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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的回憶在那一瞬時輻湊了起來。
一年半前由廣東出發的時候，霍亂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嶺的途中，看著看著一些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沒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號打到武昌城下，跟著士兵一道去衝鋒，紀德甫是陣亡在賓陽門外的，然而我沒有死。
蔣介石已經叛變了，並且下了我的通緝令，我還公然到過南京，並和軍部的人員同坐一部火車由蘇州到上海。那時我也沒有遭逮捕，也沒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漢的時候，坐著一隻英國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著孫傳芳反攻，兩軍隔江炮轟，船隻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時我也沒有死。……
然而，沒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這塗家埠，死在這些被繳了械的亂兵手裡呀!……
清涼的意識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槍卻沒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當那個把我手槍搶去的人高舉手來的時候，一群毆打我的人卻把我丟開，大家跑回頭去爭搶那枝手槍去了!
這樣一個好機會還能失掉嗎?我的生命便乘機脫逃，一直穿過車站，走向後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裡有齊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開著。我便在一個窗口上，用兩手一按，跳進房裡去了。房裡沿壁都放著床，在靠北的一張床上，一位中年婦人，正抱著一個乳兒在午睡。她被驚醒了，我把來歷告訴了她，請她不要聲張。
不一刻，外邊的哨子響了，有火車開動的聲音。我知道是那站長被迫著把火車開出了。但到了這時，我也無法挽回，等調勻了氣，我又慢慢從工人房走出。
奇怪，剛才那麼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過的，現在卻是移步都感覺艱難了。雖然還在興奮當中，但周身都已感覺著有點微痛。
十一
一場險惡的風波過了，在月台上又看見了一氓，翰笙和龔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份人追進一間待車室裡面，躲在一隻角落裡，雖然受了腳蹴，但還沒有什麼嚴重的傷痕。
翰笙們的車到得遲，他們停在站外，正是我們挨打的時候。翰笙因為往田裡去小解去了，得免於難。龔彬受了一部份人的追逐，幸好開火車的哨子響了，散兵們都丟下了人去搶乘火車去了。
小勤務兵呢?失了蹤。這在我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當我在月台開始挨打的時候，我看見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駁殼拔出來，想要救護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卻把他簇擁著了，以後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車站上的人說，他被簇擁上火車去了。這定然是實在的。因為始終沒有聽見開槍的聲音，月台上也沒有什麼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無疑問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樣，我們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還不足二十歲吧?他是從前我們在南昌工作的時候跟著一氓的，一氓一定還記得他的姓名和籍貫，我是絲毫也不記憶了。只是記得他有一個還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當結實，不足五尺高。有一個桃子形的臉蛋，相當豐滿而健康。的確是一位純潔可愛的小鬼。但從那時以後，我們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還是活著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說，完全是為了我的輕率造次而死，而且他還是存心救我並打算開槍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搶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記，還有是一口皮箱裡面裝滿了的二十七枝駁殼。這武器沒有成為人民的武器，而成為反人民的武器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南昌之一夜
一
遭了散兵的毆打，自以為會死的，卻從死亡線上掙脫了轉來，這總是愉快的事。小勤務兵失了蹤，全部的行李遭了搶劫，四個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實相符的四條光棍了。
搖車的工友勸告我們，最好把搖車減少一部，我們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車上，他們四個人輪流著搖我們四個人，沿途就不用換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經過了散兵的騷擾，換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們接受了這個意見，接著便在車站附近，儘可能採辦了一些乾糧，在十點鐘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搖車，離開了塗家埠。
