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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一九二零
⊙ 龍應台
眼光敏銳、胸中有丘豁的人來到一個新的城市或國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隱藏在這個城市或國家表面下層的「骨骼」，像X光的照射。這種照射，反而是一輩子生活在其中的人往往看不見的，因為他身在其中。
羅素(一八七二─一九七零)在一九二零年到北大擔任客座教授，一年後離開，來年寫成「中國問題」這本書。短短一年，面對一個古老而深邃、腐敗又複雜的中國，四十八歲的羅素能看見多少中國「問題」呢?
他看見：「中國文化正在發生急遽的變化」，這種急遽的變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軍事優勢。但是，在將來，促使中國發生激烈變化的，將是西方的「經濟」強勢。
後來的歷史證明羅素說對了。
外來的影響帶來急遽變化，中國可以如何應對?羅素提出建議：「假如中國人能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並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相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
東西揉合，或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中國人自己說了一百多年的口號，但是羅素最幽微深刻的話，其實是這一句：在「自身傳統」中尋得一種「有機發展」。任何的「急遽變化」必須在「自身傳統」的生態環境中進行，而不是把「自身傳統」摧毀，空中起新樓。他已經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盤否定傳統。「有機發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種必須和傳統文化的主幹體質兼容相輔，才可能開花結果。強行植入就不是「有機」發展，他已經排除了激進的全盤西化或蘇化。
羅素在一九二二年有沒有預見後來的發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國有足夠的智慧選擇「有機發展」的同時，他加了一個「但書」──中國能夠在「自身傳統」中「有機發展」「只有在避免了兩種相反的危險以後才有可能」：
第一種危險是，他們可能會完全被西化，迄今為止他們所具有的民族特徵全被磨滅，世界只不過是多增加了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種危險是，在抵抗外來侵略的過程中，他們也許會被逼到除了軍備以外，在各方面都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的道路上去。
說這話的羅素處在一九二二年的時空，距離「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開始建國的一九四九年還有二十七年，距離全面破壞文化傳統的文化大革命還有四十四年;距離今天，還有八十三年。
羅素對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業化後對「進步」的崇拜，以追求「進步」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進行開發，結果是，強國的繁榮建立在弱國的痛苦上，經濟的獲得建立在地球資源的掠奪和徹底破壞上，把「進步」當作終極目的，而忽略了「進步」不一定帶來生活的幸福。各種機器帶來了變化，但是這些變化並不等同於心靈的愉悅。西方文明對於理性和進取的過度崇拜，成為對地球的最大掠奪，對人類永續發展最大的禍害。
一九二二年的羅素，提醒中國不要步上西方國家的發展後塵，不要走上「竭澤而漁」的進步死胡同。八十三年之後，我們所目睹、所參與、所熱愛的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呢?
它已經是一個巨型工地。製造業占它經濟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四，意思是說，全國皆工廠。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產業環境，使得羅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國，全球第二大軍費開銷國。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驅使之下，世界銀行統計，大型水電工程的強行設置，已經造成一千六百萬人的流離失所，其中一千萬人被迫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中。
它已經加入了驕傲的文明「掠奪者」的行列。英文「金融日報」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九日的報導：每個月都有大約二十艘貨櫃巨輪從印度尼西亞駛往中國，滿載木材，從原始森林違法砍下，送到中國成為新興中產階級家裡的木質地板。一九九七年中國進口一百萬立方米的木材，二零零二年進口數字已經是一千六百萬立方米，而且每年急速增加。聯合國的專家說，亞太區原來覆蓋極廣的珍貴原始森林僅剩百分之五，大多集中在印度尼西亞，但是在中國巨大的需求下，這最後的百分之五也難倖存了。
這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不知疲倦的、聰明的、產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熱切崇拜著進步和發展。
你不能不被羅素的眼光折服。
我就這樣認識了廣州
⊙ 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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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過廣州嗎?
這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是的，我來過三次，但是，每一次，都是因為「工作」而來，譬如演講。有人到車站或機場迎接，有備好的車子護送，有既定的路線畫好。進入一個講堂，離開一個講堂;進入一個酒店，離開一個酒店;熱情的人們和你說話，然後回到車站或機場，離開了這個城市。
稍微多幾個小時，可能會被帶到重要的景點，身負「導遊」任務的朋友努力地將兩千年或兩百年的歷史在二十分鐘內講完，然後在彼此都覺得意猶未盡、萬分遺憾的時候，一面說「下次再來」一面趕往機場或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