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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說：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讓我不要再流淚。
她跟著重複了神父的話。
劉和平對我們說：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流過淚。也是從那時起，她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我們問她：天堂是什麼樣子？
她說：玉石門面黃金街，喝口涼水都不餓。
由此可見，飢餓在她的心裡留下了多麼深重的傷痕。
最後劉和平老人給我們唱了一首頌歌，她的嗓音沙啞，音調平淡，但她的歌聲卻流進了我們的心裡。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烏雲，心裡的憂傷，全都灑落……
在赴重慶採訪的時候，我們在蔣介石的“黃山別墅”看到一幅歷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頭做的紡車。通過說明，我們得知這架紡車是蔣委員長出訪印度時，甘地先生送給蔣夫人的。後來在史料中劉震雲了解到，蔣介石曾對當時的外交部長陳布雷說，他最羨慕兩個人，一個是甘地，一個是毛澤東。他說：他們兩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而我卻不能。
“黃山別墅”非常簡陋，和我們對國家領袖居所的想像大相逕庭。我對劉震雲說：看起來，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簡陋。
他說：委員長也是災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採訪，那是我去參加開羅電影節，採訪小組也一同前往。
《一聲嘆息》獲獎的當天晚上，電影節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別墅”舉行酒會招待各國影人。那裡富麗堂皇，1943年，決定命運的“開羅會”曾在那裡舉行。我和劉震雲端著香檳酒在這座宮殿般奢華的別墅里穿行，可想而知，當時的委員長作為災民的領袖，與邱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相晤於此地，其心情絕對沒有我和劉震雲這般輕鬆，受到的尊重和禮遇也不會比我們好。
邱吉爾非常看不起我們的委員長，拒絕為華提供戰略物資的援助。羅斯福總統磨破了嘴皮子，才說服邱吉爾和蔣介石坐到一起。
羅斯福對邱吉爾說：必須援助中國，以使他們留在戰爭中。您應該知道如果中國脫離戰爭，對美國公眾說來，會比對俄國脫離戰爭更為關心。中國人使150 萬日本軍隊陷在那裡。
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關於中國那些冗長、複雜和瑣碎的情況，嚴重地打亂了英美參謀們的會談。
我想，那些冗長、複雜和瑣碎的事情，一定包含著委員長對河南災情的陳述。
劇本經過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終搭起了一個結實的架子。劉震雲經過兩年的不斷修改，完成了劇本的初步創作。凡是看過劇本的人，心靈無不為之所震撼。這期間，我也為這樣一部影片的問世建立起龐大的觀眾隊伍，用賀歲片的影響力初步完成了《溫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場的觀眾基礎。但我們仍不能急，還需要等待開船的最佳時機，這樣的一部影片如果處處都要妥協，即使拍出來也會失去它應有的意義。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後，又縮了回去。願上帝給我們信心和足夠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禱，“一九四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得以溫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體已經徹底從亞健康狀態下擺脫出來，不僅能抽菸，而且能喝酒了，但拍電影的事卻陷入一籌莫展。這時，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過的一篇散文《老吳太太》。是旅美作家劉齊，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感而發寫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筆樸素也幽默，卻散發出一種濃濃的感情，讓人讀了壯懷激烈。為了讓讀者對我的創作衝動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我把這篇散文收錄在這本書里，供大家閱讀。這裡就不再多說它的內容了。
我買下這篇散文的電影改編權，同時請原作者劉齊擔任改編工作，又約了攝影師趙非和作者一起，3 個人討論改編方案，談了一個星期，開始大家都很衝動，越到後來，越覺得改編的難度非常之大，最後完全陷入編故事的狀態，直覺告訴我，這樣編下去，影片會很好看，但原來散文里的魂卻丟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節都像是裝上去的假肢，和原來自然生長的東西產生了強烈的排異，而原來的樹木又長不出新枝。這種情況讓我想起了張藝謀的《幸福時光》，在他拍攝前，“劇本論證中心”請我們幫忙論證，看了劇本之後，我找到張藝謀和王斌，把我的擔心告訴了他們。
