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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雜文附集》
“立此存照”（一）
曉角
海派《大公報》〔２〕的《大公園地》上，有《非庵漫話》，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題為《太學生應試》，云：“這次太學生應試，國文題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理科的是《擬南粵王復漢文帝書》，並把漢文帝遺南粵王趙佗書的原文附在題後。也許這個試題，對於現在的異動，不無見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學生對於這兩個策論式的命題，很有些人摸不著頭腦。有一位太學生在試卷上大書：‘漢文帝三字仿佛故識，但不知系漢高祖幾代賢孫，答南粵王趙他，則素昧生平，無從說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見。’某試官見此生誤佗為他，輒批其後云：‘漢高文帝爸，趙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來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題後，並未作文，僅書‘若見美人甘下拜，凡聞過失要回頭’一聯，擲筆出場而去。某試官批云：‘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臨考試而動愛美之興，幸該生尚能懸崖勒馬，否則應打竹板四十，趕出場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資談助者。”
寥寥三百餘字耳，卻已將學生對於舊學之空疏和官師態度之浮薄寫盡，令人覺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３〕者，誠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國文亦良難：漢若無趙他，中華民國亦豈得有“太學生”哉。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海派《大公報》指在上海發行的《大公報》，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開始發行。
〔３〕“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唐書·鄭綮傳》載：“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後來他被任為宰相，“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歇後”，就是結末的語詞不說出來；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載：“（唐）彥謙題高廟（漢高祖陵）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y。’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三尺”，指“三尺劍”；“一y”，指“一y土”。
“立此存照”（二）
曉角
《申報》（八月九日）載本地人盛阿大，有一養女，名杏珍，年十六歲，於六日忽然失蹤，盛在家檢點衣物，從杏珍之箱篋中發現他人寄與之情書一封，原文云：“光陰如飛的過去了，倏忽已六個月半矣，在此過程中，很是覺得悶悶的，然而細想真有無窮快樂在眼前矣，細算時日，不久快到我們的時候矣，請萬事多多秘密為要，如有東西，有機會拿來，請你愛惜金錢，不久我們需要金錢應用，幸勿浪費，是幸，你的身體愛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開門，我多看見你芳影，很是快活，請你勿要想念，再會吧，日健，愛書，”
盛遂將信呈交捕房，不久果獲誘拐者云云。
案這種事件，是不足為訓的。但那一封信，卻是十足道地的語錄體〔２〕情書，置之《宇宙風》中，也堪稱佳作，可惜林語堂博士竟自赴美國講學，不再顧念中國文風了。
現在錄之於此，以備他日作《中國語錄體文學史》者之採擇，其作者，據《申報》雲，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號協盛水果店伙無錫項三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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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語錄體參看本卷第３１０頁注〔５〕。按林語堂提倡的所謂語錄體，據他解釋，是“文言中不避俚語，白話中多放之乎”。（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論語》半月刊第三十期《怎樣做語錄體文？》）
“立此存照”（三）
曉角
飽暖了的白人要搔癢的娛樂，但菲洲食人蠻俗和野獸影片已經看厭，我們黃臉低鼻的中國人就被搬上銀幕來了。於是有所謂“辱華影片”事件，我們的愛國者，往往勃發了義憤。
五六年前罷，因為《月宮盜寶》這片子，和范朋克〔２〕大鬧了一通，弄得不歡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沒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實是蒙古王子，和我們不相干，而故事是出於《天方夜談》〔３〕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員非導演的范朋克。不過我在這裡，也並無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車》事件，卻比《盜寶》案切實得多了。我情願做一回“文剪公”，因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刪節了怕會索然無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內《大公俱樂部》上所載的，蕭運先生的《馮史丹堡〔４〕過滬再志》：
