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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量谷普查，後金奴隸主貴族集團，既摸清了廣大漢族人民的存谷情況，又暫時解決了一些缺少穀物戶的困難。但造成的社會後果是相當嚴重的。對於那些劃入沒有穀物的戶，努爾哈赤完全採取了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政策。他命令蓋州以西，威寧營以東的各路大臣，凡是有穀物的戶都給予田土、房宅，使其安心居住和生產。凡是無穀物的戶，一律收捕起來，將各戶的男子列名上報，都貶斥為包衣阿哈(即booi
aha，漢譯“家奴”之意)[21]。這種窮民之財，逼迫漢民為阿哈的作法，進一步激化了遼東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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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滿文老檔·太祖》卷22，卷52，卷49,卷20。
[2]《滿文老檔·太祖》卷66。
[3]《滿文老檔·太祖》卷55。
[4]《滿文老檔·太祖》卷61。
[5][6]《滿文老檔·太祖》卷54,卷48。
[7][8][9]《滿文老檔·太祖》卷42,卷61,卷39。
[10][11]《滿文老檔·太祖》卷56,卷59。
[12][13]《滿文老檔·太祖，卷48，卷49。
[14][15][16]《滿文老檔·太祖》卷23，卷52,卷54。
[17]《滿文老檔·太祖》卷65，卷56。
[18]《滿文老檔·太祖》卷65,卷56。
[19]《滿文老檔·太祖》卷52,卷47。
[20]《滿文老檔·太祖》卷56。
[21]《滿文老檔·太祖》卷60,卷61。
社會危機的加深
三、社會危機的加深
大英明汗努爾哈赤統率八旗兵和女真軍戶擁入遼瀋地區，被漢族人民如汪洋大海似的包圍起來。這時，在人口、兵力以及階級力量對比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廣大的漢族人民如火如荼的抗金鬥爭，對於努爾哈赤的兵力和統治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只靠後金原有的兵力和統治力量是難以應付出現的新問題的，因此，努爾哈赤在攻下遼陽以後，首先進行擴軍。決定招兵的辦法是，漢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計丁授田”的基礎上，又正式規定招收漢丁入伍的辦法，即沒有急事時，凡是漢人每二十個丁抽調一人當兵，有急事時十個人中抽調一個人當兵。用大批的漢兵與少數的女真兵共同防守[1]城池。此外，徵稅、納賦、查奸、告叛等，無不求助於漢民、漢官。因為女真官員不通漢語，人數有限，民情不熟，不求助於漢官、漢民就難於維護統治。
當時，劉興祚，李永芳、佟養性、石廷柱、孫得功等大批的明朝中、下等的漢族官吏，先後歸順了努爾哈赤，成為後金奴隸主集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漢官在努爾哈赤的指揮下，在維護後金在遼瀋地區的統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劉興祚(又名愛塔)，是遼南四衛中很有影響的漢官。在南四衛動盪時期，他坐鎮金州、蓋州和復州，因為南四衛的人都相信他的話，所以在一段時期，及時地徵收穀物，有力地提供了八旗兵的作戰糧餉[2]。他擒奸捉叛，無不奮力當先[3]，甚至令其管下的漢人送雞、鵝、鴨等給努爾哈赤，極力巴結新汗。因此，頗受努爾哈赤的信任，從游擊官晉升為參將[4]，後又提升為副將[5]。額駙李永芳、佟養性都是明朝的降將。初期，努爾哈赤對於這兩個人十分器重，凡是有關於漢人的事，一般都委託給他們處理。