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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習醫,也還有一更隱秘的目的:想探明是否真有那樣一種迷魂藥,可使人暫時氣斷魂離。但隨著孟老夫人的“去世”和家宅的鬧鬼,四爺已不再暗訪此種迷魂藥了,只一心一意施醫行善。在主持家政後,也是忍讓一切人,聽命於一切人,甘願負重行善。但願此生能為父親多贖幾分罪,別的再無所求了。

  可壓在他心頭的疑團,早已凝結為巨石。他知道自己隨時都會被它壓死的,如果他的死能為父親贖罪,他不怕被壓死。

  杜老夫人“去世”時,四爺已覺得自己快支撐不住了。所以,他是真心想給杜老夫人做哭喪的孝子,就在哭靈時當場死去,以贖父罪!可惜,三哥搶在了他前頭,做了孝子。三哥能如此,實在叫他震驚,也實在叫他感動。但他什麼都不能表示。

  這一次,月地來告別六爺時,那悽厲的鑼聲,最後終於擊倒了四爺。因為在康宅的老院之外,惟有四爺能聽懂這悽厲的鑼聲!他就是在那一夜病倒的。

  四爺的死,很叫康笏南傷心。葬禮自然也是十分浩大豪華的。但康笏南永遠也不知道,四爺是為他而死。

  康笏南一直活到大清垮台,進入民國。即便到晚年高齡時,他也不糊塗,尤其對商事,依然出神入化,爐火純青。在內室,他似乎終於度過了青春期,不再有興頭玩“廢立”。四爺死後第二年,康笏南續弦了第六任老夫人。不過,那是一個很普通的中年女人,他們也過著很普通的居家日子。

  四爺死後,康家的外務家政都集於三爺一身,他也漸成大器,漸入佳境。可惜他竟先於老太爺去世,雖然那已到宣統年間。三爺終日勞累異常,但也未顯病態。那日赴本地商會的一個應酬,就在酒桌上,一口氣沒上來,竟升天了。他一直暗中尋訪出家的杜老夫人,終無結果。這件事,隨著他的去世,也永遠無人知曉了。

  三爺死後,只剩了一位六爺可出來繼任。但六爺攜了六娘,終年流連於京師,無心回來當家理政。康笏南只好叫他的長孫,即三爺的長子,出來接手主政。這位大少爺,未曾到口外歷練,對商事也無十分的敬仰。但有老太爺做靠山,還算能應付下來吧。

  由於康笏南的高壽,孫北溟也一直不被准許告老還鄉。京號老幫戴膺,眼看升任領東大掌柜無望,在京師幾次呼籲改制銀行又無結果,終於也先於孫北溟,告老還鄉了。

  他離任後,京號老幫由副幫梁子威接任。

  由於三爺的去世,邱泰基也無法走向領東大掌柜的高位,他只熬到漢號老幫的位置。漢號的陳亦卿老幫,也先於孫北溟退休回鄉了。

  不過,自辛丑年重返京津後,雖有皇家銀行成立,西幫票號還是很做了幾年好生意。直到辛亥革命發生,大清垮台,西幫也才隨之盛極而衰。康家的天成元,自然也跳不出這個大勢。倒是早已冷落了的天盛川茶莊,卻還多支撐了一些年頭。當然,也只是多支撐了一些年頭。

  ——全書完

  1998年11月——2000年5月寫出

  2000年9月——2001年2月改出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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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9/04 09:30

  寫完最後的章節,如釋重負,也有一點悵然若失。寫這部長卷,比預想的要累人,卻也比預想的要“迷人”。兩年多時間,全身心陷在這“白銀谷”中,幾不知外間正“跨世紀”。除非不得已了,每日都要寫兩三千字,時有倦意,卻也常有走筆生趣的愉快。如此曠日持久地寫作,倦意竟有快意相伴始終,這樣的經歷,以前不多,以後怕也不會多。

  當今是小說的淡季,曠日持久寫這樣一部長卷,起因其實也十分簡單:想努力寫一部好看的小說。

  明清時代的西幫商人,是未被彰顯過的商界傳奇。尤其是他們獨創的票號,更是清代的一個金融傳奇。胡雪岩因仿辦票號,成就了他個人傳奇的一生,成也票號,敗也票號。在西幫的大本營祁太平,似胡雪岩這種等級的富商財主,那是一群體。但我這部小說,不是寫一個富商群體,也不是寫一個地域傳奇,而是取了一個廣角式的視角:將票號作為一個帶傳奇色彩的金融制度、商業制度來寫。

  票號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金融行當,它視同時期的東西洋銀行為異類。但它在自己生存的社會

  里,又屬異質。朝廷的道統歷來就輕商,士、農、工、商的尊卑秩序,千古不易。西幫自己呢,因為生意做大了,影響所及,居然將神聖的儒學價值觀“學而優則仕”,變成了“學而優則商”:一流俊秀子弟,都爭入票莊;末流子弟,才讀書求仕。這對封建道統的瓦解,是很可怕的。但它藏鋒不露,在明清那樣的封建集權社會中,居然成就了一種全國性的事業。

  西幫以“博學、有恥、腿長”面世,以“賠得起”聞名,將智慧與德行化作它最大的商業資本,在最需信用的金融行業中,獨執全國牛耳百多年。它瓦解著那個社會的道統和禮教,卻推動著那個社會的經濟發展。這當是傳奇。

  不過,我做的是小說,並不是要講上面那番道理。小說,先得要好看。歷史小說要好看,主要得靠歷史的魅力,史實的魅力,而不能只靠今人“戲說”。這是歷史小說的規矩。事實上,沒有足夠的史實做依據,今人也是很難將西幫的傳奇,“戲說”出來的。

  我在搜集相關素材時,找到一本《山西票莊考略》,初版於民國二十六年。作者陳其田先生,是當時燕京大學的社會學教授。為寫這本《考略》,他訪問過北平那時尚殘存的票號,也到“

  祁太平”做過實地調查。還利用訪問日本,向彼國的各種經濟調查所,收集相關文獻。但他在《考略》末尾,卻寫了這樣幾句話:“山西票莊材料的貧乏,達到極點。最奇怪的是《山西省志》,太原、祁縣、平遙及太谷的地方志,沒有一字提到票莊。”他訪問票莊遺老所得到的材料,也僅是“一些零碎的傳聞,及片斷的記憶”。在日本所得也不多。

  官修的正史,不收票莊一字,可見官家輕商也達到極點。而票號自己為了“藏富”、“藏勢”,以及為了保守商業秘密,也不輕易留存文字遺世。因此票號史就真成了秘史。關於票

  號的起源,有一種流播很廣的傳說,便很富秘史色彩。據此傳說,明末李自成從北京敗走時,攜帶了掠獲的巨額金銀財貨,逃經山西,一路散失。“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票號規則極其嚴密,系由顧炎武、傅山兩位名士所訂立,故能長盛不衰。甚至說,票號還負有為反清復明聚財的秘密使命。經陳其田先生及其他學者的辨析證偽,這一類傳說也只是民間的傳說、演義而已。

  不過,西幫票號的這種傳奇性和秘史性,倒是很適宜做小說的。將湮沒了的秘史,發掘出來,再現它曾有的傳奇本相,這對寫小說的人來說,是太有誘惑力了。但這也有些像考古發掘,得小心,耐心,曠日持久才成。不像“戲說”、演義,那是做仿古製品,不必守太多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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