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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海的小書賈化作蚊子，吸我的一點血，自然是給我物質上的損害無疑，而我卻還沒有什麼大怨氣，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們是蚊子。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的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麼「鼓動學cháo」呀，「謀做校長」呀，「打落門牙」（17）呀這些話。有一回，竟連現在為我的著作權受損失抱不平的西瀅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閒話》上發表出來；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干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裡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里，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制藝的選家（19）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嘗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裡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里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麼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糙，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jú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jú，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只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御前侍衛，托爾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只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面暗護此人，一面又中傷他人，卻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she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著自己，卻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技倆」，其實世間何嘗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只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麼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閒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語絲》周刊第五十六期。
（2）關於版權和創作動機問題，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閒話》里說：「有一種最取巧的竊盜他家的版權。……魯迅，郁達夫，葉紹鈞，落華生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創作集，現在有人用什么小說選的名義，把那裡的小說部分或全部摽竊了去，自然他們自己書籍的銷路大受影響了。」又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造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的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大都是混雜的。」
（3）「創作衝動」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閒話》中說：「他們有時創造的衝動來時，不工作便吃飯睡覺都不成，可是有時也懶懶的讓它過去了。」又說：「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卻了一切，他只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斷不肯放低自己的標準，去迎合普通讀者的心理。」
（4）狸貓充太子這是從《宋史·李宸妃傳》宋仁宗（趙禎）生母李宸妃不敢認子的故事演變而來的傳說。清代石玉崑編述的公案小說《三俠五義》有這樣的情節：宋真宗無子，劉、李二妃皆懷孕，劉妃為爭立皇后，與太監密謀，在李妃生子時，用一隻剝皮的狸貓將小孩換下來。
（5）遊戲三昧佛家語。這裡是無掛無礙、泰然遊戲的意思。
（6）呂純陽（798—？）即呂洞賓，名岩，號純陽子，相傳為唐末京兆（今陝西長安）人，隱居終南山。民間傳說他後來得道成仙，為「八仙」之一。他遊戲人間的故事如「三醉岳陽樓」、「三戲白牡丹」等在民間很流行。
（7）當時有些出版商任意編選作品牟利，編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評論。如一九二二年由魯莊雲奇編輯、小說研究社發行的《小說年鑑》，其中收有魯迅的《兔和貓》、《鴨的喜劇》等，在評論中竟說《兔和貓》是「進化論的縮寫」，對這篇小說在《晨報副刊》發表時的排校錯誤不僅未予改正，還添了新的錯誤，如將「我說不然」排成「說我不然」等。
（8）「煙士披離純」英語Inspiration的音譯，「靈感」的意思。
（9）「幹著種種無聊的事」等語，也見於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閒話》：「一個靠教書吃飯而時時想政治活動的人不大會是好教員，一個靠政治活動吃飯而教幾點鐘書的人也不大會是好教員……我每看見一般有些天才而自願著述終身的朋友在幹著種種無聊的事情，只好為著作界的損失一嘆了。」
（10）「高頭講章」在經書正文上端留有較寬空白，刊印講解文字，這些文字稱為「高頭講章」。後來泛指這類格式的經書。
（11）藏之名山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
（12）《資本論》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偉大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共三卷。第一卷於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後由恩格斯整理，分別於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通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罪與罰》是他的長篇小說，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通譯穆哈，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海口，著名的咖啡產地。
（15）編譯館指當時的國立編譯館，由章士釗呈請創辦，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GG費的「大報」指《現代評論》。