他們不負新汗所望，起到了為新汗察民情，洞人心，明耳目[6]的作用，盡力為新汗效勞，加強了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後金奴隸主集團對遼東漢民的統洽。大額駙李永芳曾多次統兵鎮壓復州、鎮江人民的起義，殺死不肯歸順的漢人男子，搶掠他們的妻子、兒女，並大寫勸降書[7]。有時還積極獻策，每行事皆先向大英明汗努爾哈赤請示。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薩爾滸大戰中，後金制定了正確的作戰方案，即一路出擊，就是李永芳的主意[8]。在某些方面，李永芳所起的作用，是眾貝勒所做不到的，他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向明廷各個城鎮派出偵探，讓自己的女婿武長春打入北京，窺測消息，了解軍情[9]，又策動廣寧游擊孫得功投降，結果廣寧城未戰而下。漢官李永芳等為後金創基立業建樹了不朽的功績，這也是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在重用漢官方面頗有卓見的具體表現。
然而，努爾哈赤終究是奴隸主貴族階級的代表人物，當他進入遼瀋以後，在漢族人民和女真阿哈、諸申波瀾壯闊的反抗浪潮衝擊下，當人民的力量充分顯示出來以後，尤其是當漢族人民的持久反抗所造成的生產停滯、流民充斥社會等諸種現象，使努爾哈赤不能平靜。他懷疑實行“養育漢人”的民族政策是否合適。結果，四處派兵鎮壓漢民反抗。他告誡女真人不要與漢人結交朋友，不許進人漢人的家。他驚呼，復州漢人沒有與女真人共存之心[10]，並叮囑眾大臣，不要輕信漢族人，哪怕原來投靠過來的漢人，也不例外[11]。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後金開始了對遼河東西漢族居民的大遷徙。
大英明汗努爾哈赤，最初鑑於遼南沿海的漢人與明朝官員有密切的交往，混入了許多“奸細”，致使漢人反叛、逃亡相繼不絕。為了隔斷這種聯繫，他命令遷徙沿海居民到內地來。接著他又將河西的居民遷到河東，河東的居民遷到河西，使各處的居民互換居住地或遷入女真地區等。遷徙漢民成了後金奴隸主集團加強對漢族人民統治的一種手段。
遷移漢民是從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開始的。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先派遣大貝勒代善和莽古爾泰、德格類、岳托等率領三千兵，收取從遼陽城算起七百二十里以外，包括旅順、金州，直到近海的居民，共二十多萬人[12]，向北遷移。同年十一月，又遷移鳳凰城、鎮江、湯山、鎮東堡(今遼寧省鳳城西北薛禮站)、鎮夷堡等各村屯的居民到薩爾滸城，遷移清河城人到雙山堡。新城(今瀋陽市北新城子)人遷移到鹼場、一堵牆堡。以孤山堡為界，界南的居民房屋一律焚毀。靉河堡人遷移到薩爾滸城。中固城、雙山堡人遷移到青苔峪、岫巖城。天啟二年二月，又遷移右屯衛人到復州、金州。義州人遷移到蓋州。錦州人遷移到岫巖、青苔峪、析木城。廣寧等四衛人遷居到瀋陽、奉集堡、威寧營、蒲河等地。白土廠(今阜新縣東南)、石河等地兩萬多居民遷移到廣寧。魏家嶺(今阜新市南“魏家嶺)、雙台二堡一萬五千戶遷到廣寧。河西的其他居民遷往遼南四衛。娘娘宮的居民遷到海州、耀州、牛莊[13]一帶。
從天啟元年七月到天啟三年六月，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對遼地漢民的大遷徙來看，目的和社會後果都是清楚的。他從不相信漢民的思想出發，企圖割斷漢族人民舊有居民的鄉土關係，使他們互不聯屬。這誠如努爾哈赤自己所說的，恐怕沒有罪的人長期住下去也會生亂，才令他們遷徙[14]。被逼遷移的居民，除了少數人主動遷徙以外，多數人是不肯搬遷的。所以導致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後果。夭啟三年三月十四日，南方紅旗嶺的居民廖仁常，主動率領三百五十個男丁及其家屬遷居，努爾哈赤十分高興，授廖仁常為范河堡的守堡官，他所率領的三百五十丁，皆受到優惠的待遇，准許三年不納貢賦[15]，而絕大多數不願意遷徙的漢民，努爾哈赤就派大兵進行驅趕。在驅趕時，原有的房屋一律焚毀，男子不許攜帶財產，女子不許纏足，長途跋涉，造成老幼死於道路，屍拋荒野的悲慘景象。有的人家的牲畜、家產被掠奪一空，弄得家破人亡，或降為阿哈[16]。這個政策使廣大的遼民背並離鄉，傾家蕩產，增加了漢族人民的不滿和後金社會的動亂，加重了人民的貧困化。
