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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舊總督署，這個在北伐期中曾經做過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的，現在是革命委員會的大本營了。這兒是我在—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個月中，每天必須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舊地重來了。
情形是變了。雖然是在夜間，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稱的電燈光朦朧地照著，而且都顯得零亂，但大家都很興奮，也都顯得那麼朝氣勃勃。
北伐軍由廣州出發，不到一年工夫便席捲了長江流域，並几几乎完成了統一華北的使命，現在由蔣介石為首的內部叛變，陣線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從長江流域要折回到廣東，準備捲土重來。照道理，這應該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當時，誰也沒有這樣的感觸。“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們是勝利者。勝利者的氣氛的確是瀰漫著的，就仿佛那“瞎子”電燈，都呈現著勝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樣的電燈光下，我看見了譚平山和惲代英。
平山在那時是革命委員會的事實上的主席，我們從武昌分手僅僅半個月光景，現在是在另一個天地里會面了。除歡喜之外，彼此都沒有什麼話好說。
但我對代英卻表示了特別的謝意。因為在我未來之前，他已替我們把政治部組織了起來，而且處理得井井有條了。雖然明早就要出發，也沒有剩下什麼工作要讓我們來趕夜工的。
代英在擔任著宣傳委員會的工作，我雖然也是宣傳委員之一，同樣也無須乎要我來作事務上的處理。
說也湊巧，當晚讓我留宿一夜的房間，正好是七個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難過的地方。舊時的回憶免不得又來縈繞了一番。雖然身上還在痛，但午前在塗家埠遇難的一幕，卻比除夕避難的一幕，更加遼遠了的一樣。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入幽谷
一近衛聲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廣州和武漢之後，便很躊躇滿志地沒有再加緊進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師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孫子高足是在那兒實驗著不戰而屈人了。這意識很鮮明地表現在近衛的兩次聲明裡面。
第一次聲明發表於十二月三日，在武漢撤守之後，長沙大火之前。很簡短，文不過三段，字不過五百，然而卻很扼要而有斤兩。
第一段一開首就這樣說：“帝國陸海軍，此次仰賴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廣州及武漢三鎮，戡定中國各要地，國民政府由是降為地方政權。”很值得玩味。這是說征服中國的大功業已告成，所謂國民政府是值不得作為大規模的軍事對象了。故入幽谷接著便下一轉語：“但該政府如仍冥頑不靈，固執抗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政府殲滅之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這更明明是替“該政府”指示出了一條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無所謂，因為你已“降為地方政權”。無足輕重。最要緊的是不能“容共”。
郭沫若散文選集第二段申述所謂“建設新秩序”，要“由日、滿、支國相互提攜，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環之關係”，以“達到共同防衛，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權”指示出了今後的任務：“共同防衛”——反共反蘇。
路子已經開好，“至於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事拒絕”(第三段)，招降納叛，明目張胆了。“另由其他人員”，看來好像是把蔣介石、汪精衛都除外了，其實這兒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軍事方面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政治方面便是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一切進步分子了。
這一政治攻勢異常猛烈，在今天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就是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滿五百的東西決定了“地方政權”今後整個的動向。
汪精衛是被誘引出去了。這位“副總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飛出重慶，二十一日又飛出昆明，飛到了越南的河內。接著是二十二日近衛又有第二次聲明，更索性把“共同反共”的要求提出了。“共黨在東亞之勢力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認為日、支兩國為表現日、德、意三國之反共精神，亦應有必要成立反共協定。”“日本為達到此項目的，要求在華駐兵，並要求將內蒙劃為特別防共地帶。”於是而有汪“副總裁”的艷電(十二月二十九日)響應，公開通敵，贊成締結“中日防共協定”。
“副總裁”是這樣了，另外一位“正總裁”是怎樣的呢?作風是不同，腳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卻同是一齣戲。自從武漢撤退以後，一直就是積極防共、消極觀戰，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沒有的證明嗎?
