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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大計劃可能包含多麼深邃的智慧，執行大計劃還有賴於無數個具體的決定。就軍事政策而言。該計劃在近期戰備和未來作戰力量之間確立的優先順序體現在成百上千條不同的預算項目上；就保持何種部隊的優先地位而言，它所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行政管理上的困難，因為各軍兵種勢必要抵制任何削減其力量而加強其他部隊力量的計劃。在軍事方程式的輸出一端必須在戰區戰略和戰役層次上有遠見地使用部隊，為各個利害攸關的戰區制定戰區目標和統一的作戰方法。在外交政策行動上，該計劃的指導方針同樣需要由負責外交、宣傳、秘密行動和經濟活動的獨立機構詳細制訂並付諸實施。當戰略目標與國內利益相牴觸時，經濟活動可能會遇到抵制，有時甚至失敗。
即使不存在選舉產生的議會對抗行政機構的意志和政府的大戰略計劃，即使政府外不存在任何能夠向政府的政策挑戰的利益集團，現代國家的多樣化機構本身就是執行完整的大戰略計劃的強大阻力。每個民事和軍事部門的設置都是為了追求自己明確的目標，而不是全面地，儘可能好地達成國家政策目標。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各部門的領導人一旦覺得該計劃與其他機構的利益、慣例和願望相牴觸，他們就堅決抵制這個協調一致的計劃。另外，直到那時，他們還缺乏該計劃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技巧和手段。對於執行規範的大戰略來說，現代化國家組織既是必要的工具，又是強大的阻力。
應用一般理論時需要審慎的第二個原因是實質性的而不是簡單的程序性的問題。精心制定戰略方案、使其大大優於實用主義的權宜之計，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通過對戰略的五個層次和縱橫向兩個方面的剖析所揭示的反常邏輯的內在機制，我們自然可以看出僅在一個層次上作決定或無視其他方面的反應而制定單方面的政策都是錯誤的。但是，要避免這些問題而能動的運用一般戰略理論就必須要在五個層次、兩個方面同時探討一個問題的全部有關內容。當付諸行動時，程序上的困難可能會造成決定中情況的失誤和引起畸變。換句話說，應用理論所需要的詳盡的決策程序和密切的政策協調都很可能發生失誤。精心制定的戰略方案在理論上具有優勢，但在實踐中這個優勢就可能會喪失。正如在實際作戰過程中，在理論上據有優勢的複雜的機動作戰計劃執行起來會遇到重重阻力，以致於比簡單的正面進攻還糟糕。
顯而易見，當我們必須制定的是一次大戰略的總體計劃時，上述實質性問題的難度就會達到頂點。我們知道，在公共生活中經常聽到呼籲要有一個“具有凝聚力”或“前後一致的”國家戰略，這不僅毫無意義，而且確實容易引起誤解。這些呼籲要求每個部門的政策都應在國家政策範圍內緊密地協調一致。這從常識看是合乎邏輯的，但在戰略範圍內，只有那些似乎矛盾的政策才能避免反常邏輯的自取失敗的影響。例如，當人們研究大戰略計劃時，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加強當前的戰備是必要的(儘管軍費不能增加)，結果只能以犧牲長期的武器研製，軍事設施的建設等為代價來提高人員素質，增加庫存品和加強訓練。鑑於這種做法是犧牲了未來力量來加強現有力量的，那麼這種軍事政策必然要促使採取妥協性的外交政策，以至於採取和解的外交立場，限制敵對宣傳和秘密行動，直至作出直接的讓步來最終減少衝突的激烈程度。由於忽視了可變因素的影響，加強現存力量的一個“硬”軍事政策就需要有一個“軟”外交政策。因此，國家政策的總體行為似乎既缺乏凝聚力，也沒有前後一致性，這恰恰是因為它在戰略的縱橫向兩方面達到了和諧。
這個特定的例子表明，在國家的層次上戰略行為所存在的另一個嚴重障礙是，民主政治領導人難以執行那些容易被認為是不合乎邏輯和自相矛盾的政策(就這個例子而言，通常也可能被指責為姑息養奸)。
一般來說，贏得公眾對於反常邏輯政策的支持是困難的，因為要把反常邏輯政策解釋清楚，不可避免地只有用違背常理之說。然而，這種困難並不是普遍存在的。專制政府就可以有意採取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不需作任何解釋。它們可以一方面採取妥協性外交政策，甚至作出讓步使敵人放鬆警惕，同時另一方面加強擴軍備戰。它們慣於聲東擊西甚至能夠發起最大規模的突然進攻。當然民主政府也可以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但不能予以掩飾，因為只有造成一種公眾懷有恐懼心理或對外抱有敵對情緒的氣氛時，才能證明作出這種犧牲是值得的；它們可以威脅其他國家，但只有在此舉被公開認為合乎道理之後；如果它們發動進攻的話，也不能進行政治上的突然襲擊。只有在發生危機、人民已準備進行戰爭的情況下，它們才能進行戰術上的突襲。
