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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對方以同樣的手段進行報復變成現實可能，制訂戰爭計劃的人在謀劃裂變炸彈的使用時就不得不更加慎重，政治領導人在發出旨在勸告的威脅時也不得不更加小心。用裂變炸彈進行勸導，在迫使對方採取行動(脅迫)方面或使對方不敢妄動(威懾)方面能夠取得何種成果，始終取決於另一方對實際使用核炸彈可能性的估計，而當預料到對方會以核攻擊回報時，那種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要大大減少。還有，在作出估計時，必須把人們對可能以核武器進行說服的國家領導人的品格也考慮進去：特別謹慎的領導人不象魯莽的領導人那樣動輒以核武器相恫嚇。美蘇兩國政府一般是比較慎重的，儘管存在著因政治上不理智而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是採取勸導行動能夠取得怎樣的結果不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兩國各屆政府謹慎程度差異的影響。
相反地，用裂變炸彈進行說服的範圍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被勸導者是否認為危及了另一方的重大利益。發出警告用以阻止蘇聯直接攻擊美國領土時，這種警告可能是完全可信的，而發出同一種警告用以保護一個微不足道的盟國不受蘇聯的周邊入侵，則不那麼可信。於是，“感覺利益平衡”在確定核威脅能夠取得何種成果方面便與技術能力的平衡會合起來，打破了現有部隊的數質量與它們的說服能力之間的簡單關係。如何讓蘇聯估價在美國眼中某一地區對美國的利害關係，如何讓美國估價在克里姆林宮看來某一地區對蘇聯的利害關係，美蘇雙方都可以巧施計謀，故作姿態， [ 註：托馬斯·謝林在其《軍備與影響》(1966年）一書中作了多方面的探討。 ] 但也有一定的限度：不是每個處於危險中的地點都能成為柏林，不是蘇聯的每種國際聯繫都能被升級為神聖的聯盟。
由此可見，各方的某些利益無疑肯定能用裂變炸彈說服的方式加以保護，其他一些利益的保護如採取此種方式也有可能達到目的；一旦考慮到對方也將以同樣方式進行報復的可能性，與以前比較有很多利益通過這種方式進行保護將是無能為力的。由於只能用常規手段進行的戰爭形式的存在，進一步削弱了所謂核武器所具有的戰略獨立性。的確，暴力不斷擴大和升級的現實以及失敗一方使用裂變武器的可能，客觀上抑制了美蘇兩國軍隊間為了雙方公認的次要利益而進行的直接交戰行動，即使是最小規模的交戰。因此，過去在邊緣地區冷戰對抗中可能出現的遠征性冒險行動、襲擊和反襲擊行動都被排除在外，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蓄謀控制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然而，邊緣地區和非重要利害地區的情況並不適用於對雙方利益休戚相關的地區——為了保衛各自的重要利益，戰爭可能爆發，儘管存在著失敗一方最終將訴諸裂變炸彈的危險。因此，那些利益必須通過在現地部署常規兵力來加以保護。1949年後美國在歐洲駐紮地面部隊和空軍部隊以及1950年6月25日以後在朝鮮進行的戰爭，都標誌著裂變炸彈勸阻力的減退——以及戰略獨立性的喪失程度。
威力過大的武器
最初的原子彈體積大、笨重，且數量不多。50年代初期由於核能力進一步發展，出現了能量比頭一批原子彈大50倍、甚至大500倍的聚變裝置，大規模生產了小型核炸彈、核炮彈、核深水炸彈、核地雷和核彈頭，使核武器的戰略獨立性產生了逆反效應。一方面，大型聚變核彈的摧毀潛力，加上相同手段的報復行為，大大超過了勸導效用的頂點。實際上，它的效用曲線在直線下降，以致人們能指望從那些武器中獲得的東西比從破壞力僅為其若干分之一的裂變炸彈那裡獲得的東西要少——有些利益值得冒險打裂變核武器戰爭(在這種戰爭中，1945年轟炸(日本)的效果可能會重現，不過更加迅速得多而已)，有些利益值得不惜打可能摧毀人類文明的熱核戰爭，後者自然要比前者少。另一方面，使核武器滲透到武裝部隊的各方面大大降低了非核力量不平衡的重要性。隨著核武器裝備到航空聯隊、陸軍軍、大型戰艦和每艘潛艇，便可隨時直接把即將來臨的非核失敗轉變為核交戰、使勝利者到那時所獲得的成就化為泡影。
在核大國從50年代中朝開始擁有大量核武器起到現今的這段歷史中，這兩方面的效應都明顯地表現了出來。蘇聯一直未能阻止核武器對地面非核部隊的平衡發生影響，因而在這類部隊的平衡中，蘇聯地面非核部隊的持續優勢一直沒有取得明確肯定的效果。另一方面，美國根據“大規模報復”政策，通過主要依賴“用自己選擇的手段和在自己選定的地方立即實施報復的巨大能力”以破壞整個非核力量平衡的打算， [ 註：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題為“大規模報復”演講中的關健字眼(見1954年1月25日《國務院公報》)。 ] 也未獲得成功。大規模報復如果能獲得成功，當然會最充分地肯定核武器的戰略獨立性。可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否靠核武器就可能勸阻蘇聯領導人，因為從未執行過單純依靠核武器的政策：美國並沒有為了使用那種“巨大的報復能力”而把它的非核部隊削減到執行絆索方針所需要的那種極低水平。相反地，幾十年來，通過循環進行重整軍備、戰爭失敗、裁減軍備、膨脹和再次重整軍備，美國的非核軍事努力從整體上看一直在加強，至少在軍事開支方面是如此。這一點有力地證明了核勸導的範圍正在縮小。
