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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月月在路上,總有一種鴻蒙的力量支撐著他。一天孔子經過匡地(今河南長垣),讓匡人誤認為是殘害過本地的陽虎,被強暴地拽了下來,拘禁了整整五天。剛剛逃出,才幾十里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場叛亂,被蒲人扣留,幸虧學生們又打鬥又講和,才勉強脫身。在最危險的時候,孔子安慰學生說: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說,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業不就落到我們身上了嗎?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麼從一開始就不會讓我們這些後輩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還想留住斯文,那麼這些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那次從陳國到蔡國,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戰場,大家幾乎七天沒有吃飯了,孔子還用琴聲安慰著學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說:“我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為什麼總是徘徊在曠野?”

  學生子路說:“恐怕是我們的仁德不夠,人家不相信我們;也許是我們的智慧不夠,人家難於實行我們的主張。”

  孔子不贊成,說:“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為什麼伯夷、叔齊會餓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為什麼比干會被殺害?”

  學生子貢說:“可能老師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處不能相容。老師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點?”

  孔子回答說:“最好的農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讓人滿意。一個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學說有序地傳播,也不一定能被別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學說,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學生顏回說:“老師理想高,別人不相容,這才顯出君子本色。如果我們的學說不完善,那是我們的恥辱;如果我們的學說完善了卻仍然不能被別人接受,那是別人的恥辱。”

  孔子對顏回的回答最滿意。他笑了,逗趣地說:“你這個顏家後生啊,什麼時候賺了錢,我給你管帳!”

  說笑完了,還是飢腸轆轆。後來,幸虧學生子貢一個人潛出戰地,與負函地方(今河南信陽)的守城大夫沈諸梁接上了頭,才獲得解救。

  六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擔著一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凡是君子都應該讓世間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覺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間充分接受。

  這個矛盾,高明如他,也無法解決;中庸如他,也無法調和。

  在我看來,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為“君子”這個概念的主要創立者從一開始就把“二律背反”輸入其間,使君子立即變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須承擔這個矛盾。用現在的話說,一頭是廣泛的社會責任,一頭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對立,水火不容,卻在互相牴牾和撞合中構成了一個近似於周易八卦的互補渦旋。在互補中仍然互斥,雖互斥又仍然互補,就這樣緊緊咬在一起,難分彼此,永遠旋動。

  這便是大器之成,這便是大匠之門。

  單向的動機和結果,直線的行動和回報,雖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卻永遠形不成雲譎波詭的大氣象。後代總有不少文人喜歡幸災樂禍地嘲笑孔子到處遊說而被拒、到處求官而不成的狼狽,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隱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樣陷於一端的孔子就不會垂範百世了。垂範百世的必定是一個強大的張力結構,而任何張力結構必須有相反方向的撐持和制衡。

  在我看來,連後人批評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餘的,這就像批評泰山,為什麼南坡承受了那麼多陽光,還要讓北坡去承受那麼多風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個:“因為我是泰山。”

  偉大的孔子自知偉大,因此從來沒有對南坡的陽光感到得意,也沒有對北坡的風雪感到恥辱。

  那次是在鄭國的新鄭吧,孔子與學生走散了,獨個兒恓恓惶惶地站在城門口,有人告訴還在尋找他的學生:“有一個高個兒老頭氣喘吁吁地像一條喪家犬,站在東門外。”學生找到他後告訴他,他高興地說:“說我像一條喪家犬?真像!真像!”他的這種高興,讓人著迷。

  我同意有些學者的說法,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國歷史上難於實行,基於君子之道的治國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遠遠望去,就在這個道、那個道的起點上,那個高個兒的真君子,卻讓我們永遠地感到溫暖和真切。

  七

  然而,太陽總要西沉,黃昏時刻的西風有點淒涼。

  孔子回到故鄉時已經六十八歲,回家一看,妻子在一年前已經去世。孔子自從五十五歲那年開始遠行,再也沒有見到過妻子。這位在世間不斷宣講倫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顫顫巍巍地肅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歲時,獨生子孔鯉又去世了。白髮人送黑髮人,老人悚然驚悸。他讓中國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卻在他自己腳下,碎了。

  此時老人的親人,只剩下了學生。

  但是,學生啊學生,也是很難拉住。七十一歲時,他最喜愛的學生顏回去世了。他終於老淚縱橫,連聲呼喊:“天喪予!天喪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歲時,他的忠心耿耿的學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慘烈。幾乎同時,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學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這不斷的死訊中,一直在拼命般地忙碌。前來求學的學生越來越多,他還在大規模地整理“六經”(即《 詩 》、《 書 》、《 禮 》、《 樂 》、《 易 》、《 春秋 》)。尤其是《 春秋 》,他耗力最多。這是一部編年史,從此確定了後代中國史學的一種重要編寫模式。他在這部書中表達了正名分、大一統、天命論、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會歷史觀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國精神。

  一天,正在編《 春秋 》,聽說有人在西邊獵到了仁獸麟。他立刻怦然心動,覺得似乎包含著一種“天命”的信息,嘆道:“吾道窮矣!”隨即在《 春秋 》中記下“西狩獲麟”四字,罷筆,不再修《 春秋 》。他的編年史,就此結束。以後的《 春秋 》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獲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頭來,看著西邊。天命仍然從那裡過來,從盤庚遠去的地方,從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漸漸地,高高的軀體一天比一天疲軟,疾病接踵而來,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幾句。開口一試,聲音有點顫抖,但仍然渾厚。他拖著長長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頹乎!

  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

  唱過之後七天,這座泰山真的倒了。連同南坡的陽光、北坡的風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萬丈西風,頃刻凝縮到了他臥榻前那雙麻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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