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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弛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眾一心」，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3）的招牌來「作之師」（4），並且分送金款（5）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裡做總長（7），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8），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十二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號。
（2）指高仁山。參看本卷第120頁注（7）。
（3）「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起糙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由段祺瑞發布。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4）「作之師」語見《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5）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因法郎貶值，堅持中國對法國的庚子賠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顧當時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同意了法方的無理要求，從作為賠款抵押的中國鹽稅中付給債款後，收回餘額一千多萬元，這筆款被稱為「金款」。它們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軍政開支外，從中撥出一百五十萬元作為教育經費，當時一些私立大學曾提出分享這筆錢，章士釗則堅持用於清理國立八校的積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字靜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北京大學為了反對他，曾一度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又因章士釗「思想陳腐，行為卑鄙」，也宣言反對他擔任教育總長，與教育部脫離關係。所以這裡說「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裡做總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眾為要求關稅自主，舉行示威遊行，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並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稱：「幸天相我。局勢頓移。所謂鳥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實那時段祺瑞並未下台，章士釗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務。
（8）章士釗當時一再壓迫北京大學，如北大宣布脫離教育部後，《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謠言，進行威脅；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停發北大經費。 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好，今日這麼說明日那麼說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腦里想，在自己的宅子裡說；或者和情人談談也不妨，橫豎她總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沒有第三者與聞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陸續發表出來，以「領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稱這些為「思想」或「公論」之類，卻難免有多少老實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變遷，原是反足以見學者文人們進步之神速的；況且文壇上本來就「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2），既不幸而為庸人，則給天才做一點犧牲，也正是應盡的義務。誰叫你不能研究或創作的呢？亦惟有活該吃苦而已矣！
然而，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論宏議。從庸人一方面看起來，卻不免覺得此說雖合乎理而反乎情；因為「螻蟻尚且貪生」，也還是古之明訓。所以雖然是庸人，總還想活幾天，樂一點。無奈愛管閒事是他們吃苦的根苗，坐在家裡好好的，卻偏要出來尋導師，聽公論了。學者文人們正在一日千變地進步，大家跟在他後面；他走的是小彎，你走的是大彎，他在圓心裡轉，你卻必得在圓周上轉，汗流浹背而終於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數計龜卜而後知的。
什麼事情都要干，干，干！那當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買了手槍，就必要深悔前非，更進而悟到救國必先求學。（3）這當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說呢，就遵諭鑽進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發見了一顆新彗星（4），或者知道了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5）之後，跳出來救國時，先覺者可是「杳如黃鶴」了，尋來尋去，也許會在戲園子裡發見。你不要再菲薄那「小東人嗯嗯！哪，唉唉唉！」（6）罷：這是藝術。聽說「人類不僅是理智的動物」，必須「種種方面有充分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學者之在戲園，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種種的美」。
（7）「束髮小生」變成先生，從研究室里鑽出，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面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真是可憐可憐。
那麼，立刻看夜戲，去求種種的美去，怎麼樣？誰知道呢。也許學者已經出戲園，學說也跟著長進（俗稱改變，非也）了。
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人論》（8）。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即如《讀書和書籍》那一篇里，就說，「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覆了這人的心的過程。……然而本來底地說起來，則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但是我們的學者文人們卻正需要這樣的戰場——未經老練的青年的腦髓。但也並非在這上面和別的強敵戰鬥，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義」之手批「公理」之頰——說得俗一點，自己打嘴巴。作了這樣的戰場者，怎麼還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月來，不知怎的又有幾個學者文人或批評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們在上月底才從娘胎鑽出，毫不知道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師大學生一歸她們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為例，說張鬍子或李鬍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學生占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9）。如果這樣，北大學生確應該群起而將女師大撲滅，以免張胡或李胡援例，確保母校的安全。
但我記得北大剛舉行過二十七周年紀念，那建立的歷史，是並非由章士釗將張胡或李胡將要率領的二百學生拖出，然後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這樣的比附，簡直是在青年的腦上打滾。夏間，則也可以稱為「挑剔風cháo」。但也許批評界有時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正如天才之在文壇一樣的。
學者文人們最好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權，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為例，誤以為連一點「閒話」也講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進》周刊第四十四期。