“這幾天，上海的電影界，忙於招待一位從美國來的貴賓，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導演約瑟夫·馮史丹堡（Ｊｏｓｅｆｖｏ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當一些人在熱烈地歡迎他的時候，同時有許多人在向他攻擊，因為他是辱華片《上海快車》（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導演人，他對於我國曾有過重大的侮蔑。這是令人難忘的一回事！
“說起《上海快車》，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當一二八戰事之後，一般人的敵愾心理還很敏銳，所以當這部歪曲了事實的好萊塢出品在上海出現時，大家不由都一致發出憤慨的呼聲，像曇花一現地，這部影片只映了兩天，便永遠在我國人眼前消滅了。到了五年後的今日，這部片子的導演人還不能避免輿論的譴責。說不定經過了這回教訓之後，馮史丹堡會明白，無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車》的時候，馮史丹堡對於中國，可以說一點印象沒有，中國是怎樣的，他從來不曉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辯護，這回侮辱中國，並非有意如此。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他看過中國了，如果回好萊塢之後，他再會制出《上海快車》那樣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希望他這是真話。”（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這天的《大公報》，而在《戲劇與電影》上，登有棄揚先生的《藝人訪問記》，云：“以《上海快車》一片引起了中國人注意的導演人約瑟夫·馮史登堡氏，無疑，從這次的旅華後，一定會獲得他的第二部所謂辱華的題材的。
“‘中國人沒有自知，《上海快車》所描寫的，從此次的來華，益給了我不少證實……’不像一般來華的訪問者，一到中國就改變了他原有的論調；馮史登堡氏確有著這樣一種雋然的藝術家風度，這是很值得我們的敬佩的。”
（中略。）
“沒有極正面去抗議《上海快車》這作品，只把他在美時和已來華後，對中日的感想來問了。
“不立刻置答，繼而莞然地說：“‘在美時和已來華後，並沒有什麼不同，東方風味確然兩樣，日本的風景很好，中國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華了，蘇州太舊，神秘的情調，確實是有的。許多訪問者都以《上海快車》事來質問我，實際上，不必掩飾是確有其事的。現在是更留得了一個真切的印象。……我不帶攝影機，但我的眼睛，是不會叫我忘記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數年前南京中山路，為了招待外賓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來他不但並不改悔，倒更加堅決了，怎樣想著，便怎麼說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蠻風，我同意記者之所說：“值得我們的敬佩”。
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該有知人之明：我們要知道他並不把中國的“輿論的譴責”放在心裡，我們要知道中國的輿論究有多大的權威。
“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看過中國了”，“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據《訪問記》，也確是“真話”。不過他說“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國人，中國的地方，從他們看來，和人們已經幾乎並無關係了。
況且我們其實也並無什麼好的人事給他看。我看過關於馮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閱前一天的，十九日的報紙，也沒有什麼體面事，現在就剪兩條電報在這裡：“（北平十八日中央社電）平九一八紀念日，警憲戒備極嚴，晨六時起，保安偵緝兩隊全體出動，在各學校公共場所衝要街巷等處配置一切，嚴加監視，所有軍警，並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氣頗呈緊張，但在平安中渡過。”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時專電）本日傍晚，豐臺日軍突將二十九軍駐防該處之馮治安部包圍，勒令繳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軍已自北平增兵赴豐臺，詳況不明。查月來日方迭請宋哲元部將馮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報上的電報：“（豐臺十九日同盟社電）十八日之豐臺事件，於十九日上午九時半圓滿解決，同時日本軍解除包圍形勢，集合於車站前大坪，中國軍亦同樣整列該處，互釋誤會。”再下一天，二十一日報上的電報：“（北平二十日中央社電）豐臺中日軍誤會解決後，雙方當局為避免今後再發生同樣事件，經詳細研商，決將兩軍調至較遠之地方，故我軍原駐豐臺之二營五連，已調駐豐臺迤南之趙家村，駐豐日軍附近，已無我軍蹤跡矣。”
我不知道現在馮史丹堡在那裡，倘還在中國，也許要錯認今年為“誤會年”，十八日為“學生造反日”的罷。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只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胡塗，誤認他為肥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並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眾不同。如果有人，當面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病而已矣。那麼，他就失望，含羞，於是成怒，罵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又希望他畏懼主人的憤怒和罵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著了。