在武漢時代本來決定在撤守之後要在衡山設立大本營，繼續積極抗戰。後來這個計劃無形無影地打消了。這不是比汪精衛的艷電還要更有實質的響應嗎?
長沙大火之後，也還開過一次堂皇的南嶽會議，決議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當時曾提出了這樣的兩個口號，“宣傳重於作戰，政治重於軍事”，我們做宣傳的人竟曾為此而大感高興。但在今天看來，從此紙上抗日、事上反蘇，不就是“宣傳重於作戰”嗎?防共積極、抗戰消極，不就是“政治重於軍事”嗎?
我們，實在是太天真得可愛了。
二流連南嶽
南嶽會議是在十一月尾上召開的，我只是在閉幕的一天趕去參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場面。我當時倒有過一點驚異，在抗戰應該吃緊的期間，為什麼要集中這麼多的高級將領來開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參加的人，粗略的估計，總怕起碼有三百，都是一些將官階級。這些人在緊急的關頭，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來從容論道，不認真是一件奇事嗎?
會閉幕後，當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們卻被留了下來：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閉幕辭，要我親自帶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須“文膽”陳布雷整理。這一整理費了很多時間，不僅當天夜裡沒有弄好，連第二天一個大清早都沒有弄好。因此我們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嶽。
那篇閉幕辭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東西，那兒空空洞洞地沒有說到什麼，重要的只是談了一個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初練水師，一戰為太平天國所敗，想撲水而死，為部下所勸止。嗣後乃返衡陽練兵，才轉敗為勝，終把太平天國平定了。(因手中無書，說不定有些錯誤。)由這便搭到對日抗戰。雖然戰敗了，不要氣餒，要學曾國藩再接再厲，收到最後勝利。這個故事的徵引實在不倫不類。抗禦外侮、轉敗為勝的先例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他不肯舉，而偏偏舉了一位內戰專家、民族叛徒的曾國藩。儘管多少是有點本地風光，但那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勵內戰嗎?
舊總督署，這個在北伐期中曾經做過蔣介石的總司令部的，現在是革命委員會的大本營了。這兒是我在—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之交的三四個月中，每天必須出入的地方。隔了不上半年，又算是舊地重來了。
情形是變了。雖然是在夜間，照例是那有“瞎子”之稱的電燈光朦朧地照著，而且都顯得零亂，但大家都很興奮，也都顯得那麼朝氣勃勃。
北伐軍由廣州出發，不到一年工夫便席捲了長江流域，並几几乎完成了統一華北的使命，現在由蔣介石為首的內部叛變，陣線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從長江流域要折回到廣東，準備捲土重來。照道理，這應該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當時，誰也沒有這樣的感觸。“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們是勝利者。勝利者的氣氛的確是瀰漫著的，就仿佛那“瞎子”電燈，都呈現著勝利者的面貌。
就在那樣的電燈光下，我看見了譚平山和惲代英。
平山在那時是革命委員會的事實上的主席，我們從武昌分手僅僅半個月光景，現在是在另一個天地里會面了。除歡喜之外，彼此都沒有什麼話好說。
但我對代英卻表示了特別的謝意。因為在我未來之前，他已替我們把政治部組織了起來，而且處理得井井有條了。雖然明早就要出發，也沒有剩下什麼工作要讓我們來趕夜工的。
代英在擔任著宣傳委員會的工作，我雖然也是宣傳委員之一，同樣也無須乎要我來作事務上的處理。
說也湊巧，當晚讓我留宿一夜的房間，正好是七個月以前的除夕我避難過的地方。舊時的回憶免不得又來縈繞了一番。雖然身上還在痛，但午前在塗家埠遇難的一幕，卻比除夕避難的一幕，更加遼遠了的一樣。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入幽谷
一近衛聲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廣州和武漢之後，便很躊躇滿志地沒有再加緊進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師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孫子高足是在那兒實驗著不戰而屈人了。這意識很鮮明地表現在近衛的兩次聲明裡面。
第一次聲明發表於十二月三日，在武漢撤守之後，長沙大火之前。很簡短，文不過三段，字不過五百，然而卻很扼要而有斤兩。
