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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說得通，那麼我們也只能用比較超拔的態度來對待這句話了。茫茫九州大地，到處都是為爭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瘡痍，但究竟有哪幾個時代出現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沒有英雄，世間又為什麼如此熱鬧?也許，正因為沒有英雄，世間才如此熱鬧的吧?
我相信，廣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厭煩塵囂了。在中國古代，憑弔古蹟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歷史和地理的交錯中，雷擊般的生命感悟甚至會使一個人脫胎換骨。那應是黃昏時分吧，離開廣武山之後，阮籍的木車在夕陽衰草間越走越慢，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種沉重的氣流湧向喉頭，湧向口腔，他長長一吐，音調渾厚而悠揚，喉音、鼻音翻卷了幾圈，最後把音收在唇齒間，變成一種口哨聲飄灑在山風暮靄之間。這口哨聲並不尖利，卻是婉轉而高亢。
這也算一種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從別人嘴裡聽到過，好像稱之為“嘯”。嘯不承擔切實的內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隨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別適合亂世名士。盡情一嘯，什麼也抓不住，但什麼都在裡邊了。這天阮籍在木車中真正體會到了嘯的厚味，美麗而孤寂的心聲在夜氣中迴翔。
對阮籍來說，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蘇門山。蘇門山在河南輝縣，當時有一位有名的隱士孫登隱居其間，蘇門山因孫登而著名，而孫登也常被人稱之為蘇門先生。阮籍上山之後，蹲在孫登面前，詢問他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問題和哲學問題，但孫登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一聲不吭，甚至連眼珠也不轉一轉。
阮籍傻傻地看著泥塑木雕般的孫登，突然領悟到自己的重大問題是多麼沒有意思，那就快速斬斷吧，能與眼前這位大師交流的或許是另外一個語彙系統?好像被一種神奇的力量催動著，他緩緩地嘯了起來。嘯完一段，再看孫登，孫登竟笑眯眯地注視著他，說：“再來一遍!”阮籍一聽，連忙站起身來，對著群山雲天，嘯了好久。嘯完回身，孫登又已平靜入定，阮籍知道自己已經完成了與這位大師的一次交流，此行沒有白來。
阮籍下山了，有點高興又有點茫然。但剛走到半山腰，一種奇蹟發生了，如天樂開奏，如梵琴撥響，如百鳳齊鳴，一種難以想像的音樂突然充溢於山野林谷之間。阮籍震驚片刻後立即領悟了，這是孫登大師的嘯聲，如此輝煌和聖潔，把自己的嘯不知比到哪裡去了。但孫登大師顯然不是要與他爭勝，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歷史問題和哲學問題。阮籍仰頭聆聽，直到嘯聲結束。然後疾步回家，寫下了一篇《 大人先生傳 》。
他從孫登身上，知道了什麼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說，“大人”是一種與造物同體、與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繩墨的君子是多麼可笑。天地在不斷變化，君子們究竟能固守住什麼禮法呢?說穿了，躬行禮法而又自以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褲襠縫裡的虱子。爬來爬去都爬不出褲襠縫，還標榜說是循規蹈矩;餓了咬人一口，還自以為找到了什麼風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們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處世行事了。
三
平心而論，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並不險惡，因此，他的奇特舉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屬於政治範疇，而阮籍似乎執意要在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上鬧出一番新氣象。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他是親眼目睹了，但在他看來，既然沒有一方是英雄的行為，他也不想去認真地評判誰是誰非。鮮血的教訓，難道一定要用新的鮮血來記述嗎?不，他在一批批認識和不認識的文人名士的新墳叢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極度卑微和極度珍貴，他橫下心來伸出雙手，要以生命的名義索回一點自主和自由。他到過廣武山和蘇門山，看到過廢墟，聽到過嘯聲，他已是一個獨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們都會說他怪異，但在他眼裡，明明生就了一個大活人卻像虱子一樣活著，才叫真正的怪異，做了虱子還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異中的怪異。