《猛進》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現代評論》為受了段祺瑞、章士釗的幾千塊錢，吃著人的嘴軟，拿著人的手軟，對於段祺瑞、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為，絕不敢說半個不字。」又《現代評論》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當時金城銀行的GG。
（17）「打落門牙」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請英、美、法等十二國在北京召開所謂「關稅特別會議」，企圖與各帝國主義國家成立新的關稅協定。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五萬餘人當日在天安門集會反對，主張關稅自主；赴會群眾曾遭到大批武裝警察阻止和毆打，受傷十餘人，被捕數人。次日，《社會日報》等登載不符事實的消息說：「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落門牙二」（參看《墳·從鬍鬚說到牙齒》）。
（18）參看本書《並非閒話》及其注（8）。
（19）制藝的選家明代以八股文（制藝）取士，選家就應運而生；他們的八股文選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陳腔濫調之作。長篇小說《儒林外史》中有對於選家的淋漓盡致的描寫。
（20）DF指郁達夫（1896—1945），浙江富陽人，作家，創造社重要成員之一。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遊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給北京《世界日報副刊》編者的信中說：「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屢次和魯迅先生談起，想邀集幾個人起來，聯合著來翻閱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間有可取的作品，就馬上為他們表揚出來，介紹給大家，可以使許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著些安慰，而努力去創作，後來以事去北京，此議就變成了水泡。」 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徵發，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紀念來說幾句話。
據一位教授（2）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鐘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鐘的講師。但這些名論，只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麼，也就算了，人那裡顧得這些事。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譬如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著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為限的。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麼，被派進這派里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
（18）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個女學生，與其被若干卑劣陰險的文人學士們暗地裡散布些關於品行的謠言，倒不如被土匪搶去一條紅圍巾——物質。但這種「流言」，造的是一個人還是多數人？姓甚，名誰？我總是查不出；後來，因為沒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僅為便於述說起見，就總稱之曰畜生。
雖然分了類，但不幸這些畜生就雜在人們里，而一樣是人頭，實際上仍然無從辨別。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聽人們的說話；又因為無話可說，自己也就不大願意做文章。有時候，甚至於連真的義形於色的公話也會覺得古怪，珍奇，於是乎而下等脾氣的「不識抬舉」遂告成功，或者會終於不可救藥。
平心想起來，所謂「選家」這一流人物，雖然因為容易聯想到明季的制藝的選家（19）的緣故，似乎使人厭聞，但現在倒是應該有幾個。這兩三年來，無名作家何嘗沒有勝於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誰也不去理會他，一任他自生自滅。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議過，以為該有人搜羅了各處的各種定期刊行物，仔細評量，選印幾本小說集，來紹介於世間；至於已有專集者，則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門之外」。但這話也不過終於是空話，當時既無定局，後來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這事業，因為我是偏心的。評是非時我總覺得我的熟人對，讀作品是異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裡似乎是沒有所謂「公平」，在別人里我也沒有看見過，然而還疑心什麼地方也許有，因此就不敢做那兩樣東西了：法官，批評家。
現在還沒有專門的選家時，這事批評家也做得，因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糙，還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jú花如果是佳花，則他的原種不過是黃色的細碎的野jú，俗名「滿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壇上真沒有較好的作品之故罷，也許是一做批評家，眼界便極高卓，所以我只見到對於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御前侍衛，托爾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只為一人做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面暗護此人，一面又中傷他人，卻又不明明白白地舉出姓名和實證來，但用了含沙she影的口氣，使那人不知道說著自己，卻又另用口頭宣傳以補筆墨所不及，使別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這不但對於文字，就是女人們的名譽，我今年也看見有用了這畜生道的方法來毀壞的。古人常說「鬼蜮技倆」，其實世間何嘗真有鬼蜮，那所指點的，不過是這類東西罷了。這類東西當然不在話下，就是只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書賈也像別的商人一樣，惟利是圖；他的出版或發議論的「動機」，誰也知道他「不純潔」，決不至於和大學教授的來等量齊觀的。但他們除惟利是圖之外，別的倒未必有什麼用意，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來沒有受過更奇特而陰毒的暗箭的福人，那當然即此一點也要感到痛苦。
這也算一篇作品罷，但還是擠出來的，並非圍爐煮茗時中的閒話，臨了，便回上去填作題目，紀實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七日《語絲》周刊第五十六期。
