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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追求心靈超脫的隱逸精神,這種隱逸精神是根源於老莊道家的。在中國文化史上,對於中國傳統的士人而言,他們的生活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要麼仕,要麼隱,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這是傳統文化對於士人的基本要求,作為傳統的士,就應該具有這樣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準。士人要實現這種要求,其途徑則是入仕,故入仕對於士人而言,是一種社會擔當的責任,也是一種精神上的認同,“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對於士人來說是自然的選擇。與仕相對,隱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種方式,“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身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這段話對於隱士之“隱”作了很好的詮釋,在莊子看來,所謂的隱實際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會狀況下的一種生存之道,仕與隱之間並沒有截然的區別,都只是士人為適應其生存需要所採取的一種手段而已。仕或者隱,出或者處,這是傳統士人生存所面對的問題。儒學以綱常倫理作為基本旨趣,是一種積極入世的理論,強調的是個體對社會的關注和責任,強調在現實中實踐個體道德理想。對於士人而言,唯有積極入世,才能夠實現其社會抱負,入仕在儒家看來是士人的必然選擇,“不仕無義”(《論語·微子》),但是就現實而言,仕途並非每一個士人都能實現的。在這個時候,士人應該怎麼辦?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的觀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決方案,但是,這種在本質上仍然是強調道德擔當的生存模式並不能最終解決士人的出處問題。這時候,道家自由逍遙的隱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維。與儒家汲汲於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強調的是個體精神的獨立和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莊子·逍遙遊》)。人生活於世間必然會遇到種種磕絆,種種不如意,有很多現實的事情是個體的努力所無法改變的,“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莊子·人間世》),相比於現實物質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獨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嚮往的,人應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莊子·天下》)。因此,在道家看來,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法天貴真”(莊子·漁父》),回歸自然的、本真的狀態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

  唐代文人崇佛道,提倡返璞歸真,嚮往遠離俗世的山林,加之李唐皇室對隱士的禮遇,“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岩穴,屢造幽人之宅,堅回隱士之車”(《舊唐書·隱逸傳序》),同時,唐代在制舉中設置了隱士科,這使得隱逸之風大盛,唐代的隱逸之風按照其歷史的發展大致有四個各具特點的階段:棄世與游世並存的初唐隱逸,以隱求仕的盛唐隱逸,兼顧仕宦俸祿與心性自由的中唐隱逸以及悲憤無奈的晚唐隱逸[18]。寒山所處的是李唐由盛轉衰的年代,就當時社會的隱逸思潮而言,恰好處於熾盛期,社會上的種種關於隱逸的思想和傳說,對於寒山來說是不可能沒有影響的。“個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五選。囊里無青蚨,篋中有黃絹。行到食店前,不敢暫回面”(《個是》一二〇),多次科舉失敗的坎坷,給了寒山極大的打擊,“道有巢許操,恥為堯舜臣”(《元非》二八一),這已經很明顯地表明了寒山內心世界開始轉變。這時老莊道家所闡揚的自由逍遙的境界無疑吸引了寒山,“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疏麓麓,碧澗響聯聯。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閒。免有染世事,心靜如白蓮”(《隱士》二六八),這種精神上的寧靜與恬淡何嘗不比世間的名利爭奪強千百倍呢?“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一住》一八三),寒山的心靈在隱逸之中獲得了解脫,忘卻了塵世的紛擾,“我向前溪照碧流,或向岩邊坐盤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我向》二〇三),在無拘無束之中,他的精神達到了極度的自由和逍遙。寒山之隱,為的就是尋求內心的超脫,獲得精神上的寧靜,這是其精神世界的基本出發點。

  其次是回歸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恬淡和寧靜。這是因隱逸而來的必然結果,寒山一生的多數時間是在隱逸中度過的。寒石山是寒山生活之所,寒山因其而得名,是寒山的精神生命所在。因此,寒山對此也凝注了深情,其筆端的寒石山有如仙境,溪澗蜿蜒,山巒層疊,古木參天,白雲縈繞。杳杳寒山道,難聞車馬聲,唯有鳥鳴和松濤在側。在這裡,寒山心如秋水,自得其樂,幽居山林之中: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

  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

  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

  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杳杳》三十一)

  鳥語情不堪,其時臥草庵。

  櫻桃紅爍爍,楊柳正毿毿。

  旭日銜青嶂,晴雲洗綠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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