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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固愁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間此
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體的存在。志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游心於物慾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欲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嘆！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裡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面所講
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
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群鰍舞（秦失其
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范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
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
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裡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
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徵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
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
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
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
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于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
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鑑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后，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盡。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鑑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譁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覆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慡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范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裡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嘆了！
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人的生命之價值，在於我有一個完整無暇的現實身體的存在。志在天下國家，成大功、立大業者，正為我有身存，老子所謂：“及吾無身，又有何患。”現在正因為還有此身的存在，應該戒慎恐懼，燕然自處而游心於物慾以外，然後不以一己的個人自私而謀天下國家大眾的大利，立大業於天下，才不負天賦所生生命的價值。可是，很可惜的，便是當時的君主們，以及後來的君相們，大多都只圖眼前的私利而困於個人權勢的欲望中，以身輕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因此而引出老子有奈何！奈何！奈若何的一嘆！
我們引用了《莊子·外篇》“兩臂重於天下”的說法，看來，似乎過於消極，太過於為個人自私了。但從人道的觀點來看，立身愛己，正是大有為於天下的開始，所以儒家才有“孝子不立於危牆之下”的大戒。修身養身無道，又哪裡能夠擔當起天下國家危難的大任呢？同時須知，人無超然出世的修養，而貿然談利益天下國家的大業，正是失其輕重權衡之處，所謂“輕則失本，躁則失君”。因此，使我臨時想起明代（木有）堂禪師的一首詩，從表面看來，又似乎很消極，但細入深究，它正是人生積極的透徹觀。
詩曰：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由來輕兩臂（便是上面所講
莊子書中子華子說昭僖侯的故事），世間何故重連城（價值連城的璧玉，
也就是趙相藺相如奪秦惠王卞和之壁的故事）。龍亡大澤群鰍舞（秦失其
鹿，天下爭逐的翻版），兔盡平原走狗烹（范蠡給文種書所說的“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名言。後來韓信臨死時也引用過）。滿目亂
坡眠白石（古往今來的一切人等，最後都是如此），有時特地憶初平（道
家神仙傳稱廣成子名董初平。但這裡所說的初平，是指企望天下初平的盛
世而言）。
超然輕重的歷史故事
老子的話，本來已如珠之走盤，周延涵蓋，無所不通，仁者見之為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何況又是以簡樸的古文寫成，難作明確的界說。因此，又被黠慧者用作專制時代的帝王權術，或為大臣者的自處箴言，當然亦是在所難免。如果根據歷史的經驗，從每一朝代帝王制度的政策來看，對於“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的理解，也有完全偏向於另一角度了。
例如周朝建國的政策，重點放在中央集權，諸侯分治，開創一套完整的周代封建制度，適合於當時時代環境最好的一個策略。但天下事往往“重為輕根”，你所認為已經把握了的重點，將來發生弊病的，也往往出在這個重點上面，正如唐徵君趙蕤所謂：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劃