相反地，用裂變炸彈進行說服的範圍和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被勸導者是否認為危及了另一方的重大利益。發出警告用以阻止蘇聯直接攻擊美國領土時，這種警告可能是完全可信的，而發出同一種警告用以保護一個微不足道的盟國不受蘇聯的周邊入侵，則不那麼可信。於是，“感覺利益平衡”在確定核威脅能夠取得何種成果方面便與技術能力的平衡會合起來，打破了現有部隊的數質量與它們的說服能力之間的簡單關係。如何讓蘇聯估價在美國眼中某一地區對美國的利害關係，如何讓美國估價在克里姆林宮看來某一地區對蘇聯的利害關係，美蘇雙方都可以巧施計謀，故作姿態， [ 註：托馬斯·謝林在其《軍備與影響》(1966年）一書中作了多方面的探討。 ] 但也有一定的限度：不是每個處於危險中的地點都能成為柏林，不是蘇聯的每種國際聯繫都能被升級為神聖的聯盟。
由此可見，各方的某些利益無疑肯定能用裂變炸彈說服的方式加以保護，其他一些利益的保護如採取此種方式也有可能達到目的；一旦考慮到對方也將以同樣方式進行報復的可能性，與以前比較有很多利益通過這種方式進行保護將是無能為力的。由於只能用常規手段進行的戰爭形式的存在，進一步削弱了所謂核武器所具有的戰略獨立性。的確，暴力不斷擴大和升級的現實以及失敗一方使用裂變武器的可能，客觀上抑制了美蘇兩國軍隊間為了雙方公認的次要利益而進行的直接交戰行動，即使是最小規模的交戰。因此，過去在邊緣地區冷戰對抗中可能出現的遠征性冒險行動、襲擊和反襲擊行動都被排除在外，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蓄謀控制變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了。
然而，邊緣地區和非重要利害地區的情況並不適用於對雙方利益休戚相關的地區——為了保衛各自的重要利益，戰爭可能爆發，儘管存在著失敗一方最終將訴諸裂變炸彈的危險。因此，那些利益必須通過在現地部署常規兵力來加以保護。1949年後美國在歐洲駐紮地面部隊和空軍部隊以及1950年6月25日以後在朝鮮進行的戰爭，都標誌著裂變炸彈勸阻力的減退——以及戰略獨立性的喪失程度。
威力過大的武器
最初的原子彈體積大、笨重，且數量不多。50年代初期由於核能力進一步發展，出現了能量比頭一批原子彈大50倍、甚至大500倍的聚變裝置，大規模生產了小型核炸彈、核炮彈、核深水炸彈、核地雷和核彈頭，使核武器的戰略獨立性產生了逆反效應。一方面，大型聚變核彈的摧毀潛力，加上相同手段的報復行為，大大超過了勸導效用的頂點。實際上，它的效用曲線在直線下降，以致人們能指望從那些武器中獲得的東西比從破壞力僅為其若干分之一的裂變炸彈那裡獲得的東西要少——有些利益值得冒險打裂變核武器戰爭(在這種戰爭中，1945年轟炸(日本)的效果可能會重現，不過更加迅速得多而已)，有些利益值得不惜打可能摧毀人類文明的熱核戰爭，後者自然要比前者少。另一方面，使核武器滲透到武裝部隊的各方面大大降低了非核力量不平衡的重要性。隨著核武器裝備到航空聯隊、陸軍軍、大型戰艦和每艘潛艇，便可隨時直接把即將來臨的非核失敗轉變為核交戰、使勝利者到那時所獲得的成就化為泡影。
在核大國從50年代中朝開始擁有大量核武器起到現今的這段歷史中，這兩方面的效應都明顯地表現了出來。蘇聯一直未能阻止核武器對地面非核部隊的平衡發生影響，因而在這類部隊的平衡中，蘇聯地面非核部隊的持續優勢一直沒有取得明確肯定的效果。另一方面，美國根據“大規模報復”政策，通過主要依賴“用自己選擇的手段和在自己選定的地方立即實施報復的巨大能力”以破壞整個非核力量平衡的打算， [ 註：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題為“大規模報復”演講中的關健字眼(見1954年1月25日《國務院公報》)。 ] 也未獲得成功。大規模報復如果能獲得成功，當然會最充分地肯定核武器的戰略獨立性。可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否靠核武器就可能勸阻蘇聯領導人，因為從未執行過單純依靠核武器的政策：美國並沒有為了使用那種“巨大的報復能力”而把它的非核部隊削減到執行絆索方針所需要的那種極低水平。相反地，幾十年來，通過循環進行重整軍備、戰爭失敗、裁減軍備、膨脹和再次重整軍備，美國的非核軍事努力從整體上看一直在加強，至少在軍事開支方面是如此。這一點有力地證明了核勸導的範圍正在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