（2）「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據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游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3）這些「名言」都是胡適說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號（一九二一年六月）《四烈士土冢上的沒字碑歌》一詩中，歌頌「炸彈！炸彈！」和「干！干！干！」；但在五卅運動後，他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發表的《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中，又主張救國必先求學，企圖使學生脫離愛國運動。
（4）發見了一顆新彗星這也是對胡適所說的話而發的。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所作《論國故學》一文中曾說過：「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據《胡適文存》二集卷二）
（5）劉向（約前77—前6）、劉歆（？—23），父子二人都是漢代學者。這裡說「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是諷刺當時一些毫無根據地亂下判斷的考據家。
（6）這是京劇《三娘教子》中老僕薛保的唱詞。「小東人」指小主人薛倚。
（7）這些都是陳西瀅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閒話》中說：「人類不僅僅是理智的動物，他們在體格方面就求康健強壯，在社會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種種的美。種種方面有充分的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8）《婦人論》叔本華的一篇誣衊婦女的文章。曾由張慰慈譯為中文，題為《婦女論》，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報副刊》。在譯文前，還有徐志摩的介紹文《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9）女師大學生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釗、劉百昭僱人毆曳出校以後，即另在宗帽胡同賃屋上課，原址則由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十一月末章士釗潛逃天津，女師大學生即遷回原址。這立刻招致陳西瀅的攻擊，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閒話》里說：「女大有三百五十學生，女師大有四十餘學生，無論分立或合併，學生人數過八倍多的女大斷沒有把較大的校舍讓給女師大的道理。」他誣衊女師大學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據」女大校舍，所以又說：「要是有一天，什麼張鬍子或李鬍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學生來占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他說這不過學你們教育界自己發明的方法，你們又怎樣說？」 自從去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於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2）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
迨教育總長章士釗復出（3），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復（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 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
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復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5）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歷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 公理 道義 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 教育界名流 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6），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為 公理 或 道義 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復校以後，所謂 公理 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 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 的席上找到了。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3）的招牌來「作之師」（4），並且分送金款（5）以來，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裡做總長（7），本相卻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8），又要出紀念刊，我卻要預先聲明：不來多話了。一則，命題作文，實在苦不過；二則，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
十二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會周刊》創刊號。
（2）指高仁山。參看本卷第120頁注（7）。
（3）「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起糙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由段祺瑞發布。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4）「作之師」語見《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5）金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因法郎貶值，堅持中國對法國的庚子賠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顧當時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同意了法方的無理要求，從作為賠款抵押的中國鹽稅中付給債款後，收回餘額一千多萬元，這筆款被稱為「金款」。它們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軍政開支外，從中撥出一百五十萬元作為教育經費，當時一些私立大學曾提出分享這筆錢，章士釗則堅持用於清理國立八校的積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字靜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時，北京大學為了反對他，曾一度與教育部脫離關係。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學又因章士釗「思想陳腐，行為卑鄙」，也宣言反對他擔任教育總長，與教育部脫離關係。所以這裡說「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裡做總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眾為要求關稅自主，舉行示威遊行，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並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稱：「幸天相我。局勢頓移。所謂鳥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實那時段祺瑞並未下台，章士釗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務。
（8）章士釗當時一再壓迫北京大學，如北大宣布脫離教育部後，《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謠言，進行威脅；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決定，停發北大經費。 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也好，今日這麼說明日那麼說也好。但最好是在自己的腦里想，在自己的宅子裡說；或者和情人談談也不妨，橫豎她總能以「阿呀」表示其佩服，而沒有第三者與聞其事。只是，假使不自珍惜，陸續發表出來，以「領袖」「正人君子」自居，而稱這些為「思想」或「公論」之類，卻難免有多少老實人遭殃。自然，凡有神妙的變遷，原是反足以見學者文人們進步之神速的；況且文壇上本來就「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2），既不幸而為庸人，則給天才做一點犧牲，也正是應盡的義務。誰叫你不能研究或創作的呢？亦惟有活該吃苦而已矣！