首先讓人感到怪異的，大概是他對官場的態度。對於歷代中國人來說，垂涎官場、躲避官場、整治官場、對抗官場，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給予官場的卻是一種遊戲般的灑脫，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過官職任命，但躲得並不徹底。有時心血來潮，也做做官。正巧遇到政權更迭期，他一躲不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種政治遠見，其實是誤會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說身體不好隱居在鄉間，一年後曹爽倒台，牽連很多名士，他安然無恙;但勝利的司馬昭想與他聯姻，每次到他家說親他都醉著，整整兩個月都是如此，聯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經心地對司馬昭說：“我曾經到山東的東平遊玩過，很喜歡那兒的風土人情。”司馬昭一聽，就讓他到東平去做官了。阮籍騎著驢到東平之後，察看了官衙的辦公方式，東張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門重重疊疊的牆壁拆掉，讓原來關在各自屋子裡單獨辦公的官員們一下子置於互相可以監視、內外可以溝通的敞亮環境之中，辦公內容和辦公效率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著，即便用一千多年後今天的行政管理學來看也可以說是抓住了“牛鼻子”，國際間許多現代化企業的辦公場所不都在追求著一種高透明度的集體氣氛嗎?但我們的阮籍只是騎在驢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還大刀闊斧地精簡了法令，大家心悅誠服，完全照辦。他覺得東平的事已經做完，仍然騎上那頭驢子，回到洛陽來了。一算，他在東平總共逗留了十餘天。
後人說，阮籍一生正兒八經地上班，也就是這十餘天。
唐代詩人李白對阮籍做官的這種瀟灑勁頭欽佩萬分，曾寫詩道：
阮籍為太守，
乘驢上東平。
判竹十餘日，
一朝化風清。
只花十餘天，便留下一個官衙敞達、政通人和的東平在身後，而這對阮籍來說，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讓無數老於宦海而毫無作為的官僚們立刻顯得狼狽。
他還想用這種迅捷高效的辦法來整治其他許多地方的行政機構嗎?在人們的這種疑問中，他突然提出願意擔任軍職，並明確要擔任北軍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擔任這一職務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營的廚師特別善於釀酒，而且打聽到還有三百斛酒存在倉庫里。到任後，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沒有管過。在中國古代，官員貪杯的多得很，貪杯誤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這樣堂而皇之純粹是為倉庫里的那幾斛酒來做官的，實在絕無僅有。把金印作為敲門磚隨手一敲，敲開的卻是一個芳香濃郁的酒窖，所謂“魏晉風度”也就從這裡飄散出來了。
除了對待官場的態度外，阮籍更讓人感到怪異的，是他對於禮教的輕慢。
我相信，廣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厭煩塵囂了。在中國古代，憑弔古蹟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歷史和地理的交錯中，雷擊般的生命感悟甚至會使一個人脫胎換骨。那應是黃昏時分吧，離開廣武山之後，阮籍的木車在夕陽衰草間越走越慢，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種沉重的氣流湧向喉頭，湧向口腔，他長長一吐，音調渾厚而悠揚，喉音、鼻音翻卷了幾圈，最後把音收在唇齒間，變成一種口哨聲飄灑在山風暮靄之間。這口哨聲並不尖利，卻是婉轉而高亢。
這也算一種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從別人嘴裡聽到過，好像稱之為“嘯”。嘯不承擔切實的內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隨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別適合亂世名士。盡情一嘯，什麼也抓不住，但什麼都在裡邊了。這天阮籍在木車中真正體會到了嘯的厚味，美麗而孤寂的心聲在夜氣中迴翔。
對阮籍來說，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蘇門山。蘇門山在河南輝縣，當時有一位有名的隱士孫登隱居其間，蘇門山因孫登而著名，而孫登也常被人稱之為蘇門先生。阮籍上山之後，蹲在孫登面前，詢問他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問題和哲學問題，但孫登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一聲不吭，甚至連眼珠也不轉一轉。
阮籍傻傻地看著泥塑木雕般的孫登，突然領悟到自己的重大問題是多麼沒有意思，那就快速斬斷吧，能與眼前這位大師交流的或許是另外一個語彙系統?好像被一種神奇的力量催動著，他緩緩地嘯了起來。嘯完一段，再看孫登，孫登竟笑眯眯地注視著他，說：“再來一遍!”阮籍一聽，連忙站起身來，對著群山雲天，嘯了好久。嘯完回身，孫登又已平靜入定，阮籍知道自己已經完成了與這位大師的一次交流，此行沒有白來。
阮籍下山了，有點高興又有點茫然。但剛走到半山腰，一種奇蹟發生了，如天樂開奏，如梵琴撥響，如百鳳齊鳴，一種難以想像的音樂突然充溢於山野林谷之間。阮籍震驚片刻後立即領悟了，這是孫登大師的嘯聲，如此輝煌和聖潔，把自己的嘯不知比到哪裡去了。但孫登大師顯然不是要與他爭勝，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歷史問題和哲學問題。阮籍仰頭聆聽，直到嘯聲結束。然後疾步回家，寫下了一篇《 大人先生傳 》。