我說：這種人物關係過於獨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戲，但一落實到劇本上，處處顯得非常被動，處處都在為說圓了這麼一事拼命的編，編到後來已經完全喪失了它本來應該具有的那種自然生動，直奔著一種人為的、概念的，“人性”主題駛去。
就像挖一鍬土，原本裡面應該有挖斷了的樹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還有裹著泥土的石頭子，抓一把潮濕的泥土，聞一聞還有一種孕育著生命的氣息。可現在的這鍬土，不是從地里挖出來的，是篩過了，又晾乾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樹根、蚯蚓一類的東西擺放在了裡面，是一鍬沒有生命的假土。
《老吳太太》的改編就陷入了這樣一種局面，我們過於相信自己的聰明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永遠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養成一棵榕樹。這一發現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來又失去了創作衝動，所以當作者把劇本改編完成後，我幾乎失去了閱讀的勇氣。我得承認我是個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覺不爽，立刻移情別戀。
《老吳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宮。
由此我也發現，有些文字只適合供讀者靜心地去閱讀，一旦把它翻譯成電影，驢唇不對馬嘴。
時間到了9 月底，我的2002年還是一張白紙。雖然這期間我也監製了兩部電影《卡拉是條狗》和《關中刀客》，但我一直認為監製只是一個行政職務，與我個人的創作無關。
這個時候，劉震雲寫完了一部長篇小說，懷著秋收的喜悅到我的工作室串門來了。
劉震雲和我們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見面親如一家。弟兄們也都隨著我尊稱劉震云為“劉老師”。其中有兩個人見到劉老師的態度截然不同，一個叫中磊，一個叫小文。中磊每次見到劉老師，最大的樂趣就是招劉老師不痛快，說出的話沒有一句入劉老師的耳。
中磊30歲剛出頭，人稱小帥哥，旗下擁有無數漂亮的女演員，電話一個接一個，每個電話在劉老師聽來都覺得非常曖昧，似有無窮耐人尋味的秘密，隨便說出一個都會令人激動不已。於是就會引出如下一番對話。
比如中磊剛剛接完手機，一臉心滿意足的表情望著人到中年，好奇心強烈的劉老師。
劉老師：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當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劉老師對這樣的結果早有準備，又問：是女的嗎？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電話。
她跟著重複了神父的話。
劉和平對我們說：從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再也沒有流過淚。也是從那時起，她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我們問她：天堂是什麼樣子？
她說：玉石門面黃金街，喝口涼水都不餓。
由此可見，飢餓在她的心裡留下了多麼深重的傷痕。
最後劉和平老人給我們唱了一首頌歌，她的嗓音沙啞，音調平淡，但她的歌聲卻流進了我們的心裡。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悅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烏雲，心裡的憂傷，全都灑落……
在赴重慶採訪的時候，我們在蔣介石的“黃山別墅”看到一幅歷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頭做的紡車。通過說明，我們得知這架紡車是蔣委員長出訪印度時，甘地先生送給蔣夫人的。後來在史料中劉震雲了解到，蔣介石曾對當時的外交部長陳布雷說，他最羨慕兩個人，一個是甘地，一個是毛澤東。他說：他們兩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而我卻不能。
“黃山別墅”非常簡陋，和我們對國家領袖居所的想像大相逕庭。我對劉震雲說：看起來，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簡陋。
他說：委員長也是災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採訪，那是我去參加開羅電影節，採訪小組也一同前往。
《一聲嘆息》獲獎的當天晚上，電影節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別墅”舉行酒會招待各國影人。那裡富麗堂皇，1943年，決定命運的“開羅會”曾在那裡舉行。我和劉震雲端著香檳酒在這座宮殿般奢華的別墅里穿行，可想而知，當時的委員長作為災民的領袖，與邱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相晤於此地，其心情絕對沒有我和劉震雲這般輕鬆，受到的尊重和禮遇也不會比我們好。
邱吉爾非常看不起我們的委員長，拒絕為華提供戰略物資的援助。羅斯福總統磨破了嘴皮子，才說服邱吉爾和蔣介石坐到一起。
羅斯福對邱吉爾說：必須援助中國，以使他們留在戰爭中。您應該知道如果中國脫離戰爭，對美國公眾說來，會比對俄國脫離戰爭更為關心。中國人使150 萬日本軍隊陷在那裡。
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關於中國那些冗長、複雜和瑣碎的情況，嚴重地打亂了英美參謀們的會談。