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疏相鎮，所以關盛衰也。
昔周監於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為不
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沿，衰則五霸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
世，此三聖（周文王、武王、周公）製法之意。
然厚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以後，日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
征伐不由於天子；吳並于越，晉分為三，鄭兼於韓，魯滅於楚，海內無主，
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
這便是重為輕根的最好說明。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看到周代封建後期的弊病，就廢封建改為郡縣，完全走中央集權的路線，自以為可以建萬代帝王世系的基業。誰又知道過不了十多年，天下大亂，封疆無得力的防守，就易姓為王，成了劉邦的漢室天下。
漢初鑑於秦始皇中央集權的缺點，又仿照周代封建的辦法，分封同姓子弟為王（非同姓者當然都不能為王），認為一旦天下有變，同胞血肉，必能拱衛帝系。誰知不到十多年，先亂於劉邦的老婆——呂后，殺戮劉氏宗室幾乎殆盡。雖然由漢文帝劉恆的復興，但過不了十多年，又有景帝劉啟時代同室操戈的七王造反。因此，不敢再信外藩，變成宮室後族的外戚操權，和一班宦官太監們把持朝政，終有前漢的外戚王莽篡位，後漢的曹操逼宮等故事發生。
從此以後，中國帝王政治體制，造成變亂的弊病，不外是外藩、內戚、太監、女媧等幾個基本的因素，互相消長。唐代開始亂於藩鎮，宋代又鑑於唐朝的弊病，重用文人政治而採取中央集權，終至半壁江山，始終不能完成統一的局面。後來的元、明、清三朝，大致也難逃此例。
總之，無論任何政治體制，開創的時期，如何計慮周詳，畢竟跳不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大原則的演變。即使如西洋史上的規律，也逃不了老子——太上老君這個八卦爐。自法國路易十四以後直到現在，君主固然不好，民主法治也未見得是完美的政體。將來的天下，正因為人類社會高估民主的可貴而終於毀滅在民主的變相。且看今日域中的英、美，其未來的禍根，早已埋伏在現在所謂假相幸福的社會福利和重量不重質、譁眾取寵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中了！
道家老子的哲學，看透了“重為輕根，靜為躁君”和“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自然反覆演變的法則，所以才提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告誡。也正因為先有老子的這些告誡，後有人生的種種經驗，造成歷代的高明從政者，如范蠡等人，以及較為知機的張良，想要極力作到“功成，名遂，身退”。但很可惜，他始終不如正統道家的隱士們，乾脆早自全身隱遁，不蹚混水。退而求其次，又不如范蠡的隱遁而去。至於如韓信一流的人物，李煜一流的角色，只是志在功名，或志在富貴的迷夢中，始終不知輕重根源的關鍵，更不知“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妙用。尤其是李煜，更為可憐，在他當時那樣的時代環境中，不知戒慎恐懼、奮發圖強的自處之道，反而真的玩起“燕處”危巢的超然詞章文學，只知填些“蝶戀花”的“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寫些纏綿悱惻的妙文。難怪後來趙匡胤對他的評語說：李煜如果把作詩詞的工夫拿來專心搞政治，也未必會為我所擒。這也確是趙匡胤說的一句老實話。
至如韓信的開場與收場，基本上就犯了老子的“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錯誤，而且更缺乏這種學養。所以宋代越王錢鏐的孫子錢俶，有一首借題發揮論韓信的詩，說得最好，詩曰：
登壇拜將思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
隆準由來同烏嚎，將軍應起五湖心。
韓信，的確是很可愛的具有俠義人性的人物。他善於用兵，而缺乏政略和大謀略的修養。他重視恩情而不顧怨懟的慡朗胸襟，極可欽佩。他對劉邦當時的登壇拜將的作風，早已埋下“英雄生怕受恩深”的情懷。所以後來提出封假三齊王的要求，也是基於這種受恩的深情而講的真話。劉邦被張良踢了一足，便立刻變盛怒為假惺惺，馬上真地封他為三齊王的時候，早已埋下後來的結局。隆準，是漢高祖劉邦長相的特徵，鼻子特別高又厚，相法所謂伏犀貫頂的通天鼻。長頸鳥喙，是范蠡對文種講越王勾踐長相的特徵，頭頸特別長，嘴巴很尖銳，所謂“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的評語。古今中外的君主領導人們，雖然各有不同的特別外形，但都有同一模式的猜忌心理。其實，這是人性的根本問題，除非聖賢，誰能遣此，最為可哀。
因此錢俶評論韓信，早已應該知道自己的收場結果，何以不學范蠡一樣，功成，名遂，身退，泛舟五湖，飄然遠引呢？其實，錢俶這首詩，正是針對他朝見趙匡胤的時候，趙匡胤封了一箱東西，叫他回去在路上拆看。他出了京城，打開一看，箱裡所裝的，都是大臣們的建議，要趙匡胤扣留或殺了錢俶的報告。但趙匡胤不殺錢俶，也不扣留他，叫他安心回去，正是要他老老實實自己奉獻越國，乖乖歸順的手法。錢俶懂得很深，也很清楚當時的情勢，因此，借評韓信的詩來發揮自己胸中的塊壘，奉表稱臣，正是學范蠡的泛舟五湖的最好自處，恰又合了老子的“燕處超然”，不以身輕天下的法則。杭州保俶塔的建立，應該是錢俶朝見趙匡胤的時候，他的親信人們，為他祈福消災所建的紀念物。後來杭州人對保俶塔有各種不同的傳說，似乎都是歪曲事實了。當然，這是順便一提，或可判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而不足為憑。這是說為人臣立場的，必須具有“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知機知時的自處之道。不然，便會有如清初名臣尹善所自慨的名句“烏入青雲倦亦飛”欲罷不能之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