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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張學良、楊宇霆負責善後，張作霖決定儘快退回關外。話雖如此，他走得還是很從容，電召在保定的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在大元帥府舉行入關以後最後的一次軍事會議，發出前線總退卻的命令後，隨即邀請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臨時維持北京治安的辦法。
原來此時的局勢，非常複雜，也非常微妙，張作霖雖有意退讓，但日本軍閥卻正在想盡花招，阻止革命軍進入北京，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新井，邀集各國駐軍司令，舉行聯席會議，提議劃天津周圍二十里為“聯軍警備區”，不許華軍侵入；但英美等國司令，都認為應以防守租界為限。及至得悉張作霖決定一總退卻“時，又提議由各國聯軍分別把守北京各城門，不准任何軍隊進入；這完全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北京的辦法，侵略的形跡，更為明顯，自然越發不能為各國駐軍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軍因應的措施，頗為謹慎，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在徐州、石家莊等地會晤後，一致同意由日本軍閥及政府並無任何重大衝突的閻錫山接收北京，以期減少日軍的敵意。於是閻錫山釋放以前扣留的奉軍高級將領於珍，賦與他一項與張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辦法，終於達成了協議。
當然在這一個龍蛇混雜的時期，總還有人打著乘機崛起的如意算盤，其中最熱衷的兩個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個是齊燮元，向革命軍輸誠，希望收編孫傳芳及直魯聯軍的殘部，成立第五集團軍；一個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訪芳澤謙吉，希望在此政權將成真空之際，由日軍保護他到北京組織臨時政府。當然，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張作霖在居仁堂以茶會招待外交使節團話別；接著又傳見北京商會會長，表示他即將離開北京，政務交國務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請王士珍負責。各國使節及北京商會會長，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張作霖派他的衛隊鮑毓麟旅，暫駐北京，維持治安。使節團並且提出保證，鮑旅將來可以安全退出關外。張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們的種種陰謀落空，因此芳澤謙吉奉令作最後的掙扎。原來自森烙主持的大連會議結束後，即由芳澤代表日本向張作霖提出一份“滿蒙黨書”，除了新五路問題以外，另外還提出四項要求：第一，所有東三省境內中國鐵路與日本利益相牴觸者，一律不許建築；第二，日方有權開發東北礦產及建立大型鐵廠；第三，由奉方委託日本銀團代為整理奉票；第四，日僑在東北與本地人雜居。
張作霖對這項“覺書”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願明顯拒絕，以致引起嚴重衝突。因此，仍舊使出與楊宇霆合作慣了的“太極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過程中，消息外泄，以致東北各地展開了風起雲湧的反日浪潮。張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種情勢，作為拖延對日交涉的藉口；一方面撤換了對日態度強硬的奉天省長莫德惠，代之以較為緩和的劉尚清來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張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權，便到了圖窮而匕首見的日子，所以勞澤在居仁堂的茶會以後，秘密拜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滿蒙覺書”中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但如接受，則日本可以保護他由大連返回瀋陽。張作霖一口拒絕，態度非常堅定。不管芳澤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脅，他仍是那句話：“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等芳澤黯然而去以後，張作霖立即召集親信密商，大家都認為芳澤所說由大連回瀋陽，是坐南滿鐵路的火車；這是否意味著京奉路會出問題呢？於是分別電詢負責北京至山海關警戒責任的第五方面軍團軍團長張作相，及作為看守後方的第六方面軍團軍團長吳俊升，有何情況。
張作相及吳俊升相繼電復，保證北京至山海關及山海關至瀋陽的安全；張作霖決定仍循京奉路出關。雖然也有人建議，坐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但這條路坎坷險峻，不但顛簸之苦，難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傾覆之虞，並不安全，因此，說過也就算了。
不過，為了防備萬一起見，決定了兩項行車的原則，第一，起程日期及時間保密；第二，行車途中，或快或慢，機動調度。專車是早就預備好的，一共兩列，停在前門東站，都在升火待發的狀態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電話通知，專車要出發了。七點多鐘人到了，但不是張作霖，而是當家的“五夫人”。張作霖是在半夜一點鐘，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車離開順承王府，十分鐘後便已到達前門東站，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著在送行。一時十五分開車，專車共十八輛，同行人員有北洋政府“送終內閣”的總理潘復、莫德惠、劉哲、於國翰，以及日本顧問町野武馬、嵯峨誠世。