然而，儘管在實際運用一般理論時會遇到種種困難、障礙阻力和政治上的分岐，但所有這些複雜情況絲毫不能降低一般理論的有效性或抑止它的應用。這些僅僅意味著，在各個層次上的戰略行為如同進行戰爭和外交活動本身一樣，總是困難重重的。無疑，在多數情況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以制定戰區戰略和作戰方法到研製具體的武器，從戰術選擇到外交政策的某些有爭議方面的行為)，人們都能夠、也應該克服所有的困難，以便按照戰略邏輯辦事，並獲得較好的結局。
即使不存在選舉產生的議會對抗行政機構的意志和政府的大戰略計劃，即使政府外不存在任何能夠向政府的政策挑戰的利益集團，現代國家的多樣化機構本身就是執行完整的大戰略計劃的強大阻力。每個民事和軍事部門的設置都是為了追求自己明確的目標，而不是全面地，儘可能好地達成國家政策目標。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各部門的領導人一旦覺得該計劃與其他機構的利益、慣例和願望相牴觸，他們就堅決抵制這個協調一致的計劃。另外，直到那時，他們還缺乏該計劃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技巧和手段。對於執行規範的大戰略來說，現代化國家組織既是必要的工具，又是強大的阻力。
應用一般理論時需要審慎的第二個原因是實質性的而不是簡單的程序性的問題。精心制定戰略方案、使其大大優於實用主義的權宜之計，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通過對戰略的五個層次和縱橫向兩個方面的剖析所揭示的反常邏輯的內在機制，我們自然可以看出僅在一個層次上作決定或無視其他方面的反應而制定單方面的政策都是錯誤的。但是，要避免這些問題而能動的運用一般戰略理論就必須要在五個層次、兩個方面同時探討一個問題的全部有關內容。當付諸行動時，程序上的困難可能會造成決定中情況的失誤和引起畸變。換句話說，應用理論所需要的詳盡的決策程序和密切的政策協調都很可能發生失誤。精心制定的戰略方案在理論上具有優勢，但在實踐中這個優勢就可能會喪失。正如在實際作戰過程中，在理論上據有優勢的複雜的機動作戰計劃執行起來會遇到重重阻力，以致於比簡單的正面進攻還糟糕。
顯而易見，當我們必須制定的是一次大戰略的總體計劃時，上述實質性問題的難度就會達到頂點。我們知道，在公共生活中經常聽到呼籲要有一個“具有凝聚力”或“前後一致的”國家戰略，這不僅毫無意義，而且確實容易引起誤解。這些呼籲要求每個部門的政策都應在國家政策範圍內緊密地協調一致。這從常識看是合乎邏輯的，但在戰略範圍內，只有那些似乎矛盾的政策才能避免反常邏輯的自取失敗的影響。例如，當人們研究大戰略計劃時，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加強當前的戰備是必要的(儘管軍費不能增加)，結果只能以犧牲長期的武器研製，軍事設施的建設等為代價來提高人員素質，增加庫存品和加強訓練。鑑於這種做法是犧牲了未來力量來加強現有力量的，那麼這種軍事政策必然要促使採取妥協性的外交政策，以至於採取和解的外交立場，限制敵對宣傳和秘密行動，直至作出直接的讓步來最終減少衝突的激烈程度。由於忽視了可變因素的影響，加強現存力量的一個“硬”軍事政策就需要有一個“軟”外交政策。因此，國家政策的總體行為似乎既缺乏凝聚力，也沒有前後一致性，這恰恰是因為它在戰略的縱橫向兩方面達到了和諧。
這個特定的例子表明，在國家的層次上戰略行為所存在的另一個嚴重障礙是，民主政治領導人難以執行那些容易被認為是不合乎邏輯和自相矛盾的政策(就這個例子而言，通常也可能被指責為姑息養奸)。
一般來說，贏得公眾對於反常邏輯政策的支持是困難的，因為要把反常邏輯政策解釋清楚，不可避免地只有用違背常理之說。然而，這種困難並不是普遍存在的。專制政府就可以有意採取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不需作任何解釋。它們可以一方面採取妥協性外交政策，甚至作出讓步使敵人放鬆警惕，同時另一方面加強擴軍備戰。它們慣於聲東擊西甚至能夠發起最大規模的突然進攻。當然民主政府也可以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但不能予以掩飾，因為只有造成一種公眾懷有恐懼心理或對外抱有敵對情緒的氣氛時，才能證明作出這種犧牲是值得的；它們可以威脅其他國家，但只有在此舉被公開認為合乎道理之後；如果它們發動進攻的話，也不能進行政治上的突然襲擊。只有在發生危機、人民已準備進行戰爭的情況下，它們才能進行戰術上的突襲。
然而，儘管在實際運用一般理論時會遇到種種困難、障礙阻力和政治上的分岐，但所有這些複雜情況絲毫不能降低一般理論的有效性或抑止它的應用。這些僅僅意味著，在各個層次上的戰略行為如同進行戰爭和外交活動本身一樣，總是困難重重的。無疑，在多數情況下，無論大事還是小事，(以制定戰區戰略和作戰方法到研製具體的武器，從戰術選擇到外交政策的某些有爭議方面的行為)，人們都能夠、也應該克服所有的困難，以便按照戰略邏輯辦事，並獲得較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