aha，漢譯“家奴”之意)[21]。這種窮民之財，逼迫漢民為阿哈的作法，進一步激化了遼東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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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滿文老檔·太祖》卷22，卷52，卷49,卷20。
[2]《滿文老檔·太祖》卷66。
[3]《滿文老檔·太祖》卷55。
[4]《滿文老檔·太祖》卷61。
[5][6]《滿文老檔·太祖》卷54,卷48。
[7][8][9]《滿文老檔·太祖》卷42,卷61,卷39。
[10][11]《滿文老檔·太祖》卷56,卷59。
[12][13]《滿文老檔·太祖，卷48，卷49。
[14][15][16]《滿文老檔·太祖》卷23，卷52,卷54。
[17]《滿文老檔·太祖》卷65，卷56。
[18]《滿文老檔·太祖》卷65,卷56。
[19]《滿文老檔·太祖》卷52,卷47。
[20]《滿文老檔·太祖》卷56。
[21]《滿文老檔·太祖》卷60,卷61。
社會危機的加深
三、社會危機的加深
大英明汗努爾哈赤統率八旗兵和女真軍戶擁入遼瀋地區，被漢族人民如汪洋大海似的包圍起來。這時，在人口、兵力以及階級力量對比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廣大的漢族人民如火如荼的抗金鬥爭，對於努爾哈赤的兵力和統治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只靠後金原有的兵力和統治力量是難以應付出現的新問題的，因此，努爾哈赤在攻下遼陽以後，首先進行擴軍。決定招兵的辦法是，漢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計丁授田”的基礎上，又正式規定招收漢丁入伍的辦法，即沒有急事時，凡是漢人每二十個丁抽調一人當兵，有急事時十個人中抽調一個人當兵。用大批的漢兵與少數的女真兵共同防守[1]城池。此外，徵稅、納賦、查奸、告叛等，無不求助於漢民、漢官。因為女真官員不通漢語，人數有限，民情不熟，不求助於漢官、漢民就難於維護統治。
當時，劉興祚，李永芳、佟養性、石廷柱、孫得功等大批的明朝中、下等的漢族官吏，先後歸順了努爾哈赤，成為後金奴隸主集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漢官在努爾哈赤的指揮下，在維護後金在遼瀋地區的統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劉興祚(又名愛塔)，是遼南四衛中很有影響的漢官。在南四衛動盪時期，他坐鎮金州、蓋州和復州，因為南四衛的人都相信他的話，所以在一段時期，及時地徵收穀物，有力地提供了八旗兵的作戰糧餉[2]。他擒奸捉叛，無不奮力當先[3]，甚至令其管下的漢人送雞、鵝、鴨等給努爾哈赤，極力巴結新汗。因此，頗受努爾哈赤的信任，從游擊官晉升為參將[4]，後又提升為副將[5]。額駙李永芳、佟養性都是明朝的降將。初期，努爾哈赤對於這兩個人十分器重，凡是有關於漢人的事，一般都委託給他們處理。他們不負新汗所望，起到了為新汗察民情，洞人心，明耳目[6]的作用，盡力為新汗效勞，加強了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後金奴隸主集團對遼東漢民的統洽。大額駙李永芳曾多次統兵鎮壓復州、鎮江人民的起義，殺死不肯歸順的漢人男子，搶掠他們的妻子、兒女，並大寫勸降書[7]。有時還積極獻策，每行事皆先向大英明汗努爾哈赤請示。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薩爾滸大戰中，後金制定了正確的作戰方案，即一路出擊，就是李永芳的主意[8]。