中那樣漂亮，充滿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機敏，臉上幾乎沒有皺紋，看起來氣色很好，難得那樣健康”。
這應該與杜述周替換了那個Ｓ警秘之後的寬鬆和諧的環境大有關係。
但是，富有鬥爭經驗的宋慶齡，從沒有為此盲目樂觀，她在1975年11月7日致廖夢醒的信中就直率地表達了她對江青的認識：
“至於××，她是個自私的人，只是想利用我，但又企圖不斷地用謊言來使我相信她是我‘真正的朋友’。”
果不出宋慶齡與鄧穎超所料，當時，江青集團陰損宋慶齡之心依然陰魂未散，1972年冬與1973年春，因患腸粘連與高血壓長期臥床不起的保姆鍾興寶，終於成為了上海的江青黨羽“排除異己”的藉口。本來與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革命委員會毫無關係的鐘興寶，成為了他們第一個驅趕的對象，他們竟多次派人來到淮海中路1843號，指令杜述周驅趕鍾興寶，接收他們另外派來的女傭。為息事寧人，也為了更好地保護宋慶齡，杜述周無奈接受了他們的指令，並經與宋慶齡私下密商，採取將計就計之策，暫時請興寶回老家蘇州木瀆休養一段時間，同時，試用新女傭。
望著臥床不起的鐘興寶，為了能讓她回到老家後，在木瀆醫院當醫生的兒子尤順孚的直接醫治與照顧下儘快康復，宋慶齡只好忍痛割愛，接受了杜述周的建議。
1979年，杜述周與李燕娥合影於上海宋宅樓下
1973年3月8日，鍾興寶在從木瀆專程趕來的兒子順孚的陪同下，掩面辭別了宋慶齡。臨行前，宋慶齡塞給她一千元錢，說道：“興寶，儂回蘇州去住一程吧，這點錢，給儂看病用。唉，伊拉要儂走，我也沒辦法呀。”說到這裡，宋慶齡的聲音哽咽了。
鍾興寶前腳剛走，由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派來的那個新保姆就上班了。因她畢竟是上級機關派來的，再加上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替鍾興寶照顧宋慶齡，所以，杜述周儘管心裡不踏實，也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他完全陌生的文盲大嫂上了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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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迴斡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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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述周無暇瀏覽這座“人間天堂”，而是一路顛簸，踩著崎嶇的鄉間小道，與幾位身穿軍裝的解放軍戰士一起，來到了位於太湖邊的顧金鳳家中，假作一群偶爾路過的駐軍戰士，
對正在繃子上飛針走線繡花的顧金鳳進行暗中考察
杜述周受命頂替了Ｓ警秘的職務，調任宋慶齡身邊擔任警衛秘書時，正是江青集團登峰造極的時候，極左思潮嚴重干擾著人們的正常工作秩序與生活軌跡。在這種特殊的非常時期，究竟是迎合江青集團之流落井下石、向江青集團邀功討好、飛黃騰達呢，還是頂住邪惡逆流，憑著自己的善良與正義感忠實地執行自己的使命、有效地保衛宋慶齡、維護宋慶齡家中的安寧與平靜？對於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杜述周根本沒有多想，當即以自己做人的基本準則作出了決定。
但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既要不得罪江青集團，又要巧妙地實現自己的初衷，難哪！在那個全國一面倒的狂熱的形勢面前，自己左一點、右一點都不行，都可能得罪江青集團，自己由此遭到打擊報復、打回山西老家還是小事，不能有效保衛宋慶齡才是大事呢！萬一自己真的因此而離開宋慶齡、人家捲土重來的話，宋慶齡豈不要再吃二遍苦？
