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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現象使我想起兒時的另一件舊事：我的家位於大別山深處的一個小山村，七十年代以前占半數以上的男人全是「瘌痢頭」（一種頭部真菌病，得此病的人整個頭部潰爛發臭，然後在頭頂結上厚厚的一層永遠也不會消失的白痂，頭髮部分或全部落光）。那時山村醫療條件異常落後，兒童得病或夭折的概率比較大。可「瘌痢頭」得病和夭折的概率比正常人要低得多，於是不少愚蠢的父母就著意給沒有「瘌痢」的兒子甚至女兒「栽種」「瘌痢」（把頭部弄破一點皮肉，然後把從瘌痢頭上刮下的粉屑塗在上面）……
讀者想一想，用文革的手段來對付貪污腐敗是不是和「栽瘌痢」的方式異曲同工？患有健忘症的人最容易干出類似的傻事——雇用大蛇來對付頭髮里的虱子！！！
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最大污點，也是整個人類文明史的污點。為了深刻反省我們的過去，也為了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中國人有一百個理由要牢牢記住這段不光彩的歷史，就象好不容易戒掉毒癮的吸毒者永遠要記住毒品的危害一樣。歐美大陸的國家並沒有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鬧劇，但不少文明國家仍然建立了「文革紀念館」，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整個人類歷史的深刻教訓，並從中汲取這些教訓，警醒自己不犯類似的錯誤。連沒有經歷過文革危害的外國人都建有文革紀念館，我們就更有理由要建立自己的文革紀念館，事實上我們早就應該建立這樣的紀念館了。文革紀念館會經常地敲響中國歷史的警鐘，使容易健忘的中國人記住這段沉痛的歷史。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這段歷史，如果忘記了這段歷史，我們就極有可能在未來的歲月換個面目來重演這段歷史！
我們真的不應該健忘！
三、可恨的老實人
去年的九月十五，一位姓李的同事專程邀我一道去兒子的班主任李老師家送禮。原因是我和他的兒子是同桌，開學時座位在第一排。昨天班上調整座位，他倆被調往最後一排的屋角。兩人的個子本來就比別的同學倭半個頭，在後排被前面的高個子擋住，上課時根本看不到黑板。李同事的兒子說：教師節那天（九月十日）全班所有同學家長都給班主任送了禮，就我倆沒送，所以班主任調整座位搞打擊報復。
我一聽這事就怒火中燒，這樣的老師根本就不具備教書育人的資格，怎配當班主任，學生在他手下會教出啥德性！別說送禮休想，我還和他沒完呢！李同事看見我發怒的神態，居然一臉的不以為然。
「你真是從真空中冒出來的，對人情世故一無所知。現在的老師都這樣，這算什麼？行為比李老師惡劣的還大有人在。占絕大多數的學生家長都對老師心存怨恨，可都敢怒不敢言，怕老師存心給孩子小鞋穿，影響孩子升學。就算這次講理時道理站在你的一邊，可最終吃虧的還是自己的孩子。」
「這樣的學還不如不上也罷，要去你去送，給這樣的老師送禮連門都沒有，不但不送，我還要去找李某算帳！」
李同事只好連夜拎著兩條「玉溪」和兩瓶「劍南春」上李老師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氣咻咻地來到李老師的辦公室，「請教」他因何把我的兒子調往最後排的座位。李老師的原因有二：
一、我兒子上課不好好聽講，愛講話，影響了同學們的學習，全班同學都對他有意見，強烈建議把他調往後排。
二、我兒子不尊敬老師，有一次上數學課時，我兒子居然回過頭來和後面的同學講話，被數學老師發現了，主課老師很不滿意。
我的回答如下：
一、如果是全班同學認為我兒子影響了他們的正常學習，一致要求把他調往後排，我沒說的；但是否如此不能聽你一面之辭。下一節是你的課，我們可以去班上搞一次民意測評，你先講五分鐘，我後講五分鐘，然後讓同學們無記名投票。如果真如你所說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認錯並賠禮道歉，如果不是你也應該有個說法。
二、就算我兒子有一次違犯了班上的紀律，但類似的情形是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果不是為何只把我的兒子調往後排，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如果你回答是我們可以把上面的測評再來一次。
三、我兒子是班上年紀最小個子最倭的學生，理當坐在最前排的座位上，退一步也應該坐在前三排。如果上面的理由都不成立，我到要請教因何把我兒子調往最後一排的屋角。
聽了我的話，李老師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他自操教棍以來還是第一次碰上這等不曉事又認死理的學生家長。結果讀書人竟然率先惱羞成怒起來。
「我幹嗎要你在我們班對學生講話！我幹嗎要搞民意測評？我是班主任，想怎樣決定就怎樣決定！我連排座位的權力都沒有，我還當啥班主任！你說有別的原因，那你說別的原因是什麼？」
「我是來和你講道理的，你這話就有點不講理了，是你先說調換座位是學生的集體意見，我才有民意測評一說。致於別的原因，你心裡應該比誰都清楚，不用我把話在這裡挑明。」
「總之座位我是調定了，不服你去上告！」
「話既然說到這一步，我也把我的觀點挑明了，我既然敢來找你，就不會怕你以勢壓人，這事我是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我這就去找學校的領導，如果他們不肯出面我就找媒體討說法；如果媒體不理睬，我還可以找教育局。我相信天下這麼大，總有我說理的地方，就算真箇沒有我說理的地方，我還有最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