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５〕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立此存照”（一）
曉角
海派《大公報》〔２〕的《大公園地》上，有《非庵漫話》，八月二十五日的一篇，題為《太學生應試》，云：“這次太學生應試，國文題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理科的是《擬南粵王復漢文帝書》，並把漢文帝遺南粵王趙佗書的原文附在題後。也許這個試題，對於現在的異動，不無見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學生對於這兩個策論式的命題，很有些人摸不著頭腦。有一位太學生在試卷上大書：‘漢文帝三字仿佛故識，但不知系漢高祖幾代賢孫，答南粵王趙他，則素昧生平，無從說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見。’某試官見此生誤佗為他，輒批其後云：‘漢高文帝爸，趙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來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題後，並未作文，僅書‘若見美人甘下拜，凡聞過失要回頭’一聯，擲筆出場而去。某試官批云：‘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臨考試而動愛美之興，幸該生尚能懸崖勒馬，否則應打竹板四十，趕出場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資談助者。”
寥寥三百餘字耳，卻已將學生對於舊學之空疏和官師態度之浮薄寫盡，令人覺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３〕者，誠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國文亦良難：漢若無趙他，中華民國亦豈得有“太學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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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海派《大公報》指在上海發行的《大公報》，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開始發行。
〔３〕“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唐書·鄭綮傳》載：“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庶政未愜，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後來他被任為宰相，“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歇後”，就是結末的語詞不說出來；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載：“（唐）彥謙題高廟（漢高祖陵）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y。’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三尺”，指“三尺劍”；“一y”，指“一y土”。
“立此存照”（二）
曉角
《申報》（八月九日）載本地人盛阿大，有一養女，名杏珍，年十六歲，於六日忽然失蹤，盛在家檢點衣物，從杏珍之箱篋中發現他人寄與之情書一封，原文云：“光陰如飛的過去了，倏忽已六個月半矣，在此過程中，很是覺得悶悶的，然而細想真有無窮快樂在眼前矣，細算時日，不久快到我們的時候矣，請萬事多多秘密為要，如有東西，有機會拿來，請你愛惜金錢，不久我們需要金錢應用，幸勿浪費，是幸，你的身體愛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開門，我多看見你芳影，很是快活，請你勿要想念，再會吧，日健，愛書，”
盛遂將信呈交捕房，不久果獲誘拐者云云。
案這種事件，是不足為訓的。但那一封信，卻是十足道地的語錄體〔２〕情書，置之《宇宙風》中，也堪稱佳作，可惜林語堂博士竟自赴美國講學，不再顧念中國文風了。
現在錄之於此，以備他日作《中國語錄體文學史》者之採擇，其作者，據《申報》雲，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號協盛水果店伙無錫項三寶也。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語錄體參看本卷第３１０頁注〔５〕。按林語堂提倡的所謂語錄體，據他解釋，是“文言中不避俚語，白話中多放之乎”。（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論語》半月刊第三十期《怎樣做語錄體文？》）
“立此存照”（三）
曉角
飽暖了的白人要搔癢的娛樂，但菲洲食人蠻俗和野獸影片已經看厭，我們黃臉低鼻的中國人就被搬上銀幕來了。於是有所謂“辱華影片”事件，我們的愛國者，往往勃發了義憤。
五六年前罷，因為《月宮盜寶》這片子，和范朋克〔２〕大鬧了一通，弄得不歡而散。但好像彼此到底都沒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實是蒙古王子，和我們不相干，而故事是出於《天方夜談》〔３〕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員非導演的范朋克。不過我在這裡，也並無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車》事件，卻比《盜寶》案切實得多了。我情願做一回“文剪公”，因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刪節了怕會索然無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內《大公俱樂部》上所載的，蕭運先生的《馮史丹堡〔４〕過滬再志》：