已年逾不惑的杜述周，竟然在這個問題上被難住了，陷入了苦苦思索之中。就在這時，鄧穎超一個直接打給他的電話，使他豁然開朗：鄧穎超在電話線那端明白無誤地闡明了他此行肩頭所擔負的特別重任，還幫助他分析了當時他所處的大環境與特殊地位，解釋了Ｓ警秘之所以被強行撤離宋慶齡身邊的原因，接著，鄧穎超對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與重託，
宋慶齡為馬海德祝壽於北京家中，後站立者為杜述周
她相信杜述周這個心地善良、人品高尚的國家幹部，自會很好團結家中的所有同志，圓滿地完成周總理交辦的這個任務，準確而又巧妙地對付一切外來的不正常的干擾。最後，鄧穎超給杜述周交了底，她希望杜述周有事多向宋副委員長匯報，碰到問題多與周邊的同志們溝通，在遇到實在難以解決的困難時，可以通過宋慶齡直接找她與周總理。
鄧穎超的這個及時打來的電話，頓時使杜述周一顆懸在半空的心落回了原處，胸中有了主心骨，緊皺了多天的眉心舒展了。他只是保留了Ｓ警秘當時的政治學習制度，除了每天組織全體人員學習毛澤東思想與政治時事外，其他的一切亂七八糟的東西一概予以擯棄。同時，他不管大會小會，都一再強調“團結”二字，強調“三要三不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弦外有音地督促與警示全體人員心無旁騖地做好各自的本職工作，一如既往地尊重宋慶齡，服從警衛辦公室的命令與指揮，不得有任何越軌的言行。
1972年，緊張的政治氣氛有了較大的緩和，這也與中央大多數老幹部被打倒、很少有合適的人選擔任外事接待工作有關，所以，宋慶齡開始接待更多的外國來訪者，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里。這時，索爾茲伯里發現宋慶齡雖年近八旬，但仍“像我們想像中那樣漂亮，充滿活力……光彩照人，非常機敏，臉上幾乎沒有皺紋，看起來氣色很好，難得那樣健康”。
這應該與杜述周替換了那個Ｓ警秘之後的寬鬆和諧的環境大有關係。
但是，富有鬥爭經驗的宋慶齡，從沒有為此盲目樂觀，她在1975年11月7日致廖夢醒的信中就直率地表達了她對江青的認識：
“至於××，她是個自私的人，只是想利用我，但又企圖不斷地用謊言來使我相信她是我‘真正的朋友’。”
果不出宋慶齡與鄧穎超所料，當時，江青集團陰損宋慶齡之心依然陰魂未散，1972年冬與1973年春，因患腸粘連與高血壓長期臥床不起的保姆鍾興寶，終於成為了上海的江青黨羽“排除異己”的藉口。本來與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革命委員會毫無關係的鐘興寶，成為了他們第一個驅趕的對象，他們竟多次派人來到淮海中路1843號，指令杜述周驅趕鍾興寶，接收他們另外派來的女傭。為息事寧人，也為了更好地保護宋慶齡，杜述周無奈接受了他們的指令，並經與宋慶齡私下密商，採取將計就計之策，暫時請興寶回老家蘇州木瀆休養一段時間，同時，試用新女傭。
望著臥床不起的鐘興寶，為了能讓她回到老家後，在木瀆醫院當醫生的兒子尤順孚的直接醫治與照顧下儘快康復，宋慶齡只好忍痛割愛，接受了杜述周的建議。
1979年，杜述周與李燕娥合影於上海宋宅樓下
1973年3月8日，鍾興寶在從木瀆專程趕來的兒子順孚的陪同下，掩面辭別了宋慶齡。臨行前，宋慶齡塞給她一千元錢，說道：“興寶，儂回蘇州去住一程吧，這點錢，給儂看病用。唉，伊拉要儂走，我也沒辦法呀。”說到這裡，宋慶齡的聲音哽咽了。
鍾興寶前腳剛走，由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派來的那個新保姆就上班了。因她畢竟是上級機關派來的，再加上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接替鍾興寶照顧宋慶齡，所以，杜述周儘管心裡不踏實，也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他完全陌生的文盲大嫂上了二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