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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覺得，如果是我，如果我真的是堅持，那我就這麼挖，你不讓我挖，我就不挖了。我的堅持是就在這塊地用這把鍬用這種挖法挖。這才是堅持。而他呢，就是要挖，不讓我挖，我可以偷著下地。不讓用鐵鍬，我用鎬；不讓用鍋，我用手創。
換來換去，總有一樣叫你滿意的，叫你允許我挖下去。
老俠：實際上張藝謀他教給人的堅持是一種什麼邏輯呢？
實際與主流的邏輯是貫通的。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張藝謀是為了堅持（拍電影）可以不擇手段。擴而廣之就是，為了活出一種體面，要不擇手段地堅持下去。挖達不到目的，我就創。浪漫的詩意的濃墨重彩的鏡頭不行，我就換一種樸實的平淡的紀錄片似的鏡頭。他拍的《秋jú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全是一個樣，弄得土呵呵的，群眾演員，用最樸實最寫實的電影手法撤一個彌天大謊。秋jú也堅持，堅持到最後是公安局領導出面、市領導出面幫她解決問題，替她鳴不平。
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農民在現代土皇帝治下的無奈一點兒也沒有了。他也在告訴別人：只要你堅持，就一定能有出頭之日。他只管活著，不管怎麼活，而這種不問怎麼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國人觀念中那種 好死不如賴活著 。最可笑的是還有一位北大的法學教授，拿著《秋jú打官司》論證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反對與國際通行的法律規則接軌。把嚴肅的論證建立在一部撒謊的電影上，我就只能說這位教授的論證也是謊言，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
王朔：他後面那兩個更是撒彌天大謊，秋jú到最後還有個法盲的說法，《一個都不能少》那個就只有感激的份兒，社會一關懷，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中國教育的問題決不是靠什麼希望工程、幾個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決的。
老俠：最根本的問題他不觸及，卻在希望工程上做文章。
就用土塊子修造真善美的長城，貌似是民間關懷，實質是平庸。你救得了三五個苦孩子，能救出全中國的失學兒童嗎？能對教育體制的改革有什麼幫助嗎？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張藝謀的事業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種土塊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個都不能少》還是個電影，而《我的父親母親》已經不是電影了，更是彌天大謊了，一首MTV變成了愛情絕唱，硬把MTV的長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長度。什麼好幾十年的等待，好幾十年的鄉下過日子，多麼多麼艱難…
…這兩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塊兒。張藝謀拍電影，有一種堅忍不拔，也許就像《活著》，活下去，無論多難，也無論用什麼活法，也要活下去，他有這種東西。
老俠：他按照這種堅忍不拔的不擇手段的活法堅持活下去，人就從根本上不是個東西了。這種不擇手段的活法，我不知道他是在拍電影呢，還是說把電影完全作為一種自己重新獲得一個顯赫位置的生存策略。他後來的電影，越來越急功近利了，包括他拍那麼煽情的片子，把一個MTV放大成一部故事片。他領金雞獎時那燦爛的笑容，與他參加坎城沒入圍的怨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就是他，張藝謀，中國的大導演。