清晨到達天津，潘復及町野武馬下車，而上車的是楊宇霆的心腹，總管東北交通的常蔭槐。當天下午車到山海關；在瀋陽的吳俊升，特地趕來迎接，列車經過重組，張作霖的座車改在第四輛。
吳俊升雖是山東歷城人，但在張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兩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齡倒戈，兵迫瀋陽時，吳俊升的黑龍江騎兵，星夜急馳，及時趕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從張作霖進京以後，他們有半年多未見了；從訂交以來，從未有這麼長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見了面，親熱異常，吳俊升一直在張作霖的車廂中，抽大煙、聊天，還來了一場牌九，在這歡然敘舊，渾不覺漫漫長夜的氣氛中，他們怎麼樣也想不到，離鬼門關是越來越近了。
暗殺張作霖的陰謀，是軍部的主張；甚至可說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的主張，日本政府及田中義一，事前絲毫不知。
這個陰謀的策劃及執行者，是第九師團司令部附員陸軍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岡派駐哈爾濱的武官竹下義晴，赴北京執行，但河本大作認為北京耳目眾多，暗殺的責任不易掩飾，因而建議改在張作霖回奉天途中實行，同時這件事也就歸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點問題，初步選定在巨流河的鐵橋上，但以中國的軍警監視甚嚴，頗難下手；幾經研究，終於找到一個相當理想的地點。
這個地點是瀋陽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東西向，南滿路南北向，兩路交會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滿路是架設吊橋，京奉路便在吊橋之下穿過。行動計劃的第一步是派爆破專家的工兵隊長菅野，花了六個小時，在吊橋下面裝上兩百磅黃色炸藥的藥包，通以電流，由那裡的獨立守備隊東宮大尉下手。
偵察行車時刻，亦有專人，是兩名武官建川美次與竹下義晴；此外在山海關、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張作霖的專車，雖說時快時慢，行蹤仿佛難以捉摸，事實上在河本是能夠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為了嫁禍起見，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達理盛，找到一個失業軍人劉戴明，此人是吉林督軍孟思遠的舊部，孟恩遠在民國八年為張作霖所驅逐，劉戴明既然能為故主復仇，又有兩萬元日金的獎賞可得，所以在安達來找他時，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餘數事成以後補足。
原來此時的局勢，非常複雜，也非常微妙，張作霖雖有意退讓，但日本軍閥卻正在想盡花招，阻止革命軍進入北京，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新井，邀集各國駐軍司令，舉行聯席會議，提議劃天津周圍二十里為“聯軍警備區”，不許華軍侵入；但英美等國司令，都認為應以防守租界為限。及至得悉張作霖決定一總退卻“時，又提議由各國聯軍分別把守北京各城門，不准任何軍隊進入；這完全是庚子年八國聯軍攻北京的辦法，侵略的形跡，更為明顯，自然越發不能為各國駐軍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軍因應的措施，頗為謹慎，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在徐州、石家莊等地會晤後，一致同意由日本軍閥及政府並無任何重大衝突的閻錫山接收北京，以期減少日軍的敵意。於是閻錫山釋放以前扣留的奉軍高級將領於珍，賦與他一項與張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辦法，終於達成了協議。
當然在這一個龍蛇混雜的時期，總還有人打著乘機崛起的如意算盤，其中最熱衷的兩個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個是齊燮元，向革命軍輸誠，希望收編孫傳芳及直魯聯軍的殘部，成立第五集團軍；一個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訪芳澤謙吉，希望在此政權將成真空之際，由日軍保護他到北京組織臨時政府。當然，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張作霖在居仁堂以茶會招待外交使節團話別；接著又傳見北京商會會長，表示他即將離開北京，政務交國務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請王士珍負責。各國使節及北京商會會長，提出同樣的要求，希望張作霖派他的衛隊鮑毓麟旅，暫駐北京，維持治安。使節團並且提出保證，鮑旅將來可以安全退出關外。張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們的種種陰謀落空，因此芳澤謙吉奉令作最後的掙扎。原來自森烙主持的大連會議結束後，即由芳澤代表日本向張作霖提出一份“滿蒙黨書”，除了新五路問題以外，另外還提出四項要求：第一，所有東三省境內中國鐵路與日本利益相牴觸者，一律不許建築；第二，日方有權開發東北礦產及建立大型鐵廠；第三，由奉方委託日本銀團代為整理奉票；第四，日僑在東北與本地人雜居。
