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頁
韓軍的戰鬥力，可以和燕國爭一爭倒數第一。不過燕國好歹當過黑馬，有下齊七十餘城的輝煌戰績；韓國除了欺負欺負周天子，單獨打仗幾乎沒贏過。所以還是韓國墊底的可能性大一點。
但燕國弱且窮，韓國卻是當時天下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古代看富庶程度，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人口。西漢末潁川郡221萬人，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千米192人，是都城長安地區的兩倍以上（京兆是每平方千米95.5人）。逆推一下，戰國時的韓國人也少不了。
而且，韓國是以工商業發達著稱的，擁有可以傲視諸國的是冶鐵工業。說起來很諷刺的是戰鬥力最弱的韓軍，武器裝備可能是各國中最好的。
不少介紹韓非的書都會說到，正因為韓國弱，所以韓非對祖國的命運有很深的憂患意識。我倒是覺得，韓非鄙視工商業，鄙視思想文化，而特別崇尚“氣力”，倒或許跟韓國富庶卻只能忍受強國掠奪的處境有關。這樣的國運似乎證明了一個現實：重要的是要有本事去搶別人，不然，經濟文化再發達也是為別人做嫁衣。
第二，韓國這個國家，有法術傳統，而且是術重於法。
史籍當中，經常管韓國叫鄭國，管韓王叫鄭王。這是因為韓滅了春秋時代的那個老牌鄭國後，把都城遷到了鄭國的首都新鄭。這道理跟魏國把首都遷到大梁後，就叫梁國一樣。
韓國人在秦國搞水利工程，修了有名的鄭國渠。《史記.河渠書》說，這麼命名是因為主持工程的專家叫鄭國。一個水工起這麼個名字實在太古怪，所以也有學者懷疑司馬遷搞錯了，既然韓國也叫鄭國，鄭國渠的意思，就是韓國人修的渠而已。
從文化、習俗的角度看，韓國作為“晉之別國”，和晉國的作風相去較遠，倒和鄭國有更多一脈相承的東西。
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在列國中第一個頒布了成文法。但鄭國的法律似乎和後來秦法之類不一樣，並沒能提高國君的權威。以鄧析為首，鄭國民間跟國法抬槓，搶奪司法解釋權乃至立法權的風氣很快興起。一直到到漢朝，“潁川好爭訟分異”的習俗仍然存在。（參見《漢書.地理志》）這種形態的“法律熱”，和韓非的法治理想其實剛好相反。
但這種玩弄法條的本事，卻正是“術”的精髓。韓國接手了鄭國的地盤，作風上也仍然如此。
韓非之前，韓國已經出過一位用術大師，叫申不害。申不害和他的主子韓昭侯那些故弄玄虛的花頭經，《韓非子》里就講了好多。
申不害的主張，韓非子曾批評說是只用術不用法，沒有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有學者據《申子》殘留的一些片段，反駁說申不害對法也不見得忽視。我看，這些學者是由紙面文章下的結論；韓非的話，卻是針對韓國的實踐結果而發。
總之，從鄭國到韓國，一以貫之的傳統，是陰謀詭計很發達。但法制總體來說缺乏權威，體系也很混亂。韓非重法也重術，將二者比之人的衣食，缺一不可。但細讀韓非的書，會發現他對二者的認識水準並不一樣。對術，韓非講得非常細，精彩生動的事例、直指人內心隱秘的議論層出不窮；對法，韓非很嚮往，但理解比較空洞也比較僵硬，有時，也把刑罰的效力想像得過於神奇。
這大概也和韓國這種大環境提供給他的現實和理論資源有關。
第三，韓國貴族勢力很大。
韓昭侯之外，其餘的韓國國君很少有可稱述的事跡。公仲、公叔、俠累等韓國貴族，倒是在《史記》《戰國策》里頻頻露臉。
所以韓國被滅後，貴族們特別緬懷往昔的好時光。在秦完成統一大業前，韓地區一直叛亂不斷；統一之後，打響刺秦第一槍的也是韓國貴族。李太白詩云：“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仇雖不成，天地皆震動。”干出這番事業的張良同學，他們家“五世相韓”，再貴族不過了。
但這都是國破家亡之後才意識到了祖國的好，緬懷起了本國體制的優越性。做亡國奴之前，貴族們忙著內鬥以致於秦滅韓，輕鬆便利得不像話。那次率兵的人叫內史騰，只是一個負責行政的官員，連將軍都不是。
韓非子寫書，一大主題就是批判“重人”“重臣”“當塗之人”“禍國殃君”，則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罵掌權的貴族。
第四，韓國外交上愛耍花招，最終結果是自己吃了虧。
地理上處於天下之中，夾在幾個相互敵對的大國之間，外交選擇很重要是自然的。
從鄭國到韓國，原則都是不明確和誰靠近，誰拳頭硬我就跟誰。
當初，鄭國的滑頭，各大國都印象深刻，所以國際上有“鄭黠宋狂”（鄭國人耍流氓，宋國人偏執狂）“鄭昭宋聾”（鄭國善於看風色，宋國只會認死理）之類的名聲。
但狂而聾的宋國，固然一度被楚國欺負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也使晉國知道了這個小弟靠得住，楚國知道了這塊骨頭不好啃，後來反而安穩了；鄭國的黠與昭卻沒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雖然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損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導致了沒有哪個大國把鄭國當自己人，沒事就來欺負它一回，累積下來一算，混得實在比宋國還慘得多。