王朔：我覺得再沒有比在中國民間強調詩情畫意更不誠實的了。他這等於把那種風景的優美置換成所謂人性的優美，把中國農村風光的樸素置換成中國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對民族的信心、對人類的信心。對美好生活的信。這種置換即便作為一種藝術包裝了的宣傳也比較拙劣。而且我覺得用那麼簡單的方法做這種煽情，那我只能認為他的全部目的僅僅是為美好而美好，他也懶得費多大心思，就弄一個簡單的東西端給你。當然，有人會佩服詩情的，詩好像就是簡單。但是我覺得其實他蒙不了人，他那裡沒東西就是沒東西，他最終達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飾就一無所有了。有時，過程是很重要的。
他這個過程，等於直接上來就把答案告訴大家了，沒過程了，上來就是答案，他再圍繞著已成的答案渲染一番。這麼簡單的東西，何必要拍電影呢？拍成MTV去放，我覺得即使不誠實可技術上還過得去。而現在，把這麼簡單的東西現在的答案拍成了電影，連電影中的基本要素都沒有。
老俠：那你相信他就是這麼簡單嗎？我覺得他在生存策略上也有一種曲折，一種九曲十八彎繞來繞去，只是暗示點撥卻從不直截了當地實話實說。
王朔：他自己說它就是這麼簡單的，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了。他真覺得是好東西，是他最好的片子。他要是真這麼認為的話，那過去他拍的片子可就費了大勁了。在這兒裝，在那兒裝，假裝這個，那個的，其實也就是附庸風雅。他合計你的本質是這個，那你的本質就是這個，你覺得這是最好的，那你就這麼辦。既然你對人類、對整個社會這麼有信心，你也相信真善美是我們社會的主旋律，我們現在要極力告訴大家的，變著法讓人們相信的，就是咱們大夥都不錯，人都不錯，那你就這麼幹吧！我覺得他要是真是這樣的話，倒也簡單了。
老俠：最近報紙上，好像是《北京晚報》說張藝謀出任了一個模特大賽的評委，保不齊他哪天又玩上服裝了，也弄個張藝謀的名牌系列。現今的 腕兒們 都屬於全才型，全面開花是時代的cháo流。你說一不留神沒準弄出個《紅樓夢》，但這還是在你的本行，是小說。但是其他的腕兒們，像趙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傳作家，張藝謀一不留神就當了模特大賽的評委，陳凱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國慶觀禮台……我覺得張藝謀的所有的電影加在一起就是他這個人了。萬變不離其宗。
王朔：cháo流變了，他會換的，但無論怎麼換都是為了活著。
老俠：他現在活著的方式就是必須拍電影，拍著電影就是活著，他對電影真有一種狂熱的酷愛嗎？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說就是電影《活著》，他要是拍不成電影，我想，他會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著，可能是他的首要問題。活著，拍電影，不擇手段地拍，不擇手段地活。
老俠：還有一些導演，自稱是民間立場，獨立製片人什麼的，像張元這樣導演的片子，你看過沒有？感覺如何？
王朔：我看過張元的片子。我最喜歡他的《兒子》，就是寫一個酒鬼，兩個兒子，唉呀，那酒鬼，演的吧真是原汁原昧，就是一個神經病，他雜亂無章，但那裡真實的東西會對你有衝擊。你平常也可能酗酒，但你不會那麼神經病。他就是那麼雜亂無章。那演員本身就是精神錯亂的，他很難控制，就是他到那兒就那麼演。不經什麼加工，就把好多人性中真實的東西記錄下來了，容不得你導演去說戲，容不得你在此調度，用你的想法強加給演員。演員都瘋了，是真瘋，演員瘋了，一家人演一家人，在拍的過程中，家人之間的真實情感新仇舊恨全都出來了，那話說得真他媽的給勁。那不是寫台詞，所以給給勁！那裡有兒子他媽嘮叨他爸，互相之間什麼的。我覺得人性的真實一經出現，特別是在藝術中，就特別震撼。
我現在覺得，有時候，生活真實即是藝術全部。我現在有這麼一種觀點，真實的力量真的是比精心構造的完美。後來張元的《東宮西宮》我就不怎麼喜歡了。其實，這個故事說起來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他比較戲劇化地拍，甚至想強擰著形成一個故事，一種方向，敘述的方向，那就顯得導演的能力有點兒捉襟見肘了，時不時要停下來考慮。他又想加進很多風俗的東西，顯然是為了去國際上拿什麼獎的，但在一個殘勝的故事結構中，溶不進去。所以他就要往回走，回憶的鏡頭就開始多。另外，拍好片子有時錢多未必是好事。張元的《兒子》拍時沒什麼錢，所以很多技術上的東西只好從簡了，歪打正著，他那個故事就是不能有過多的人為技術在裡面。等到《東宮西宮》，他的錢多了一點兒，他就可以布光呀、置景呀，所以我看慣了他沒錢時拍的東西，也看慣了許多有錢導演拍的東西，他一有了點錢，就想做得更精緻一些，結果處處感覺到人為的痕跡。就是那種演員一進來就處在一個布置好的空間裡，這種感覺，肯定不行。
