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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歷史上哪能有那麼多如果！
中國要富強！中國要變革！歷史留給中國人的機會已經不多了。
10、士大夫的悲哀
（一）
中國的集權專制社會能夠維繫兩千一百年之久，科舉制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今天的中國人也許仍跪在達官貴人面前三拜九磕。在中世紀，通過競爭性考試選拔官吏的人事體制為中國所獨有，因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士大夫階層，即專門為做官而讀書考試的知識分子階層。
士大夫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產物。事實上，士大夫即知識分子，在儒家學派定於一尊之後的漫長年代裡，當然專指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有時也籠統稱之為"讀書人"，當然讀的是儒書。在專制社會的中國，他們以作官為唯一職業，所以更精密地說，士大夫即擔任政府官員的知識分子，包括現職官員，退休官員，和正在苦讀儒書，將來有可能性擔任官員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又不是一個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專指那些以做官為唯一目的知識分子。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很難區分開來，因為那時讀書人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當官，只有極少例外。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當官沒有必然聯繫，但只要有機會當官，很少有知識分子會放棄這個榮耀。因此中國知識分子與士大夫在血統上是一脈相承的，本文的主題"士大夫的悲哀"也可以說成"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這裡有必要提及一下中國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起源於隋王朝，到唐王朝才成為一種備受尊重的制度。最初目的是變革門第世家獨霸政府的不合理現象，通過公開競爭性考試向平民階層選拔新進官員，凡考試及格的知識分子，不問門第出身，一律委派官職。因此，科舉制度在早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它對提高整個統治階級的整體素質，擴大政府的統治基礎，促進社會公平方面有著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這個進步合理的制度，因為唐以後的政府給予了過高的重視，才日益變得不合理起來。宋王朝時，考試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視在今天的讀書人看來簡止不可思議。當進士及第的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市時，首都開封就好象瘋狂了一樣，萬人空巷。到了明王朝，科舉成為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非進士出身的人無論貢獻多大，都不能擔任宰相或部長級高級官員。不通過科舉考試知識分子就沒有任何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的學校不過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科舉考試的重視程度步入了一種畸形狀態，成為社會停滯不前的罪魁禍首。
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一千三百年（只十三世紀蒙古帝國時中斷數十年），直到二十世紀初葉才被廢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成為儒家學派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標。科舉制度的主要功能，是使政權向下稍微作一隙的開放，使擁有相當資產的平民有機會藉此一隙狹縫，爬到政權高峰；但也使帝王用它來控制知識分子。這些被長久控制的知識分子，在帝王和平民之間形成一個新的統治貴族，使本來應該和平民結合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變為維護專制體制的力量。儘管科舉制度對中華文明有利有弊，但從總體上來看弊大於利。中國國力的衰弱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在發明科舉制度以前，中國一直很強大，中國人以飽滿旺盛的精力，生龍活虎一樣使山河動搖，從未被外來的野蠻民族征服過，相反還不斷打敗北方那些強大的遊牧民族，把他們的領土併入中國版圖，把他們的人民強制性地融入漢族這個大家庭。被中國擊敗在北方無法立足因而被迫西遷的北匈奴汗國，居然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巨大壓力，引起多米諾骨牌式的民族大遷徙，強大無比的西羅馬帝國在它的手中連吃敗仗並進而支離破碎，可見中國當時強大到何種地步。自從有了科舉制度，中國的國力日益衰弱，在對外戰爭中連吃敗仗，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地
位，且先後兩次整個國家被蠻族征服，全體國民淪為亡國奴。這就是科舉制度惹的禍。
科舉考試和十九世紀後期西方文明國家興起的公務員考試不同。一是考試的內容不同：科舉考試的內容相當狹窄，只考儒家學派的九本儒書，考生答題不能有自己的觀點，而是代"聖賢"立言。公務員考試的內容相當廣泛，不但考核與辦理公務有關的專門知識，而且還考核自然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等通才知識，公正地評判一個人的綜合素質。考生答題要有自己的觀點，尤其重視考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二是考試的目的不同：科舉考試的目的是做官；公務員考試是為國家選拔辦理公務的合格人才。在"官本位"的中國，官僚是人上之人，擁有很多特權；公務員則是普通國民，沒有任何特權。
西方的知識分子因為掌握了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緣故，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導力量，因此他們是所在國家的先進階級，是社會的進步勢力。中國專制社會的知識分子所學的知識則與自然社會科學無緣，他們的知識面極為狹窄，所受的全部教育和所學的全部知識僅限於儒家學派呆板僵硬的教條，教材不是"四書"就是"五經"，課程則主要教授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應付科舉考試。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充其量只是儒家學派的修士或傳教士，不是國家的先進階級和社會的進步力量。相反，因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保守崇古，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變革，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也就不自覺地扮演了阻礙社會前進的角色。至於知識分子中的士大夫，因為沾染了中國官場特有的腐敗氣息，就更不可能成為進步力量了。在封建社會前期，儒家思想裡面還有部分合理內核，那時的知識分子因為識字較多見識較廣的緣故（普通百姓則目不識丁足不遠行），還可勉強躋身於社會前列。到了宋王朝，儒家思想已開始僵化，儒家學派中最為機械保守的宗派--理學道學成為帝王欽定的中國社會正統思想，本來就少得可憐的一點理性火花不再閃現，儒家思想也因此變得更加保守刻板更加不合時宜，儒家學派的知識分子也因此由社會的進步力量變為阻礙社會前進的力量。尤其是到了明清時期，文字獄和八股文的出現，儒家思想蛻盡了人情味的外衣，只剩下死硬刻板的教條。知識分子殘存的一點靈性也被無情扼殺，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成為社會最為可悲可哀的階層和社會前進的絆腳石。自辛亥革命以後，知識分子終於從"四書""五經"中解脫出來，但儒家思想並沒有隨之退出歷史舞台，它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在一定時期內將長期存在，對知識分子的靈魂產生潛移默化的毒害。今天的知識分子雖然不象明清時期的讀書人一樣皓首窮經，作繭自縛，以做官為第一要務，但他們的脈管內仍流著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血液，個性品格、人生品味和價值取向受士大夫的影響很深，如果拿官帽子在他們眼前晃幾下，不為之心動的沒有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