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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哈里曼給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的電報證明了上述看法。他在電報中說：蘇聯雖然不一定反對在新疆出現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終要對當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壓倒一切的影響，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對外聯繫，直接的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對地方當局活動幕後的控制權，而不公開承擔任何行政責任。"所以，哈里曼認為，在最近一個時期，對新疆來說，"主權問題將處於次要地位"。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駐新疆外交特派員劉澤榮也作出了類似的判斷。據他說，當時，蘇俄總領事正離開新疆回國，迪化只留下一個副領事。他認為，新疆問題原屬於地區民族協作問題，即漢回之間的問題而不是中蘇兩國間的問題。劉澤榮不贊成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少數民族政策，他還特意提到，當地學校禁止教回語，而要求所有學生一律學習漢語。劉澤榮根據他在新疆的談判情況判斷，蘇俄"對新疆並無政治企圖"。
3月6日，蔣介石在同顧維鈞的談話中雖然看出了"俄國人的危險性"，但他又認為，世界上再沒有比蘇聯更了解中國了。中國人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蘇聯企圖把中國分成兩個國家，它必須考慮到中國人民肯定會反對。況且，蘇聯也不願意同全中國人民為敵。
史達林為了恢復沙皇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開始注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4月3日，莫斯科召回潘友新，任命彼得羅夫為駐華大使。蔣介石立刻意識到，新大使的任命，是蘇聯"對華突變之行動"。聯繫到"近日新疆匪勢亦已漸緩"，蔣介石猜測，這意味著蘇聯"對華政策已轉變"。
在4月中、下旬召開的舊金山會議上，蘇聯明顯地對中國表現出友好姿態。同時，中國代表團也儘量避免同蘇聯方面發生衝突。為了緩和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國民黨政府在會議前夕致電莫斯科，表示中方願意維護蘇聯的利益，並且支持蘇方要求中方給予支持的提案。在討論會議程序時，美國代表團建議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而蘇聯駐美大使葛羅米柯主張設四位主席，由四個發起國擔任，輪流主持會議。葛羅米柯的提案顯然是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提出來的。美、蘇有關會議提案的爭議，無疑是對中國代表團"誠意的初次考驗"。考慮這一點，中國代表團向美方解釋，因美國再三敦促中國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中方"不願在會上冒犯蘇聯"。於是，中國代表團在決定支持美國的提案時，"也不願過於強硬地反對蘇聯大使的意見"。代表團在請示重慶後得到的答覆是：謹慎行事，間接支持美國，設法避免刺激俄國人。
會議期間，莫洛托夫還向宋子文表示，他希望中國也能成為會議主席，並且暗示中國代表團應該支持蘇聯。對於蘇聯代表團的表現，宋子文覺得蘇方特別是莫洛托夫"顯然都願和中國更友好"。他還連續電告蔣介石，說莫洛托夫對中國代表團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好。
4月16日，赫爾利在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舉行會談時表示，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支持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國民政府，統一中國的武裝部隊和建立一個自由、統一、民主的政府。
史達林坦率地說："蘇聯政府願意支持這項政策"。他甚至稱蔣介石是"無私的"，而且是一位"愛國者"。史達林還說，蘇聯在過去對蔣介石曾"待之如友"。他表示，美國在採取行動統一中國武裝力量時，一定會得到蘇聯的"完全支持"。
對史達林的上述表態，赫爾利稱之為他曾經聽到過的最佳消息。4月17日，赫爾利向華盛頓報告說，他已得到了史達林的保證，史達林將無條件支持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完全承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
可是，美國駐莫斯科臨時代辦凱南卻不以為然，他對提交給華盛頓的有關赫爾利同史達林的會談報告表示不安。4月23日，凱南在致哈里曼的電報中說，在赫爾利關於他向史達林所談事項的說明中，自然沒有史達林不能坦白地說出口的贊同話。人所共知，言詞對俄國人來說是一回事，對美國人來說卻是另一回事。而且，就史達林所言來說，如果我們聯想到史達林謹慎小心地討人歡心和他所使用的對一切人來說都是同樣含義的措辭，從而天真地渴望在這一舞台上得到蘇聯的支持，那就會導致我們不恰當地依賴蘇聯的援助，或者甚至認為俄國人會默認美國實現其在中國的長遠目標，"那就會是很可悲的了"。
毫無疑問，凱南的意見對華盛頓產生了影響。在接到凱南電報的當天，斯退丁紐斯告誡赫爾利：蘇聯的政策可能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他指示赫爾利，要設法使蔣介石深信"早日取得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統一的必要"，這不僅是為了勝利地結束對日戰爭，而且也是"為了建立基礎，使中蘇關係最終能成為一種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關係。"