老俠：你覺得第六代導演與第五代相比有什麼不同，在藝術上有獨到的地方或優勢嗎？
王朔：他們的片子我看的不多，除了張元的，還看過賈章柯的《小武》，還可以。第六代的電影給我一種什麼感覺呢？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天生的東西，他們靠天賦在拍，在這一點上，正是他們與第五代相比的可貴之處。他們沒有第五代那種老jian巨猾。你別看第五代，甚至都不到五十歲，但就透著那種老jian巨猾……
老俠：現在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人就已經很老jian巨猾了，似乎越年輕越老jian巨猾。
王朔：那種老jian巨猾，在技術上的把握那種純熟呀，包括基調上的控制呀，演員的控制呀，不管他用的是專業演員，還是非專業演員，他們都控制得滴水不漏。
這種電影，我就覺得沒活氣，一切都是導演觀念的道具。
老俠：這種老jian巨猾的控制在張藝謀的電影中達到了極致。
王朔：第六代的，憑本能拍。他們經常給拍亂了，是不是？但就那亂的地方，讓我覺得有人的氣味，真實的氣味。有時，他整個拍攝不夠長度，沒辦法就胡接，你明顯看出是一場戲被拆開了用在兩處。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錢，顧不上玩那個精緻。
要麼你有天分，就拍天才作品，靠本能拍，你一動腦子就露怯。套一句外國民諺，就是中國人一動腦子，全世界都發笑。
老俠：賈章柯就說他的《小武》是傳統手工業手工作坊的拍法。中國人一動腦子就變得偽善了，玩些小聰明小技巧，本能的感覺一旦喪失，代替的東西必是不誠實的。一不誠實就要靠動腦子想出來的精緻加以彌補，越不誠實就越精緻，越精緻就越不誠實。中國人的智慧越到後來就越是工筆畫、小品文，整個民族的優雅全在一雙用小巧的繡花針fèng制的精緻的繡花鞋上。
王朔：我覺得寫小說可能也有這個問題。憑天賦憑本能寫出來的東西就是好。
那些人當然包括我了，等到想明白了，技術都掌握了，認識也提高了，那也就可笑了。當然，還是有些曇花一規的人寫出一兩個好東西。但一出道了，就開始動腦子了，一動腦子就完了。
老俠：說不定這些第六代成名後，有大投資了，也就開始動腦子，像你對張元的那種感覺。 王朔：中國電影的可笑在哪兒呢？就是兩頭都要顧，兩頭不是人。電影要的就是市場經濟，壓力就在這兒，也好辦。但它又是一個計劃經濟在那兒控制著。所以在電影業的運作上，它又不是真的搞電影工業，而是在搞電影作坊。所以造成現在新的有想法的青年導演哪邊都不沾，還能出點真東西。只要你沾一頭，就必得沾另一頭，兩頭一沾就非驢非馬不是東西了。
換來換去，總有一樣叫你滿意的，叫你允許我挖下去。
老俠：實際上張藝謀他教給人的堅持是一種什麼邏輯呢？
實際與主流的邏輯是貫通的。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張藝謀是為了堅持（拍電影）可以不擇手段。擴而廣之就是，為了活出一種體面，要不擇手段地堅持下去。挖達不到目的，我就創。浪漫的詩意的濃墨重彩的鏡頭不行，我就換一種樸實的平淡的紀錄片似的鏡頭。他拍的《秋jú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全是一個樣，弄得土呵呵的，群眾演員，用最樸實最寫實的電影手法撤一個彌天大謊。秋jú也堅持，堅持到最後是公安局領導出面、市領導出面幫她解決問題，替她鳴不平。
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農民在現代土皇帝治下的無奈一點兒也沒有了。他也在告訴別人：只要你堅持，就一定能有出頭之日。他只管活著，不管怎麼活，而這種不問怎麼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國人觀念中那種 好死不如賴活著 。最可笑的是還有一位北大的法學教授，拿著《秋jú打官司》論證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反對與國際通行的法律規則接軌。把嚴肅的論證建立在一部撒謊的電影上，我就只能說這位教授的論證也是謊言，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
王朔：他後面那兩個更是撒彌天大謊，秋jú到最後還有個法盲的說法，《一個都不能少》那個就只有感激的份兒，社會一關懷，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中國教育的問題決不是靠什麼希望工程、幾個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決的。
