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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維克托打來了電話。他告訴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細閱讀了所有的報告。
“這是真的，維克托？”希思問道，口氣里流露出一種驚奇、高興的神情。維克托告訴他這些完全是事實，於是便加速了他開始保護權力的鬥爭。
當然並不是所有對情報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維克托請我到聖詹姆斯廣場去喝酒。
“我想你應當見見一位商人，”他對我說，“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企業家。”
那時我正和維克托討論著退休問題。一九七二年我終於明白了一九五五年軍情五處有關我的退休金的保證是一張空頭支票。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棄了向海軍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權力。當時卡明曾一口答應給我附加補貼或者用其他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在烏煙瘴氣的新軍情五處，一位紳士的承諾已經變為歷史了。按照規定，我沒有退休金，而在我後面參加情報部門的科學家（總共約五十名）卻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這都是由於我與這種不公平作了堅決的鬥爭而得來的。
沒有退休金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在軍情五處最後的幾年裡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對我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它仍是彌補我那被野蠻手段剝奪去的退休金的一種穩妥的方法。最初維克托和我討論了讓我參加N．M．羅思柴爾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漢利卻對這一建議很不高興。所以當維克托聽到這位商人在尋找一位保安人員的消息以後，就建議我去會見他。
我一見到這位商人就感到厭惡。我很清楚他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邊喝酒一邊漫無邊際地大談特談，說他要找一位“了解內情”的人來向他提建議和指導，但他卻對自己的意圖含糊其辭，也沒有提及報酬一事。最後，他建議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倫敦的一家飯店裡共進午餐，以便仔細討論他的建議。
他的同事是一夥烏合之眾，他們都已經退休。這些人原先都是各種情報部門和安全組織的工作人員，他們也曾風流一時，但現在卻早已夕陽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們以間諜自詡，激動地會聚一堂，並不在乎他們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實。
這次，我未來的僱主卻直接把話給我挑明了。
“我們代表我們這一幫憂國憂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說。
他有點像失眠的安格爾頓，他說他們所感興趣的是怎樣阻止工黨再度執政。
“一旦工黨上台，我們就會失去我們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說。
其它的人也點點頭。
“你們認為我能幫什麼忙呢？”我問道。
“情報，”他說，“我們需要情報，而且我相信你擁有這些情報。”
“你們究竟要哪些情報？”我問。
“一切有關威爾遜的情報都有用。有許多人會出大價錢。”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員……”我說。
他傲慢地擺擺手。
“儘早退休。我們將為你安排……”
我跟他們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卻沒泄露半點風聲。第二天我去找漢利向他匯報這些情況，我建議讓我作為代理人繼續監視那伙人的活動，但漢利認為小心謹慎是上策。
“別理他們，彼得，”他說，“那是個骯髒的遊戲，你別卷進去。”
漢利對我們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關威爾遜和工黨的資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積極建議他讀讀這些資料。我告訴他，大選即將開始，這些資料也許有用。
“這些資料同‘流暢’報告一樣，”他看完後說，“到處都是煙，卻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為了謹慎起見再對資料研究一番，特別是安格爾頓正在用威爾遜的問題同我們糾纏。我告訴漢利出於政治的考慮，我們應當做點什麼事來裝點樣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發展到了它們的政治頂峰。少數工黨政府的人當選，而軍情五處正掌握著重要情報，一旦泄露，後果則不堪設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調查的消息至少會導致首相的辭職，軍情五處的一些官員並沒忘記這一點。
一天下午，我的辦公室里來了兩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員。我合上正在閱讀的檔案，問他們有什麼事。
“我們知道你正重新調查威爾遜案件。”年長的一位說。
“你知道我不能談這事。”我告訴他。
我覺得這樣回答有點失禮，但我不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受人圍攻。
“威爾遜是一大威脅，”一個年輕官員說，“讓大家知道真相的時候到了。”
這種偏激的話語，我聽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軍情五處內部曾出現過一些普遍的情緒，那時曾有人作過努力試圖對威爾遜設置障礙。我們的長期外圍人員、《每日鏡報》的巨頭塞西爾#183;金曾明確表示，軍情五處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將立即發表。這就是所謂的塞西爾