在某些方面，李永芳所起的作用，是眾貝勒所做不到的，他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向明廷各個城鎮派出偵探，讓自己的女婿武長春打入北京，窺測消息，了解軍情[9]，又策動廣寧游擊孫得功投降，結果廣寧城未戰而下。漢官李永芳等為後金創基立業建樹了不朽的功績，這也是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在重用漢官方面頗有卓見的具體表現。
然而，努爾哈赤終究是奴隸主貴族階級的代表人物，當他進入遼瀋以後，在漢族人民和女真阿哈、諸申波瀾壯闊的反抗浪潮衝擊下，當人民的力量充分顯示出來以後，尤其是當漢族人民的持久反抗所造成的生產停滯、流民充斥社會等諸種現象，使努爾哈赤不能平靜。他懷疑實行“養育漢人”的民族政策是否合適。結果，四處派兵鎮壓漢民反抗。他告誡女真人不要與漢人結交朋友，不許進人漢人的家。他驚呼，復州漢人沒有與女真人共存之心[10]，並叮囑眾大臣，不要輕信漢族人，哪怕原來投靠過來的漢人，也不例外[11]。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後金開始了對遼河東西漢族居民的大遷徙。
大英明汗努爾哈赤，最初鑑於遼南沿海的漢人與明朝官員有密切的交往，混入了許多“奸細”，致使漢人反叛、逃亡相繼不絕。為了隔斷這種聯繫，他命令遷徙沿海居民到內地來。接著他又將河西的居民遷到河東，河東的居民遷到河西，使各處的居民互換居住地或遷入女真地區等。遷徙漢民成了後金奴隸主集團加強對漢族人民統治的一種手段。
遷移漢民是從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開始的。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先派遣大貝勒代善和莽古爾泰、德格類、岳托等率領三千兵，收取從遼陽城算起七百二十里以外，包括旅順、金州，直到近海的居民，共二十多萬人[12]，向北遷移。同年十一月，又遷移鳳凰城、鎮江、湯山、鎮東堡(今遼寧省鳳城西北薛禮站)、鎮夷堡等各村屯的居民到薩爾滸城，遷移清河城人到雙山堡。新城(今瀋陽市北新城子)人遷移到鹼場、一堵牆堡。以孤山堡為界，界南的居民房屋一律焚毀。靉河堡人遷移到薩爾滸城。中固城、雙山堡人遷移到青苔峪、岫巖城。天啟二年二月，又遷移右屯衛人到復州、金州。義州人遷移到蓋州。錦州人遷移到岫巖、青苔峪、析木城。廣寧等四衛人遷居到瀋陽、奉集堡、威寧營、蒲河等地。白土廠(今阜新縣東南)、石河等地兩萬多居民遷移到廣寧。魏家嶺(今阜新市南“魏家嶺)、雙台二堡一萬五千戶遷到廣寧。河西的其他居民遷往遼南四衛。娘娘宮的居民遷到海州、耀州、牛莊[13]一帶。
從天啟元年七月到天啟三年六月，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對遼地漢民的大遷徙來看，目的和社會後果都是清楚的。他從不相信漢民的思想出發，企圖割斷漢族人民舊有居民的鄉土關係，使他們互不聯屬。這誠如努爾哈赤自己所說的，恐怕沒有罪的人長期住下去也會生亂，才令他們遷徙[14]。被逼遷移的居民，除了少數人主動遷徙以外，多數人是不肯搬遷的。所以導致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後果。夭啟三年三月十四日，南方紅旗嶺的居民廖仁常，主動率領三百五十個男丁及其家屬遷居，努爾哈赤十分高興，授廖仁常為范河堡的守堡官，他所率領的三百五十丁，皆受到優惠的待遇，准許三年不納貢賦[15]，而絕大多數不願意遷徙的漢民，努爾哈赤就派大兵進行驅趕。在驅趕時，原有的房屋一律焚毀，男子不許攜帶財產，女子不許纏足，長途跋涉，造成老幼死於道路，屍拋荒野的悲慘景象。有的人家的牲畜、家產被掠奪一空，弄得家破人亡，或降為阿哈[16]。這個政策使廣大的遼民背並離鄉，傾家蕩產，增加了漢族人民的不滿和後金社會的動亂，加重了人民的貧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