（2）關於版權和創作動機問題，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的《閒話》里說：「有一種最取巧的竊盜他家的版權。……魯迅，郁達夫，葉紹鈞，落華生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創作集，現在有人用什么小說選的名義，把那裡的小說部分或全部摽竊了去，自然他們自己書籍的銷路大受影響了。」又說：「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造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著別的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著別種不純潔的動機？……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大都是混雜的。」
（3）「創作衝動」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閒話》中說：「他們有時創造的衝動來時，不工作便吃飯睡覺都不成，可是有時也懶懶的讓它過去了。」又說：「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卻了一切，他只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斷不肯放低自己的標準，去迎合普通讀者的心理。」
（4）狸貓充太子這是從《宋史·李宸妃傳》宋仁宗（趙禎）生母李宸妃不敢認子的故事演變而來的傳說。清代石玉崑編述的公案小說《三俠五義》有這樣的情節：宋真宗無子，劉、李二妃皆懷孕，劉妃為爭立皇后，與太監密謀，在李妃生子時，用一隻剝皮的狸貓將小孩換下來。
（5）遊戲三昧佛家語。這裡是無掛無礙、泰然遊戲的意思。
（6）呂純陽（798—？）即呂洞賓，名岩，號純陽子，相傳為唐末京兆（今陝西長安）人，隱居終南山。民間傳說他後來得道成仙，為「八仙」之一。他遊戲人間的故事如「三醉岳陽樓」、「三戲白牡丹」等在民間很流行。
（7）當時有些出版商任意編選作品牟利，編校工作往往十分粗疏，又好妄加評論。如一九二二年由魯莊雲奇編輯、小說研究社發行的《小說年鑑》，其中收有魯迅的《兔和貓》、《鴨的喜劇》等，在評論中竟說《兔和貓》是「進化論的縮寫」，對這篇小說在《晨報副刊》發表時的排校錯誤不僅未予改正，還添了新的錯誤，如將「我說不然」排成「說我不然」等。
（8）「煙士披離純」英語Inspiration的音譯，「靈感」的意思。
（9）「幹著種種無聊的事」等語，也見於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閒話》：「一個靠教書吃飯而時時想政治活動的人不大會是好教員，一個靠政治活動吃飯而教幾點鐘書的人也不大會是好教員……我每看見一般有些天才而自願著述終身的朋友在幹著種種無聊的事情，只好為著作界的損失一嘆了。」
（10）「高頭講章」在經書正文上端留有較寬空白，刊印講解文字，這些文字稱為「高頭講章」。後來泛指這類格式的經書。
（11）藏之名山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
（12）《資本論》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偉大的政治經濟學文獻，共三卷。第一卷於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後由恩格斯整理，分別於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13）陀思妥夫斯奇（[．X．BEGHESTGOPI，1821—1881）通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國作家。《罪與罰》是他的長篇小說，一八八六年出版。
（14）末加（Mokha）通譯穆哈，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的海口，著名的咖啡產地。
（15）編譯館指當時的國立編譯館，由章士釗呈請創辦，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16）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GG費的「大報」指《現代評論》。
《猛進》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現代評論》為受了段祺瑞、章士釗的幾千塊錢，吃著人的嘴軟，拿著人的手軟，對於段祺瑞、章士釗的一切胡作非為，絕不敢說半個不字。」又《現代評論》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當時金城銀行的GG。
（17）「打落門牙」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請英、美、法等十二國在北京召開所謂「關稅特別會議」，企圖與各帝國主義國家成立新的關稅協定。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五萬餘人當日在天安門集會反對，主張關稅自主；赴會群眾曾遭到大批武裝警察阻止和毆打，受傷十餘人，被捕數人。次日，《社會日報》等登載不符事實的消息說：「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落門牙二」（參看《墳·從鬍鬚說到牙齒》）。
（18）參看本書《並非閒話》及其注（8）。
（19）制藝的選家明代以八股文（制藝）取士，選家就應運而生；他們的八股文選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陳腔濫調之作。長篇小說《儒林外史》中有對於選家的淋漓盡致的描寫。
（20）DF指郁達夫（1896—1945），浙江富陽人，作家，創造社重要成員之一。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遊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給北京《世界日報副刊》編者的信中說：「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屢次和魯迅先生談起，想邀集幾個人起來，聯合著來翻閱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間有可取的作品，就馬上為他們表揚出來，介紹給大家，可以使許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著些安慰，而努力去創作，後來以事去北京，此議就變成了水泡。」 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徵發，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紀念來說幾句話。
據一位教授（2）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鐘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鐘的講師。但這些名論，只好請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麼，也就算了，人那裡顧得這些事。
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以為謠我怎樣，我便怎樣的。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譬如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之照著謠言做去，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為限的。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麼，被派進這派里去，也還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則本校的萌芽，自然是發於前清的，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