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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軍的戰鬥力,可以和燕國爭一爭倒數第一。不過燕國好歹當過黑馬,有下齊七十餘城的輝煌戰績;韓國除了欺負欺負周天子,單獨打仗幾乎沒贏過。所以還是韓國墊底的可能性大一點。
但燕國弱且窮,韓國卻是當時天下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古代看富庶程度,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人口。西漢末潁川郡221萬人,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千米192人,是都城長安地區的兩倍以上(京兆是每平方千米95.5人)。逆推一下,戰國時的韓國人也少不了。
而且,韓國是以工商業發達著稱的,擁有可以傲視諸國的是冶鐵工業。說起來很諷刺的是戰鬥力最弱的韓軍,武器裝備可能是各國中最好的。
不少介紹韓非的書都會說到,正因為韓國弱,所以韓非對祖國的命運有很深的憂患意識。我倒是覺得,韓非鄙視工商業,鄙視思想文化,而特別崇尚“氣力”,倒或許跟韓國富庶卻只能忍受強國掠奪的處境有關。這樣的國運似乎證明了一個現實:重要的是要有本事去搶別人,不然,經濟文化再發達也是為別人做嫁衣。
第二,韓國這個國家,有法術傳統,而且是術重於法。
史籍當中,經常管韓國叫鄭國,管韓王叫鄭王。這是因為韓滅了春秋時代的那個老牌鄭國後,把都城遷到了鄭國的首都新鄭。這道理跟魏國把首都遷到大梁後,就叫梁國一樣。
韓國人在秦國搞水利工程,修了有名的鄭國渠。《史記.河渠書》說,這麼命名是因為主持工程的專家叫鄭國。一個水工起這麼個名字實在太古怪,所以也有學者懷疑司馬遷搞錯了,既然韓國也叫鄭國,鄭國渠的意思,就是韓國人修的渠而已。
從文化、習俗的角度看,韓國作為“晉之別國”,和晉國的作風相去較遠,倒和鄭國有更多一脈相承的東西。
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在列國中第一個頒布了成文法。但鄭國的法律似乎和後來秦法之類不一樣,並沒能提高國君的權威。以鄧析為首,鄭國民間跟國法抬槓,搶奪司法解釋權乃至立法權的風氣很快興起。一直到到漢朝,“潁川好爭訟分異”的習俗仍然存在。(參見《漢書.地理志》)這種形態的“法律熱”,和韓非的法治理想其實剛好相反。
但這種玩弄法條的本事,卻正是“術”的精髓。韓國接手了鄭國的地盤,作風上也仍然如此。
韓非之前,韓國已經出過一位用術大師,叫申不害。申不害和他的主子韓昭侯那些故弄玄虛的花頭經,《韓非子》里就講了好多。
申不害的主張,韓非子曾批評說是只用術不用法,沒有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有學者據《申子》殘留的一些片段,反駁說申不害對法也不見得忽視。我看,這些學者是由紙面文章下的結論;韓非的話,卻是針對韓國的實踐結果而發。
總之,從鄭國到韓國,一以貫之的傳統,是陰謀詭計很發達。但法制總體來說缺乏權威,體系也很混亂。韓非重法也重術,將二者比之人的衣食,缺一不可。但細讀韓非的書,會發現他對二者的認識水準並不一樣。對術,韓非講得非常細,精彩生動的事例、直指人內心隱秘的議論層出不窮;對法,韓非很嚮往,但理解比較空洞也比較僵硬,有時,也把刑罰的效力想像得過於神奇。
這大概也和韓國這種大環境提供給他的現實和理論資源有關。
第三,韓國貴族勢力很大。
韓昭侯之外,其餘的韓國國君很少有可稱述的事跡。公仲、公叔、俠累等韓國貴族,倒是在《史記》《戰國策》里頻頻露臉。
所以韓國被滅後,貴族們特別緬懷往昔的好時光。在秦完成統一大業前,韓地區一直叛亂不斷;統一之後,打響刺秦第一槍的也是韓國貴族。李太白詩云:“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仇雖不成,天地皆震動。”干出這番事業的張良同學,他們家“五世相韓”,再貴族不過了。
但這都是國破家亡之後才意識到了祖國的好,緬懷起了本國體制的優越性。做亡國奴之前,貴族們忙著內鬥以致於秦滅韓,輕鬆便利得不像話。那次率兵的人叫內史騰,只是一個負責行政的官員,連將軍都不是。
韓非子寫書,一大主題就是批判“重人”“重臣”“當塗之人”“禍國殃君”,則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罵掌權的貴族。
第四,韓國外交上愛耍花招,最終結果是自己吃了虧。
地理上處於天下之中,夾在幾個相互敵對的大國之間,外交選擇很重要是自然的。
從鄭國到韓國,原則都是不明確和誰靠近,誰拳頭硬我就跟誰。
當初,鄭國的滑頭,各大國都印象深刻,所以國際上有“鄭黠宋狂”(鄭國人耍流氓,宋國人偏執狂)“鄭昭宋聾”(鄭國善於看風色,宋國只會認死理)之類的名聲。
但狂而聾的宋國,固然一度被楚國欺負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也使晉國知道了這個小弟靠得住,楚國知道了這塊骨頭不好啃,後來反而安穩了;鄭國的黠與昭卻沒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雖然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損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導致了沒有哪個大國把鄭國當自己人,沒事就來欺負它一回,累積下來一算,混得實在比宋國還慘得多。