張作霖對這項“覺書”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願明顯拒絕，以致引起嚴重衝突。因此，仍舊使出與楊宇霆合作慣了的“太極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過程中，消息外泄，以致東北各地展開了風起雲湧的反日浪潮。張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種情勢，作為拖延對日交涉的藉口；一方面撤換了對日態度強硬的奉天省長莫德惠，代之以較為緩和的劉尚清來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張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權，便到了圖窮而匕首見的日子，所以勞澤在居仁堂的茶會以後，秘密拜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滿蒙覺書”中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但如接受，則日本可以保護他由大連返回瀋陽。張作霖一口拒絕，態度非常堅定。不管芳澤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脅，他仍是那句話：“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等芳澤黯然而去以後，張作霖立即召集親信密商，大家都認為芳澤所說由大連回瀋陽，是坐南滿鐵路的火車；這是否意味著京奉路會出問題呢？於是分別電詢負責北京至山海關警戒責任的第五方面軍團軍團長張作相，及作為看守後方的第六方面軍團軍團長吳俊升，有何情況。
張作相及吳俊升相繼電復，保證北京至山海關及山海關至瀋陽的安全；張作霖決定仍循京奉路出關。雖然也有人建議，坐汽車取道古北口出關，但這條路坎坷險峻，不但顛簸之苦，難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傾覆之虞，並不安全，因此，說過也就算了。
不過，為了防備萬一起見，決定了兩項行車的原則，第一，起程日期及時間保密；第二，行車途中，或快或慢，機動調度。專車是早就預備好的，一共兩列，停在前門東站，都在升火待發的狀態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電話通知，專車要出發了。七點多鐘人到了，但不是張作霖，而是當家的“五夫人”。張作霖是在半夜一點鐘，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車離開順承王府，十分鐘後便已到達前門東站，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著在送行。一時十五分開車，專車共十八輛，同行人員有北洋政府“送終內閣”的總理潘復、莫德惠、劉哲、於國翰，以及日本顧問町野武馬、嵯峨誠世。
清晨到達天津，潘復及町野武馬下車，而上車的是楊宇霆的心腹，總管東北交通的常蔭槐。當天下午車到山海關；在瀋陽的吳俊升，特地趕來迎接，列車經過重組，張作霖的座車改在第四輛。
吳俊升雖是山東歷城人，但在張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兩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齡倒戈，兵迫瀋陽時，吳俊升的黑龍江騎兵，星夜急馳，及時趕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從張作霖進京以後，他們有半年多未見了；從訂交以來，從未有這麼長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見了面，親熱異常，吳俊升一直在張作霖的車廂中，抽大煙、聊天，還來了一場牌九，在這歡然敘舊，渾不覺漫漫長夜的氣氛中，他們怎麼樣也想不到，離鬼門關是越來越近了。
暗殺張作霖的陰謀，是軍部的主張；甚至可說是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的主張，日本政府及田中義一，事前絲毫不知。
這個陰謀的策劃及執行者，是第九師團司令部附員陸軍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岡派駐哈爾濱的武官竹下義晴，赴北京執行，但河本大作認為北京耳目眾多，暗殺的責任不易掩飾，因而建議改在張作霖回奉天途中實行，同時這件事也就歸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點問題，初步選定在巨流河的鐵橋上，但以中國的軍警監視甚嚴，頗難下手；幾經研究，終於找到一個相當理想的地點。
這個地點是瀋陽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東西向，南滿路南北向，兩路交會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滿路是架設吊橋，京奉路便在吊橋之下穿過。行動計劃的第一步是派爆破專家的工兵隊長菅野，花了六個小時，在吊橋下面裝上兩百磅黃色炸藥的藥包，通以電流，由那裡的獨立守備隊東宮大尉下手。
偵察行車時刻，亦有專人，是兩名武官建川美次與竹下義晴；此外在山海關、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張作霖的專車，雖說時快時慢，行蹤仿佛難以捉摸，事實上在河本是能夠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為了嫁禍起見，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達理盛，找到一個失業軍人劉戴明，此人是吉林督軍孟思遠的舊部，孟恩遠在民國八年為張作霖所驅逐，劉戴明既然能為故主復仇，又有兩萬元日金的獎賞可得，所以在安達來找他時，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餘數事成以後補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