我想，那些冗長、複雜和瑣碎的事情，一定包含著委員長對河南災情的陳述。
劇本經過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終搭起了一個結實的架子。劉震雲經過兩年的不斷修改，完成了劇本的初步創作。凡是看過劇本的人，心靈無不為之所震撼。這期間，我也為這樣一部影片的問世建立起龐大的觀眾隊伍，用賀歲片的影響力初步完成了《溫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場的觀眾基礎。但我們仍不能急，還需要等待開船的最佳時機，這樣的一部影片如果處處都要妥協，即使拍出來也會失去它應有的意義。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後，又縮了回去。願上帝給我們信心和足夠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禱，“一九四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得以溫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體已經徹底從亞健康狀態下擺脫出來，不僅能抽菸，而且能喝酒了，但拍電影的事卻陷入一籌莫展。這時，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過的一篇散文《老吳太太》。是旅美作家劉齊，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有感而發寫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筆樸素也幽默，卻散發出一種濃濃的感情，讓人讀了壯懷激烈。為了讓讀者對我的創作衝動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我把這篇散文收錄在這本書里，供大家閱讀。這裡就不再多說它的內容了。
我買下這篇散文的電影改編權，同時請原作者劉齊擔任改編工作，又約了攝影師趙非和作者一起，3 個人討論改編方案，談了一個星期，開始大家都很衝動，越到後來，越覺得改編的難度非常之大，最後完全陷入編故事的狀態，直覺告訴我，這樣編下去，影片會很好看，但原來散文里的魂卻丟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節都像是裝上去的假肢，和原來自然生長的東西產生了強烈的排異，而原來的樹木又長不出新枝。這種情況讓我想起了張藝謀的《幸福時光》，在他拍攝前，“劇本論證中心”請我們幫忙論證，看了劇本之後，我找到張藝謀和王斌，把我的擔心告訴了他們。
我說：這種人物關係過於獨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戲，但一落實到劇本上，處處顯得非常被動，處處都在為說圓了這麼一事拼命的編，編到後來已經完全喪失了它本來應該具有的那種自然生動，直奔著一種人為的、概念的，“人性”主題駛去。
就像挖一鍬土，原本裡面應該有挖斷了的樹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還有裹著泥土的石頭子，抓一把潮濕的泥土，聞一聞還有一種孕育著生命的氣息。可現在的這鍬土，不是從地里挖出來的，是篩過了，又晾乾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樹根、蚯蚓一類的東西擺放在了裡面，是一鍬沒有生命的假土。
《老吳太太》的改編就陷入了這樣一種局面，我們過於相信自己的聰明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永遠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養成一棵榕樹。這一發現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來又失去了創作衝動，所以當作者把劇本改編完成後，我幾乎失去了閱讀的勇氣。我得承認我是個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覺不爽，立刻移情別戀。
《老吳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宮。
由此我也發現，有些文字只適合供讀者靜心地去閱讀，一旦把它翻譯成電影，驢唇不對馬嘴。
時間到了9 月底，我的2002年還是一張白紙。雖然這期間我也監製了兩部電影《卡拉是條狗》和《關中刀客》，但我一直認為監製只是一個行政職務，與我個人的創作無關。
這個時候，劉震雲寫完了一部長篇小說，懷著秋收的喜悅到我的工作室串門來了。
劉震雲和我們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見面親如一家。弟兄們也都隨著我尊稱劉震云為“劉老師”。其中有兩個人見到劉老師的態度截然不同，一個叫中磊，一個叫小文。中磊每次見到劉老師，最大的樂趣就是招劉老師不痛快，說出的話沒有一句入劉老師的耳。
中磊30歲剛出頭，人稱小帥哥，旗下擁有無數漂亮的女演員，電話一個接一個，每個電話在劉老師聽來都覺得非常曖昧，似有無窮耐人尋味的秘密，隨便說出一個都會令人激動不已。於是就會引出如下一番對話。
比如中磊剛剛接完手機，一臉心滿意足的表情望著人到中年，好奇心強烈的劉老師。
劉老師：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當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劉老師對這樣的結果早有準備，又問：是女的嗎？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