#183;金“政變”。塞西爾深信，只要一刊登這類消息，工黨就會垮台，而接替工黨的則是以蒙巴頓勳爵為首的聯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對弗
“這是真的，維克托？”希思問道，口氣里流露出一種驚奇、高興的神情。維克托告訴他這些完全是事實，於是便加速了他開始保護權力的鬥爭。
當然並不是所有對情報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維克托請我到聖詹姆斯廣場去喝酒。
“我想你應當見見一位商人，”他對我說，“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企業家。”
那時我正和維克托討論著退休問題。一九七二年我終於明白了一九五五年軍情五處有關我的退休金的保證是一張空頭支票。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棄了向海軍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權力。當時卡明曾一口答應給我附加補貼或者用其他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在烏煙瘴氣的新軍情五處，一位紳士的承諾已經變為歷史了。按照規定，我沒有退休金，而在我後面參加情報部門的科學家（總共約五十名）卻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這都是由於我與這種不公平作了堅決的鬥爭而得來的。
沒有退休金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在軍情五處最後的幾年裡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對我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但它仍是彌補我那被野蠻手段剝奪去的退休金的一種穩妥的方法。最初維克托和我討論了讓我參加N．M．羅思柴爾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漢利卻對這一建議很不高興。所以當維克托聽到這位商人在尋找一位保安人員的消息以後，就建議我去會見他。
我一見到這位商人就感到厭惡。我很清楚他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邊喝酒一邊漫無邊際地大談特談，說他要找一位“了解內情”的人來向他提建議和指導，但他卻對自己的意圖含糊其辭，也沒有提及報酬一事。最後，他建議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倫敦的一家飯店裡共進午餐，以便仔細討論他的建議。
他的同事是一夥烏合之眾，他們都已經退休。這些人原先都是各種情報部門和安全組織的工作人員，他們也曾風流一時，但現在卻早已夕陽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們以間諜自詡，激動地會聚一堂，並不在乎他們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實。
這次，我未來的僱主卻直接把話給我挑明了。
“我們代表我們這一幫憂國憂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說。
他有點像失眠的安格爾頓，他說他們所感興趣的是怎樣阻止工黨再度執政。
“一旦工黨上台，我們就會失去我們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說。
其它的人也點點頭。
“你們認為我能幫什麼忙呢？”我問道。
“情報，”他說，“我們需要情報，而且我相信你擁有這些情報。”
“你們究竟要哪些情報？”我問。
“一切有關威爾遜的情報都有用。有許多人會出大價錢。”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員……”我說。
他傲慢地擺擺手。
“儘早退休。我們將為你安排……”
我跟他們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卻沒泄露半點風聲。第二天我去找漢利向他匯報這些情況，我建議讓我作為代理人繼續監視那伙人的活動，但漢利認為小心謹慎是上策。
“別理他們，彼得，”他說，“那是個骯髒的遊戲，你別卷進去。”
漢利對我們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關威爾遜和工黨的資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積極建議他讀讀這些資料。我告訴他，大選即將開始，這些資料也許有用。
“這些資料同‘流暢’報告一樣，”他看完後說，“到處都是煙，卻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為了謹慎起見再對資料研究一番，特別是安格爾頓正在用威爾遜的問題同我們糾纏。我告訴漢利出於政治的考慮，我們應當做點什麼事來裝點樣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發展到了它們的政治頂峰。少數工黨政府的人當選，而軍情五處正掌握著重要情報，一旦泄露，後果則不堪設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調查的消息至少會導致首相的辭職，軍情五處的一些官員並沒忘記這一點。
一天下午，我的辦公室里來了兩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員。我合上正在閱讀的檔案，問他們有什麼事。
“我們知道你正重新調查威爾遜案件。”年長的一位說。
“你知道我不能談這事。”我告訴他。
我覺得這樣回答有點失禮，但我不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受人圍攻。
“威爾遜是一大威脅，”一個年輕官員說，“讓大家知道真相的時候到了。”
這種偏激的話語，我聽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軍情五處內部曾出現過一些普遍的情緒，那時曾有人作過努力試圖對威爾遜設置障礙。我們的長期外圍人員、《每日鏡報》的巨頭塞西爾#183;金曾明確表示，軍情五處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將立即發表。這就是所謂的塞西爾
#183;金“政變”。塞西爾深信，只要一刊登這類消息，工黨就會垮台，而接替工黨的則是以蒙巴頓勳爵為首的聯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對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