他從孫登身上，知道了什麼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說，“大人”是一種與造物同體、與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繩墨的君子是多麼可笑。天地在不斷變化，君子們究竟能固守住什麼禮法呢?說穿了，躬行禮法而又自以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褲襠縫裡的虱子。爬來爬去都爬不出褲襠縫，還標榜說是循規蹈矩;餓了咬人一口，還自以為找到了什麼風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們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處世行事了。
三
平心而論，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並不險惡，因此，他的奇特舉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屬於政治範疇，而阮籍似乎執意要在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上鬧出一番新氣象。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他是親眼目睹了，但在他看來，既然沒有一方是英雄的行為，他也不想去認真地評判誰是誰非。鮮血的教訓，難道一定要用新的鮮血來記述嗎?不，他在一批批認識和不認識的文人名士的新墳叢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極度卑微和極度珍貴，他橫下心來伸出雙手，要以生命的名義索回一點自主和自由。他到過廣武山和蘇門山，看到過廢墟，聽到過嘯聲，他已是一個獨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們都會說他怪異，但在他眼裡，明明生就了一個大活人卻像虱子一樣活著，才叫真正的怪異，做了虱子還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異中的怪異。
首先讓人感到怪異的，大概是他對官場的態度。對於歷代中國人來說，垂涎官場、躲避官場、整治官場、對抗官場，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給予官場的卻是一種遊戲般的灑脫，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過官職任命，但躲得並不徹底。有時心血來潮，也做做官。正巧遇到政權更迭期，他一躲不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種政治遠見，其實是誤會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說身體不好隱居在鄉間，一年後曹爽倒台，牽連很多名士，他安然無恙;但勝利的司馬昭想與他聯姻，每次到他家說親他都醉著，整整兩個月都是如此，聯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經心地對司馬昭說：“我曾經到山東的東平遊玩過，很喜歡那兒的風土人情。”司馬昭一聽，就讓他到東平去做官了。阮籍騎著驢到東平之後，察看了官衙的辦公方式，東張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門重重疊疊的牆壁拆掉，讓原來關在各自屋子裡單獨辦公的官員們一下子置於互相可以監視、內外可以溝通的敞亮環境之中，辦公內容和辦公效率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著，即便用一千多年後今天的行政管理學來看也可以說是抓住了“牛鼻子”，國際間許多現代化企業的辦公場所不都在追求著一種高透明度的集體氣氛嗎?但我們的阮籍只是騎在驢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還大刀闊斧地精簡了法令，大家心悅誠服，完全照辦。他覺得東平的事已經做完，仍然騎上那頭驢子，回到洛陽來了。一算，他在東平總共逗留了十餘天。
後人說，阮籍一生正兒八經地上班，也就是這十餘天。
唐代詩人李白對阮籍做官的這種瀟灑勁頭欽佩萬分，曾寫詩道：
阮籍為太守，
乘驢上東平。
判竹十餘日，
一朝化風清。
只花十餘天，便留下一個官衙敞達、政通人和的東平在身後，而這對阮籍來說，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讓無數老於宦海而毫無作為的官僚們立刻顯得狼狽。
他還想用這種迅捷高效的辦法來整治其他許多地方的行政機構嗎?在人們的這種疑問中，他突然提出願意擔任軍職，並明確要擔任北軍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擔任這一職務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營的廚師特別善於釀酒，而且打聽到還有三百斛酒存在倉庫里。到任後，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沒有管過。在中國古代，官員貪杯的多得很，貪杯誤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這樣堂而皇之純粹是為倉庫里的那幾斛酒來做官的，實在絕無僅有。把金印作為敲門磚隨手一敲，敲開的卻是一個芳香濃郁的酒窖，所謂“魏晉風度”也就從這裡飄散出來了。
除了對待官場的態度外，阮籍更讓人感到怪異的，是他對於禮教的輕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