老俠：最根本的問題他不觸及，卻在希望工程上做文章。
就用土塊子修造真善美的長城，貌似是民間關懷，實質是平庸。你救得了三五個苦孩子，能救出全中國的失學兒童嗎？能對教育體制的改革有什麼幫助嗎？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張藝謀的事業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種土塊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個都不能少》還是個電影，而《我的父親母親》已經不是電影了，更是彌天大謊了，一首MTV變成了愛情絕唱，硬把MTV的長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長度。什麼好幾十年的等待，好幾十年的鄉下過日子，多麼多麼艱難…
…這兩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塊兒。張藝謀拍電影，有一種堅忍不拔，也許就像《活著》，活下去，無論多難，也無論用什麼活法，也要活下去，他有這種東西。
老俠：他按照這種堅忍不拔的不擇手段的活法堅持活下去，人就從根本上不是個東西了。這種不擇手段的活法，我不知道他是在拍電影呢，還是說把電影完全作為一種自己重新獲得一個顯赫位置的生存策略。他後來的電影，越來越急功近利了，包括他拍那麼煽情的片子，把一個MTV放大成一部故事片。他領金雞獎時那燦爛的笑容，與他參加坎城沒入圍的怨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就是他，張藝謀，中國的大導演。
王朔：我覺得再沒有比在中國民間強調詩情畫意更不誠實的了。他這等於把那種風景的優美置換成所謂人性的優美，把中國農村風光的樸素置換成中國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對民族的信心、對人類的信心。對美好生活的信。這種置換即便作為一種藝術包裝了的宣傳也比較拙劣。而且我覺得用那麼簡單的方法做這種煽情，那我只能認為他的全部目的僅僅是為美好而美好，他也懶得費多大心思，就弄一個簡單的東西端給你。當然，有人會佩服詩情的，詩好像就是簡單。但是我覺得其實他蒙不了人，他那裡沒東西就是沒東西，他最終達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飾就一無所有了。有時，過程是很重要的。
他這個過程，等於直接上來就把答案告訴大家了，沒過程了，上來就是答案，他再圍繞著已成的答案渲染一番。這麼簡單的東西，何必要拍電影呢？拍成MTV去放，我覺得即使不誠實可技術上還過得去。而現在，把這麼簡單的東西現在的答案拍成了電影，連電影中的基本要素都沒有。
老俠：那你相信他就是這麼簡單嗎？我覺得他在生存策略上也有一種曲折，一種九曲十八彎繞來繞去，只是暗示點撥卻從不直截了當地實話實說。
王朔：他自己說它就是這麼簡單的，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了。他真覺得是好東西，是他最好的片子。他要是真這麼認為的話，那過去他拍的片子可就費了大勁了。在這兒裝，在那兒裝，假裝這個，那個的，其實也就是附庸風雅。他合計你的本質是這個，那你的本質就是這個，你覺得這是最好的，那你就這麼辦。既然你對人類、對整個社會這麼有信心，你也相信真善美是我們社會的主旋律，我們現在要極力告訴大家的，變著法讓人們相信的，就是咱們大夥都不錯，人都不錯，那你就這麼幹吧！我覺得他要是真是這樣的話，倒也簡單了。
老俠：最近報紙上，好像是《北京晚報》說張藝謀出任了一個模特大賽的評委，保不齊他哪天又玩上服裝了，也弄個張藝謀的名牌系列。現今的 腕兒們 都屬於全才型，全面開花是時代的cháo流。你說一不留神沒準弄出個《紅樓夢》，但這還是在你的本行，是小說。但是其他的腕兒們，像趙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傳作家，張藝謀一不留神就當了模特大賽的評委，陳凱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國慶觀禮台……我覺得張藝謀的所有的電影加在一起就是他這個人了。萬變不離其宗。
王朔：cháo流變了，他會換的，但無論怎麼換都是為了活著。