為試探史達林對蔣介石的真實態度，4月27日，戴維斯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戴維斯斷定，莫斯科還沒有把蔣介石同倫敦的波蘭流亡領袖以及其他"民主的敵人"視為同一類人。"這與延安把蔣與反動勢力視為一體恰成對比"。他分析說，莫斯科對蔣介石所持的態度是"比較保留和明顯謹慎的"。戴維斯在文章中寫道：如果延安在此間被莫斯科認為鋒芒畢露的獨立性，那麼，"莫斯科對蔣的寬容態度就可能是一個微妙的警告，即在克里姆林宮的中國弓上，不是只有一根弦。這並沒有脫出俄國人一貫的作法，即敞開和利用與蔣合作的可能性，以作為一種手段，以使延安覺得有必要堅守和俄國團結一致的路線。"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駐新疆外交特派員劉澤榮也作出了類似的判斷。據他說，當時，蘇俄總領事正離開新疆回國，迪化只留下一個副領事。他認為，新疆問題原屬於地區民族協作問題，即漢回之間的問題而不是中蘇兩國間的問題。劉澤榮不贊成國民黨政府推行的少數民族政策，他還特意提到，當地學校禁止教回語，而要求所有學生一律學習漢語。劉澤榮根據他在新疆的談判情況判斷，蘇俄"對新疆並無政治企圖"。
3月6日，蔣介石在同顧維鈞的談話中雖然看出了"俄國人的危險性"，但他又認為，世界上再沒有比蘇聯更了解中國了。中國人不能忍受分裂之苦，如果蘇聯企圖把中國分成兩個國家，它必須考慮到中國人民肯定會反對。況且，蘇聯也不願意同全中國人民為敵。
史達林為了恢復沙皇在中國東北的利益，開始注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4月3日，莫斯科召回潘友新，任命彼得羅夫為駐華大使。蔣介石立刻意識到，新大使的任命，是蘇聯"對華突變之行動"。聯繫到"近日新疆匪勢亦已漸緩"，蔣介石猜測，這意味著蘇聯"對華政策已轉變"。
在4月中、下旬召開的舊金山會議上，蘇聯明顯地對中國表現出友好姿態。同時，中國代表團也儘量避免同蘇聯方面發生衝突。為了緩和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國民黨政府在會議前夕致電莫斯科，表示中方願意維護蘇聯的利益，並且支持蘇方要求中方給予支持的提案。在討論會議程序時，美國代表團建議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而蘇聯駐美大使葛羅米柯主張設四位主席，由四個發起國擔任，輪流主持會議。葛羅米柯的提案顯然是根據莫斯科的指示提出來的。美、蘇有關會議提案的爭議，無疑是對中國代表團"誠意的初次考驗"。考慮這一點，中國代表團向美方解釋，因美國再三敦促中國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中方"不願在會上冒犯蘇聯"。於是，中國代表團在決定支持美國的提案時，"也不願過於強硬地反對蘇聯大使的意見"。代表團在請示重慶後得到的答覆是：謹慎行事，間接支持美國，設法避免刺激俄國人。
會議期間，莫洛托夫還向宋子文表示，他希望中國也能成為會議主席，並且暗示中國代表團應該支持蘇聯。對於蘇聯代表團的表現，宋子文覺得蘇方特別是莫洛托夫"顯然都願和中國更友好"。他還連續電告蔣介石，說莫洛托夫對中國代表團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好。
4月16日，赫爾利在同史達林和莫洛托夫舉行會談時表示，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支持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國民政府，統一中國的武裝部隊和建立一個自由、統一、民主的政府。
史達林坦率地說："蘇聯政府願意支持這項政策"。他甚至稱蔣介石是"無私的"，而且是一位"愛國者"。史達林還說，蘇聯在過去對蔣介石曾"待之如友"。他表示，美國在採取行動統一中國武裝力量時，一定會得到蘇聯的"完全支持"。
對史達林的上述表態，赫爾利稱之為他曾經聽到過的最佳消息。4月17日，赫爾利向華盛頓報告說，他已得到了史達林的保證，史達林將無條件支持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完全承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
可是，美國駐莫斯科臨時代辦凱南卻不以為然，他對提交給華盛頓的有關赫爾利同史達林的會談報告表示不安。4月23日，凱南在致哈里曼的電報中說，在赫爾利關於他向史達林所談事項的說明中，自然沒有史達林不能坦白地說出口的贊同話。人所共知，言詞對俄國人來說是一回事，對美國人來說卻是另一回事。而且，就史達林所言來說，如果我們聯想到史達林謹慎小心地討人歡心和他所使用的對一切人來說都是同樣含義的措辭，從而天真地渴望在這一舞台上得到蘇聯的支持，那就會導致我們不恰當地依賴蘇聯的援助，或者甚至認為俄國人會默認美國實現其在中國的長遠目標，"那就會是很可悲的了"。
毫無疑問，凱南的意見對華盛頓產生了影響。在接到凱南電報的當天，斯退丁紐斯告誡赫爾利：蘇聯的政策可能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他指示赫爾利，要設法使蔣介石深信"早日取得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統一的必要"，這不僅是為了勝利地結束對日戰爭，而且也是"為了建立基礎，使中蘇關係最終能成為一種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關係。"
為試探史達林對蔣介石的真實態度，4月27日，戴維斯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戴維斯斷定，莫斯科還沒有把蔣介石同倫敦的波蘭流亡領袖以及其他"民主的敵人"視為同一類人。"這與延安把蔣與反動勢力視為一體恰成對比"。他分析說，莫斯科對蔣介石所持的態度是"比較保留和明顯謹慎的"。戴維斯在文章中寫道：如果延安在此間被莫斯科認為鋒芒畢露的獨立性，那麼，"莫斯科對蔣的寬容態度就可能是一個微妙的警告，即在克里姆林宮的中國弓上，不是只有一根弦。這並沒有脫出俄國人一貫的作法，即敞開和利用與蔣合作的可能性，以作為一種手段，以使延安覺得有必要堅守和俄國團結一致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