但燕國弱且窮,韓國卻是當時天下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古代看富庶程度,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人口。西漢末潁川郡221萬人,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千米192人,是都城長安地區的兩倍以上(京兆是每平方千米95.5人)。逆推一下,戰國時的韓國人也少不了。
而且,韓國是以工商業發達著稱的,擁有可以傲視諸國的是冶鐵工業。說起來很諷刺的是戰鬥力最弱的韓軍,武器裝備可能是各國中最好的。
不少介紹韓非的書都會說到,正因為韓國弱,所以韓非對祖國的命運有很深的憂患意識。我倒是覺得,韓非鄙視工商業,鄙視思想文化,而特別崇尚“氣力”,倒或許跟韓國富庶卻只能忍受強國掠奪的處境有關。這樣的國運似乎證明了一個現實:重要的是要有本事去搶別人,不然,經濟文化再發達也是為別人做嫁衣。
第二,韓國這個國家,有法術傳統,而且是術重於法。
史籍當中,經常管韓國叫鄭國,管韓王叫鄭王。這是因為韓滅了春秋時代的那個老牌鄭國後,把都城遷到了鄭國的首都新鄭。這道理跟魏國把首都遷到大梁後,就叫梁國一樣。
韓國人在秦國搞水利工程,修了有名的鄭國渠。《史記.河渠書》說,這麼命名是因為主持工程的專家叫鄭國。一個水工起這麼個名字實在太古怪,所以也有學者懷疑司馬遷搞錯了,既然韓國也叫鄭國,鄭國渠的意思,就是韓國人修的渠而已。
從文化、習俗的角度看,韓國作為“晉之別國”,和晉國的作風相去較遠,倒和鄭國有更多一脈相承的東西。
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在列國中第一個頒布了成文法。但鄭國的法律似乎和後來秦法之類不一樣,並沒能提高國君的權威。以鄧析為首,鄭國民間跟國法抬槓,搶奪司法解釋權乃至立法權的風氣很快興起。一直到到漢朝,“潁川好爭訟分異”的習俗仍然存在。(參見《漢書.地理志》)這種形態的“法律熱”,和韓非的法治理想其實剛好相反。
但這種玩弄法條的本事,卻正是“術”的精髓。韓國接手了鄭國的地盤,作風上也仍然如此。
韓非之前,韓國已經出過一位用術大師,叫申不害。申不害和他的主子韓昭侯那些故弄玄虛的花頭經,《韓非子》里就講了好多。
申不害的主張,韓非子曾批評說是只用術不用法,沒有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有學者據《申子》殘留的一些片段,反駁說申不害對法也不見得忽視。我看,這些學者是由紙面文章下的結論;韓非的話,卻是針對韓國的實踐結果而發。
總之,從鄭國到韓國,一以貫之的傳統,是陰謀詭計很發達。但法制總體來說缺乏權威,體系也很混亂。韓非重法也重術,將二者比之人的衣食,缺一不可。但細讀韓非的書,會發現他對二者的認識水準並不一樣。對術,韓非講得非常細,精彩生動的事例、直指人內心隱秘的議論層出不窮;對法,韓非很嚮往,但理解比較空洞也比較僵硬,有時,也把刑罰的效力想像得過於神奇。
這大概也和韓國這種大環境提供給他的現實和理論資源有關。
第三,韓國貴族勢力很大。
韓昭侯之外,其餘的韓國國君很少有可稱述的事跡。公仲、公叔、俠累等韓國貴族,倒是在《史記》《戰國策》里頻頻露臉。
所以韓國被滅後,貴族們特別緬懷往昔的好時光。在秦完成統一大業前,韓地區一直叛亂不斷;統一之後,打響刺秦第一槍的也是韓國貴族。李太白詩云:“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仇雖不成,天地皆震動。”干出這番事業的張良同學,他們家“五世相韓”,再貴族不過了。
但這都是國破家亡之後才意識到了祖國的好,緬懷起了本國體制的優越性。做亡國奴之前,貴族們忙著內鬥以致於秦滅韓,輕鬆便利得不像話。那次率兵的人叫內史騰,只是一個負責行政的官員,連將軍都不是。
韓非子寫書,一大主題就是批判“重人”“重臣”“當塗之人”“禍國殃君”,則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罵掌權的貴族。
第四,韓國外交上愛耍花招,最終結果是自己吃了虧。
地理上處於天下之中,夾在幾個相互敵對的大國之間,外交選擇很重要是自然的。
從鄭國到韓國,原則都是不明確和誰靠近,誰拳頭硬我就跟誰。
當初,鄭國的滑頭,各大國都印象深刻,所以國際上有“鄭黠宋狂”(鄭國人耍流氓,宋國人偏執狂)“鄭昭宋聾”(鄭國善於看風色,宋國只會認死理)之類的名聲。
但狂而聾的宋國,固然一度被楚國欺負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也使晉國知道了這個小弟靠得住,楚國知道了這塊骨頭不好啃,後來反而安穩了;鄭國的黠與昭卻沒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雖然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損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導致了沒有哪個大國把鄭國當自己人,沒事就來欺負它一回,累積下來一算,混得實在比宋國還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