老俠：他現在活著的方式就是必須拍電影，拍著電影就是活著，他對電影真有一種狂熱的酷愛嗎？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說就是電影《活著》，他要是拍不成電影，我想，他會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著，可能是他的首要問題。活著，拍電影，不擇手段地拍，不擇手段地活。
老俠：還有一些導演，自稱是民間立場，獨立製片人什麼的，像張元這樣導演的片子，你看過沒有？感覺如何？
王朔：我看過張元的片子。我最喜歡他的《兒子》，就是寫一個酒鬼，兩個兒子，唉呀，那酒鬼，演的吧真是原汁原昧，就是一個神經病，他雜亂無章，但那裡真實的東西會對你有衝擊。你平常也可能酗酒，但你不會那麼神經病。他就是那麼雜亂無章。那演員本身就是精神錯亂的，他很難控制，就是他到那兒就那麼演。不經什麼加工，就把好多人性中真實的東西記錄下來了，容不得你導演去說戲，容不得你在此調度，用你的想法強加給演員。演員都瘋了，是真瘋，演員瘋了，一家人演一家人，在拍的過程中，家人之間的真實情感新仇舊恨全都出來了，那話說得真他媽的給勁。那不是寫台詞，所以給給勁！那裡有兒子他媽嘮叨他爸，互相之間什麼的。我覺得人性的真實一經出現，特別是在藝術中，就特別震撼。
我現在覺得，有時候，生活真實即是藝術全部。我現在有這麼一種觀點，真實的力量真的是比精心構造的完美。後來張元的《東宮西宮》我就不怎麼喜歡了。其實，這個故事說起來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他比較戲劇化地拍，甚至想強擰著形成一個故事，一種方向，敘述的方向，那就顯得導演的能力有點兒捉襟見肘了，時不時要停下來考慮。他又想加進很多風俗的東西，顯然是為了去國際上拿什麼獎的，但在一個殘勝的故事結構中，溶不進去。所以他就要往回走，回憶的鏡頭就開始多。另外，拍好片子有時錢多未必是好事。張元的《兒子》拍時沒什麼錢，所以很多技術上的東西只好從簡了，歪打正著，他那個故事就是不能有過多的人為技術在裡面。等到《東宮西宮》，他的錢多了一點兒，他就可以布光呀、置景呀，所以我看慣了他沒錢時拍的東西，也看慣了許多有錢導演拍的東西，他一有了點錢，就想做得更精緻一些，結果處處感覺到人為的痕跡。就是那種演員一進來就處在一個布置好的空間裡，這種感覺，肯定不行。
老俠：你覺得第六代導演與第五代相比有什麼不同，在藝術上有獨到的地方或優勢嗎？
王朔：他們的片子我看的不多，除了張元的，還看過賈章柯的《小武》，還可以。第六代的電影給我一種什麼感覺呢？
我覺得他們有一種天生的東西，他們靠天賦在拍，在這一點上，正是他們與第五代相比的可貴之處。他們沒有第五代那種老jian巨猾。你別看第五代，甚至都不到五十歲，但就透著那種老jian巨猾……
老俠：現在二十幾歲三十幾歲的人就已經很老jian巨猾了，似乎越年輕越老jian巨猾。
王朔：那種老jian巨猾，在技術上的把握那種純熟呀，包括基調上的控制呀，演員的控制呀，不管他用的是專業演員，還是非專業演員，他們都控制得滴水不漏。
這種電影，我就覺得沒活氣，一切都是導演觀念的道具。
老俠：這種老jian巨猾的控制在張藝謀的電影中達到了極致。
王朔：第六代的，憑本能拍。他們經常給拍亂了，是不是？但就那亂的地方，讓我覺得有人的氣味，真實的氣味。有時，他整個拍攝不夠長度，沒辦法就胡接，你明顯看出是一場戲被拆開了用在兩處。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錢，顧不上玩那個精緻。
要麼你有天分，就拍天才作品，靠本能拍，你一動腦子就露怯。套一句外國民諺，就是中國人一動腦子，全世界都發笑。
老俠：賈章柯就說他的《小武》是傳統手工業手工作坊的拍法。中國人一動腦子就變得偽善了，玩些小聰明小技巧，本能的感覺一旦喪失，代替的東西必是不誠實的。一不誠實就要靠動腦子想出來的精緻加以彌補，越不誠實就越精緻，越精緻就越不誠實。中國人的智慧越到後來就越是工筆畫、小品文，整個民族的優雅全在一雙用小巧的繡花針fèng制的精緻的繡花鞋上。
王朔：我覺得寫小說可能也有這個問題。憑天賦憑本能寫出來的東西就是好。
那些人當然包括我了，等到想明白了，技術都掌握了，認識也提高了，那也就可笑了。當然，還是有些曇花一規的人寫出一兩個好東西。但一出道了，就開始動腦子了，一動腦子就完了。
老俠：說不定這些第六代成名後，有大投資了，也就開始動腦子，像你對張元的那種感覺。 王朔：中國電影的可笑在哪兒呢？就是兩頭都要顧，兩頭不是人。電影要的就是市場經濟，壓力就在這兒，也好辦。但它又是一個計劃經濟在那兒控制著。所以在電影業的運作上，它又不是真的搞電影工業，而是在搞電影作坊。所以造成現在新的有想法的青年導演哪邊都不沾，還能出點真東西。只要你沾一頭，就必得沾另一頭，兩頭一沾就非驢非馬不是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