然而，這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論宏議。從庸人一方面看起來，卻不免覺得此說雖合乎理而反乎情；因為「螻蟻尚且貪生」，也還是古之明訓。所以雖然是庸人，總還想活幾天，樂一點。無奈愛管閒事是他們吃苦的根苗，坐在家裡好好的，卻偏要出來尋導師，聽公論了。學者文人們正在一日千變地進步，大家跟在他後面；他走的是小彎，你走的是大彎，他在圓心裡轉，你卻必得在圓周上轉，汗流浹背而終於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數計龜卜而後知的。
什麼事情都要干，干，干！那當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買了手槍，就必要深悔前非，更進而悟到救國必先求學。（3）這當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說呢，就遵諭鑽進研究室去。待到有一天，你發見了一顆新彗星（4），或者知道了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5）之後，跳出來救國時，先覺者可是「杳如黃鶴」了，尋來尋去，也許會在戲園子裡發見。你不要再菲薄那「小東人嗯嗯！哪，唉唉唉！」（6）罷：這是藝術。聽說「人類不僅是理智的動物」，必須「種種方面有充分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呀，學者之在戲園，乃是「在感情方面求種種的美」。
（7）「束髮小生」變成先生，從研究室里鑽出，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面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真是可憐可憐。
那麼，立刻看夜戲，去求種種的美去，怎麼樣？誰知道呢。也許學者已經出戲園，學說也跟著長進（俗稱改變，非也）了。
叔本華先生以厭世名一時，近來中國的紳士們卻獨獨賞識了他的《婦人論》（8）。的確，他的罵女人雖然還合紳士們的脾胃，但別的話卻實在很有些和我們不相宜的。即如《讀書和書籍》那一篇里，就說，「我們讀著的時候，別人卻替我們想。我們不過反覆了這人的心的過程。……然而本來底地說起來，則讀書時，我們的腦已非自己的活動地。這是別人的思想的戰場了。」但是我們的學者文人們卻正需要這樣的戰場——未經老練的青年的腦髓。但也並非在這上面和別的強敵戰鬥，乃是今日之我打昨日之我，「道義」之手批「公理」之頰——說得俗一點，自己打嘴巴。作了這樣的戰場者，怎麼還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月來，不知怎的又有幾個學者文人或批評家亡魂失魄了，仿佛他們在上月底才從娘胎鑽出，毫不知道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以前的事似的。女師大學生一歸她們被占的本校，就有人引以為例，說張鬍子或李鬍子可以「派兵送一二百學生占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9）。如果這樣，北大學生確應該群起而將女師大撲滅，以免張胡或李胡援例，確保母校的安全。
但我記得北大剛舉行過二十七周年紀念，那建立的歷史，是並非由章士釗將張胡或李胡將要率領的二百學生拖出，然後改立北大，招生三千，以掩人耳目的。這樣的比附，簡直是在青年的腦上打滾。夏間，則也可以稱為「挑剔風cháo」。但也許批評界有時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正如天才之在文壇一樣的。
學者文人們最好是有這樣的一個特權，月月，時時，自己和自己戰，——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為例，誤以為連一點「閒話」也講不清楚。
十二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猛進》周刊第四十四期。
（2）「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據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游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3）這些「名言」都是胡適說的。他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二號（一九二一年六月）《四烈士土冢上的沒字碑歌》一詩中，歌頌「炸彈！炸彈！」和「干！干！干！」；但在五卅運動後，他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發表的《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中，又主張救國必先求學，企圖使學生脫離愛國運動。
（4）發見了一顆新彗星這也是對胡適所說的話而發的。胡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所作《論國故學》一文中曾說過：「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恆星，都是一大功績。」（據《胡適文存》二集卷二）
（5）劉向（約前77—前6）、劉歆（？—23），父子二人都是漢代學者。這裡說「劉歆並非劉向的兒子」，是諷刺當時一些毫無根據地亂下判斷的考據家。
（6）這是京劇《三娘教子》中老僕薛保的唱詞。「小東人」指小主人薛倚。
（7）這些都是陳西瀅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閒話》中說：「人類不僅僅是理智的動物，他們在體格方面就求康健強壯，在社會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種種的美。種種方面有充分的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
（8）《婦人論》叔本華的一篇誣衊婦女的文章。曾由張慰慈譯為中文，題為《婦女論》，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十五日《晨報副刊》。在譯文前，還有徐志摩的介紹文《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9）女師大學生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釗、劉百昭僱人毆曳出校以後，即另在宗帽胡同賃屋上課，原址則由章士釗另立女子大學。十一月末章士釗潛逃天津，女師大學生即遷回原址。這立刻招致陳西瀅的攻擊，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的《閒話》里說：「女大有三百五十學生，女師大有四十餘學生，無論分立或合併，學生人數過八倍多的女大斷沒有把較大的校舍讓給女師大的道理。」他誣衊女師大學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據」女大校舍，所以又說：「要是有一天，什麼張鬍子或李鬍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學生來占據了二三千學生的北大，他說這不過學你們教育界自己發明的方法，你們又怎樣說？」 自從去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於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2）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
迨教育總長章士釗復出（3），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復（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 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
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復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5）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歷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 公理 道義 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 教育界名流 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6），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為 公理 或 道義 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復校以後，所謂 公理 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 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 的席上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