八個人坐一部手搖車，兩個人坐在靠椅上，兩個人搖，四個坐在車板上，雖然擁擠得一點，但力量可顯得愈見集中了。
南昌之一夜車在軌道上飛快地滑走著，沿著鐵軌兩旁，不斷地還有零星的散兵從對面走來，又和我們擦身走過，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雲南口音，當然都是在南昌被繳了械的難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狽的，他們離開南昌，沿著鐵路線走來，是已經整整走了兩天了。
郭沫若散文選集他們對於我們倒也沒有什麼敵意，沒有來搶我們的車，也沒有來攔我們的車。毫無疑問，他們是摸不準確我們的身份的，看我們是從九江方面來的，或許怕還認為負有什麼調解使命的吧。
難兵愈朝前走愈見稀少起來，到正午時分便終至絕了跡。
沿途的車站都沒有人辦公，鄉村都是關門閉戶，有些地方顯然遭過搶劫。我們都私自慶幸，幸好減少了車子，並採辦了些乾糧，不然是無法應付的。
在陽光下直射著，搖車以單調而同一的速度進行，天氣雖熱，而卻有不斷的涼風，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過了正午以後，車上除搖車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來。
但我自己始終是興奮著的。胸上和頭上的打撲傷時時作痛。
眼鏡失掉了，眼前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閉著眼睛養神。這樣卻打開了我內部的回憶的閘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個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個天啟的一樣，我把一個長久不能解釋的疑團突然領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同乘火車由九江回南昌。
是蔣介石和武昌政府醞釀著分裂的時候。廣東的國民黨政府北上，道經南昌，便被蔣介石控留在南昌，費了很大力量的爭取，算把政府人員爭取到武漢去了。當時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軍權和政權分離，讓蔣介石負軍事上的責任，而同時要受政府和黨的指揮，黨和政府不能放在蔣的挾持下受他操縱。蔣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進行著種種的陰謀，聯絡幫會、勾結各種反動的民間力量，以從事破壞。
蔣上了廬山，代表反動勢力的張靜江和陳果夫們在他的左右。
鄧演達是代表著武漢派，和當時還算是左翼分子的顧孟餘一道，從武漢到廬山見蔣。他們是受了蔣的電邀，還是自動出發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計，恐怕出於電邀的成分居多。
鄧在廬山和蔣的談判並不愜意，蔣要鄧到南昌總司令行營代理參謀長。(北伐時的參謀長是李濟深，李一直留守廣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著的，但這時自己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的名義，向浙江出發了，職務暫由總參議的張群代理著。)這自然是調虎離山之計，鄧和武漢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鄧卻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為蔣是直屬上司，鄧是一個軍人，怎能不服從命令呢?
一年半前由廣東出發的時候，霍亂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嶺的途中，看著看著一些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沒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號打到武昌城下，跟著士兵一道去衝鋒，紀德甫是陣亡在賓陽門外的，然而我沒有死。
蔣介石已經叛變了，並且下了我的通緝令，我還公然到過南京，並和軍部的人員同坐一部火車由蘇州到上海。那時我也沒有遭逮捕，也沒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漢的時候，坐著一隻英國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著孫傳芳反攻，兩軍隔江炮轟，船隻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時我也沒有死。……
然而，沒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這塗家埠，死在這些被繳了械的亂兵手裡呀!……
清涼的意識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槍卻沒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當那個把我手槍搶去的人高舉手來的時候，一群毆打我的人卻把我丟開，大家跑回頭去爭搶那枝手槍去了!
這樣一個好機會還能失掉嗎?我的生命便乘機脫逃，一直穿過車站，走向後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裡有齊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開著。我便在一個窗口上，用兩手一按，跳進房裡去了。房裡沿壁都放著床，在靠北的一張床上，一位中年婦人，正抱著一個乳兒在午睡。她被驚醒了，我把來歷告訴了她，請她不要聲張。
不一刻，外邊的哨子響了，有火車開動的聲音。我知道是那站長被迫著把火車開出了。但到了這時，我也無法挽回，等調勻了氣，我又慢慢從工人房走出。