第一段一開首就這樣說：“帝國陸海軍，此次仰賴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廣州及武漢三鎮，戡定中國各要地，國民政府由是降為地方政權。”很值得玩味。這是說征服中國的大功業已告成，所謂國民政府是值不得作為大規模的軍事對象了。故入幽谷接著便下一轉語：“但該政府如仍冥頑不靈，固執抗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政府殲滅之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這更明明是替“該政府”指示出了一條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無所謂，因為你已“降為地方政權”。無足輕重。最要緊的是不能“容共”。
郭沫若散文選集第二段申述所謂“建設新秩序”，要“由日、滿、支國相互提攜，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環之關係”，以“達到共同防衛，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權”指示出了今後的任務：“共同防衛”——反共反蘇。
路子已經開好，“至於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事拒絕”(第三段)，招降納叛，明目張胆了。“另由其他人員”，看來好像是把蔣介石、汪精衛都除外了，其實這兒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軍事方面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政治方面便是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一切進步分子了。
這一政治攻勢異常猛烈，在今天看起來，我們可以說就是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滿五百的東西決定了“地方政權”今後整個的動向。
汪精衛是被誘引出去了。這位“副總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飛出重慶，二十一日又飛出昆明，飛到了越南的河內。接著是二十二日近衛又有第二次聲明，更索性把“共同反共”的要求提出了。“共黨在東亞之勢力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認為日、支兩國為表現日、德、意三國之反共精神，亦應有必要成立反共協定。”“日本為達到此項目的，要求在華駐兵，並要求將內蒙劃為特別防共地帶。”於是而有汪“副總裁”的艷電(十二月二十九日)響應，公開通敵，贊成締結“中日防共協定”。
“副總裁”是這樣了，另外一位“正總裁”是怎樣的呢?作風是不同，腳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卻同是一齣戲。自從武漢撤退以後，一直就是積極防共、消極觀戰，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沒有的證明嗎?
在武漢時代本來決定在撤守之後要在衡山設立大本營，繼續積極抗戰。後來這個計劃無形無影地打消了。這不是比汪精衛的艷電還要更有實質的響應嗎?
長沙大火之後，也還開過一次堂皇的南嶽會議，決議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當時曾提出了這樣的兩個口號，“宣傳重於作戰，政治重於軍事”，我們做宣傳的人竟曾為此而大感高興。但在今天看來，從此紙上抗日、事上反蘇，不就是“宣傳重於作戰”嗎?防共積極、抗戰消極，不就是“政治重於軍事”嗎?
我們，實在是太天真得可愛了。
二流連南嶽
南嶽會議是在十一月尾上召開的，我只是在閉幕的一天趕去參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的場面。我當時倒有過一點驚異，在抗戰應該吃緊的期間，為什麼要集中這麼多的高級將領來開這樣大規模的會議?參加的人，粗略的估計，總怕起碼有三百，都是一些將官階級。這些人在緊急的關頭，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來從容論道，不認真是一件奇事嗎?
會閉幕後，當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們卻被留了下來：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閉幕辭，要我親自帶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須“文膽”陳布雷整理。這一整理費了很多時間，不僅當天夜裡沒有弄好，連第二天一個大清早都沒有弄好。因此我們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嶽。
那篇閉幕辭其實是很成問題的東西，那兒空空洞洞地沒有說到什麼，重要的只是談了一個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初練水師，一戰為太平天國所敗，想撲水而死，為部下所勸止。嗣後乃返衡陽練兵，才轉敗為勝，終把太平天國平定了。(因手中無書，說不定有些錯誤。)由這便搭到對日抗戰。雖然戰敗了，不要氣餒，要學曾國藩再接再厲，收到最後勝利。這個故事的徵引實在不倫不類。抗禦外侮、轉敗為勝的先例在中國歷史上有的是，他不肯舉，而偏偏舉了一位內戰專家、民族叛徒的曾國藩。儘管多少是有點本地風光，但那以曾國藩的繼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勵內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