但燕國弱且窮，韓國卻是當時天下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古代看富庶程度，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人口。西漢末潁川郡221萬人，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千米192人，是都城長安地區的兩倍以上（京兆是每平方千米95.5人）。逆推一下，戰國時的韓國人也少不了。
而且，韓國是以工商業發達著稱的，擁有可以傲視諸國的是冶鐵工業。說起來很諷刺的是戰鬥力最弱的韓軍，武器裝備可能是各國中最好的。
不少介紹韓非的書都會說到，正因為韓國弱，所以韓非對祖國的命運有很深的憂患意識。我倒是覺得，韓非鄙視工商業，鄙視思想文化，而特別崇尚“氣力”，倒或許跟韓國富庶卻只能忍受強國掠奪的處境有關。這樣的國運似乎證明了一個現實：重要的是要有本事去搶別人，不然，經濟文化再發達也是為別人做嫁衣。
第二，韓國這個國家，有法術傳統，而且是術重於法。
史籍當中，經常管韓國叫鄭國，管韓王叫鄭王。這是因為韓滅了春秋時代的那個老牌鄭國後，把都城遷到了鄭國的首都新鄭。這道理跟魏國把首都遷到大梁後，就叫梁國一樣。
韓國人在秦國搞水利工程，修了有名的鄭國渠。《史記.河渠書》說，這麼命名是因為主持工程的專家叫鄭國。一個水工起這麼個名字實在太古怪，所以也有學者懷疑司馬遷搞錯了，既然韓國也叫鄭國，鄭國渠的意思，就是韓國人修的渠而已。
從文化、習俗的角度看，韓國作為“晉之別國”，和晉國的作風相去較遠，倒和鄭國有更多一脈相承的東西。
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在列國中第一個頒布了成文法。但鄭國的法律似乎和後來秦法之類不一樣，並沒能提高國君的權威。以鄧析為首，鄭國民間跟國法抬槓，搶奪司法解釋權乃至立法權的風氣很快興起。一直到到漢朝，“潁川好爭訟分異”的習俗仍然存在。（參見《漢書.地理志》）這種形態的“法律熱”，和韓非的法治理想其實剛好相反。
但這種玩弄法條的本事，卻正是“術”的精髓。韓國接手了鄭國的地盤，作風上也仍然如此。
韓非之前，韓國已經出過一位用術大師，叫申不害。申不害和他的主子韓昭侯那些故弄玄虛的花頭經，《韓非子》里就講了好多。
申不害的主張，韓非子曾批評說是只用術不用法，沒有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有學者據《申子》殘留的一些片段，反駁說申不害對法也不見得忽視。我看，這些學者是由紙面文章下的結論；韓非的話，卻是針對韓國的實踐結果而發。
總之，從鄭國到韓國，一以貫之的傳統，是陰謀詭計很發達。但法制總體來說缺乏權威，體系也很混亂。韓非重法也重術，將二者比之人的衣食，缺一不可。但細讀韓非的書，會發現他對二者的認識水準並不一樣。對術，韓非講得非常細，精彩生動的事例、直指人內心隱秘的議論層出不窮；對法，韓非很嚮往，但理解比較空洞也比較僵硬，有時，也把刑罰的效力想像得過於神奇。
這大概也和韓國這種大環境提供給他的現實和理論資源有關。
第三，韓國貴族勢力很大。
韓昭侯之外，其餘的韓國國君很少有可稱述的事跡。公仲、公叔、俠累等韓國貴族，倒是在《史記》《戰國策》里頻頻露臉。
所以韓國被滅後，貴族們特別緬懷往昔的好時光。在秦完成統一大業前，韓地區一直叛亂不斷；統一之後，打響刺秦第一槍的也是韓國貴族。李太白詩云：“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仇雖不成，天地皆震動。”干出這番事業的張良同學，他們家“五世相韓”，再貴族不過了。
但這都是國破家亡之後才意識到了祖國的好，緬懷起了本國體制的優越性。做亡國奴之前，貴族們忙著內鬥以致於秦滅韓，輕鬆便利得不像話。那次率兵的人叫內史騰，只是一個負責行政的官員，連將軍都不是。
韓非子寫書，一大主題就是批判“重人”“重臣”“當塗之人”“禍國殃君”，則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罵掌權的貴族。
第四，韓國外交上愛耍花招，最終結果是自己吃了虧。
地理上處於天下之中，夾在幾個相互敵對的大國之間，外交選擇很重要是自然的。
從鄭國到韓國，原則都是不明確和誰靠近，誰拳頭硬我就跟誰。
當初，鄭國的滑頭，各大國都印象深刻，所以國際上有“鄭黠宋狂”（鄭國人耍流氓，宋國人偏執狂）“鄭昭宋聾”（鄭國善於看風色，宋國只會認死理）之類的名聲。
但狂而聾的宋國，固然一度被楚國欺負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也使晉國知道了這個小弟靠得住，楚國知道了這塊骨頭不好啃，後來反而安穩了；鄭國的黠與昭卻沒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雖然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損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導致了沒有哪個大國把鄭國當自己人，沒事就來欺負它一回，累積下來一算，混得實在比宋國還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