奇怪，剛才那麼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過的，現在卻是移步都感覺艱難了。雖然還在興奮當中，但周身都已感覺著有點微痛。
十一
一場險惡的風波過了，在月台上又看見了一氓，翰笙和龔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份人追進一間待車室裡面，躲在一隻角落裡，雖然受了腳蹴，但還沒有什麼嚴重的傷痕。
翰笙們的車到得遲，他們停在站外，正是我們挨打的時候。翰笙因為往田裡去小解去了，得免於難。龔彬受了一部份人的追逐，幸好開火車的哨子響了，散兵們都丟下了人去搶乘火車去了。
小勤務兵呢?失了蹤。這在我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當我在月台開始挨打的時候，我看見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駁殼拔出來，想要救護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卻把他簇擁著了，以後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車站上的人說，他被簇擁上火車去了。這定然是實在的。因為始終沒有聽見開槍的聲音，月台上也沒有什麼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無疑問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樣，我們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還不足二十歲吧?他是從前我們在南昌工作的時候跟著一氓的，一氓一定還記得他的姓名和籍貫，我是絲毫也不記憶了。只是記得他有一個還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當結實，不足五尺高。有一個桃子形的臉蛋，相當豐滿而健康。的確是一位純潔可愛的小鬼。但從那時以後，我們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還是活著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說，完全是為了我的輕率造次而死，而且他還是存心救我並打算開槍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搶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記，還有是一口皮箱裡面裝滿了的二十七枝駁殼。這武器沒有成為人民的武器，而成為反人民的武器了。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南昌之一夜
一
遭了散兵的毆打，自以為會死的，卻從死亡線上掙脫了轉來，這總是愉快的事。小勤務兵失了蹤，全部的行李遭了搶劫，四個人倒真真正正成了名實相符的四條光棍了。
搖車的工友勸告我們，最好把搖車減少一部，我們大家都集中到一部車上，他們四個人輪流著搖我們四個人，沿途就不用換班了。看情形沿途一定經過了散兵的騷擾，換班恐怕也是不容易的。
我們接受了這個意見，接著便在車站附近，儘可能採辦了一些乾糧，在十點鐘左右，又重新坐上了搖車，離開了塗家埠。
八個人坐一部手搖車，兩個人坐在靠椅上，兩個人搖，四個坐在車板上，雖然擁擠得一點，但力量可顯得愈見集中了。
南昌之一夜車在軌道上飛快地滑走著，沿著鐵軌兩旁，不斷地還有零星的散兵從對面走來，又和我們擦身走過，有的是湖南口音，有的是雲南口音，當然都是在南昌被繳了械的難兵了。情形都是很狼狽的，他們離開南昌，沿著鐵路線走來，是已經整整走了兩天了。
郭沫若散文選集他們對於我們倒也沒有什麼敵意，沒有來搶我們的車，也沒有來攔我們的車。毫無疑問，他們是摸不準確我們的身份的，看我們是從九江方面來的，或許怕還認為負有什麼調解使命的吧。
難兵愈朝前走愈見稀少起來，到正午時分便終至絕了跡。
沿途的車站都沒有人辦公，鄉村都是關門閉戶，有些地方顯然遭過搶劫。我們都私自慶幸，幸好減少了車子，並採辦了些乾糧，不然是無法應付的。
在陽光下直射著，搖車以單調而同一的速度進行，天氣雖熱，而卻有不斷的涼風，這些正好是催眠的因素，過了正午以後，車上除搖車的人以外，都打起了瞌睡來。
但我自己始終是興奮著的。胸上和頭上的打撲傷時時作痛。
眼鏡失掉了，眼前的印象是模糊的，我也只得閉著眼睛養神。這樣卻打開了我內部的回憶的閘口。我回想到了整整七個月以前的一段往事，就好像得到了一個天啟的一樣，我把一個長久不能解釋的疑團突然領悟了。
二
那是一九二六年的除夕，我和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同乘火車由九江回南昌。
是蔣介石和武昌政府醞釀著分裂的時候。廣東的國民黨政府北上，道經南昌，便被蔣介石控留在南昌，費了很大力量的爭取，算把政府人員爭取到武漢去了。當時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軍權和政權分離，讓蔣介石負軍事上的責任，而同時要受政府和黨的指揮，黨和政府不能放在蔣的挾持下受他操縱。蔣自然是不甘心的，因此正秘密地在進行著種種的陰謀，聯絡幫會、勾結各種反動的民間力量，以從事破壞。
蔣上了廬山，代表反動勢力的張靜江和陳果夫們在他的左右。
鄧演達是代表著武漢派，和當時還算是左翼分子的顧孟餘一道，從武漢到廬山見蔣。他們是受了蔣的電邀，還是自動出發的，我可不甚清楚。照我估計，恐怕出於電邀的成分居多。
鄧在廬山和蔣的談判並不愜意，蔣要鄧到南昌總司令行營代理參謀長。(北伐時的參謀長是李濟深，李一直留守廣州。前方是由白崇禧代理著的，但這時自己以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的名義，向浙江出發了，職務暫由總參議的張群代理著。)這自然是調虎離山之計，鄧和武漢派都是不能同意的。然而在鄧卻有不能抗命的理由：因為蔣是直屬上司，鄧是一個軍人，怎能不服從命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