“這幾天，上海的電影界，忙於招待一位從美國來的貴賓，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導演約瑟夫·馮史丹堡（Ｊｏｓｅｆｖｏｎ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當一些人在熱烈地歡迎他的時候，同時有許多人在向他攻擊，因為他是辱華片《上海快車》（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ｘｐｒｅｓｓ）的導演人，他對於我國曾有過重大的侮蔑。這是令人難忘的一回事！
“說起《上海快車》，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當一二八戰事之後，一般人的敵愾心理還很敏銳，所以當這部歪曲了事實的好萊塢出品在上海出現時，大家不由都一致發出憤慨的呼聲，像曇花一現地，這部影片只映了兩天，便永遠在我國人眼前消滅了。到了五年後的今日，這部片子的導演人還不能避免輿論的譴責。說不定經過了這回教訓之後，馮史丹堡會明白，無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車》的時候，馮史丹堡對於中國，可以說一點印象沒有，中國是怎樣的，他從來不曉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辯護，這回侮辱中國，並非有意如此。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他看過中國了，如果回好萊塢之後，他再會制出《上海快車》那樣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希望他這是真話。”（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這天的《大公報》，而在《戲劇與電影》上，登有棄揚先生的《藝人訪問記》，云：“以《上海快車》一片引起了中國人注意的導演人約瑟夫·馮史登堡氏，無疑，從這次的旅華後，一定會獲得他的第二部所謂辱華的題材的。
“‘中國人沒有自知，《上海快車》所描寫的，從此次的來華，益給了我不少證實……’不像一般來華的訪問者，一到中國就改變了他原有的論調；馮史登堡氏確有著這樣一種雋然的藝術家風度，這是很值得我們的敬佩的。”
（中略。）
“沒有極正面去抗議《上海快車》這作品，只把他在美時和已來華後，對中日的感想來問了。
“不立刻置答，繼而莞然地說：“‘在美時和已來華後，並沒有什麼不同，東方風味確然兩樣，日本的風景很好，中國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華了，蘇州太舊，神秘的情調，確實是有的。許多訪問者都以《上海快車》事來質問我，實際上，不必掩飾是確有其事的。現在是更留得了一個真切的印象。……我不帶攝影機，但我的眼睛，是不會叫我忘記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數年前南京中山路，為了招待外賓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來他不但並不改悔，倒更加堅決了，怎樣想著，便怎麼說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蠻風，我同意記者之所說：“值得我們的敬佩”。
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也該有知人之明：我們要知道他並不把中國的“輿論的譴責”放在心裡，我們要知道中國的輿論究有多大的權威。
“但是現在，他到過中國了，看過中國了”，“他在上海時對人說他對中國的印象很好”，據《訪問記》，也確是“真話”。不過他說“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國人，中國的地方，從他們看來，和人們已經幾乎並無關係了。
況且我們其實也並無什麼好的人事給他看。我看過關於馮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閱前一天的，十九日的報紙，也沒有什麼體面事，現在就剪兩條電報在這裡：“（北平十八日中央社電）平九一八紀念日，警憲戒備極嚴，晨六時起，保安偵緝兩隊全體出動，在各學校公共場所衝要街巷等處配置一切，嚴加監視，所有軍警，並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氣頗呈緊張，但在平安中渡過。”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時專電）本日傍晚，豐臺日軍突將二十九軍駐防該處之馮治安部包圍，勒令繳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軍已自北平增兵赴豐臺，詳況不明。查月來日方迭請宋哲元部將馮部撤退，宋迄未允。”跳下一天，二十日的報上的電報：“（豐臺十九日同盟社電）十八日之豐臺事件，於十九日上午九時半圓滿解決，同時日本軍解除包圍形勢，集合於車站前大坪，中國軍亦同樣整列該處，互釋誤會。”再下一天，二十一日報上的電報：“（北平二十日中央社電）豐臺中日軍誤會解決後，雙方當局為避免今後再發生同樣事件，經詳細研商，決將兩軍調至較遠之地方，故我軍原駐豐臺之二營五連，已調駐豐臺迤南之趙家村，駐豐日軍附近，已無我軍蹤跡矣。”
我不知道現在馮史丹堡在那裡，倘還在中國，也許要錯認今年為“誤會年”，十八日為“學生造反日”的罷。
其實，中國人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只在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譬如病人，患著浮腫，而諱疾忌醫，但願別人胡塗，誤認他為肥胖。妄想既久，時而自己也覺得好像肥胖，並非浮腫；即使還是浮腫，也是一種特別的好浮腫，與眾不同。如果有人，當面指明：這非肥胖，而是浮腫，且並不“好”，病而已矣。那麼，他就失望，含羞，於是成怒，罵指明者，以為昏妄。然而還想嚇他，騙他，又希望他畏懼主人的憤怒和罵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細尋佳處，改口說這的確是肥胖。於是他得到安慰，高高興興，放心的浮腫著了。
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５〕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