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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盤交給了英文記者江亞平，江是新華社駐開羅文字記者，自稱有兩年開車經驗，老朱關照他先把速度搖起來，再上快車道。當時老朱誤以為所有年輕人都擁有和我一樣的車技，其實戰後我到開羅供職才發現，當時全分社14輛車僅有6人有駕照，而有駕照者開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這是因為在國外的中國人惟一有危險的營生就是開車，所以分社領導不開放學車的“車禁”，以免出了事承擔責任。在我開闢大吉普天馬行空以前，從沒有人敢單人駕車開過長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會大到可以殺頭的罪名——“違制”。
前方視野很好，自動換檔的大奔馳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電子音響發出動聽的鳴叫聲，我雙目微合，儘量保存體力以待惡戰。就在這眨眼之際，只聽一聲“咩”，幾團黑乎乎的東西就越過奔馳的風擋，從我們頭頂呼嘯過去。車身猛然一抖，安全帶勒得我心臟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來傲視群車的奔馳，前臉五官全挪了位，僅剩左前角還殘留一隻轉向燈。冷卻系統徹底撞壞，擠在引擎中。車身上滿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開外，兩隻死羊倒臥路中，幾隻傷羊正落荒而逃，氣得老朱大罵開羅派來個廢物。
老朱老跟我說，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氣溫可達八十多度。我說這不可能，並要與他打賭。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無際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氣騰騰，金光萬丈，仿佛有10萬個太陽從360個角度圍著我轉，弄不清哪邊是地，哪邊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條曬乾了的死帶魚，泛著死光。剛才開著空調不覺熱，可現在一切全來了。
烈日下無處躲無處藏，眼看著奔馳—260內的液晶溫度計已經跳到了60℃，可還在穩步上升。連截了幾輛小車，都說拖不動這個大個兒的奔馳。昨天我還為我們車有六個缸得意，今天卻恨它為什麼不是輛“飛鴿”，騎上就可以走。
終於來了一輛大拖車，我穿上攝影背心，模仿標準的交通警察姿勢，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輕微向左揮動。這輛大車還居然停下了。老朱誇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來了勁：“是魅力。”
拖車司機一聽我們是中國人，很願意幫忙。但翻遍全車僅找到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好歹算把我們的奔馳—260與他的龐然大物連在了一起。
汽笛一聲長鳴，我們總算顫顫巍巍上了路。可由於繩子太短，前面大車尾燈一亮，我們就得手忙腳亂踩剎車，生怕給已經無顏見人的前臉再錦上添花。就這樣，還是險象環生，三拖兩拽丈把長的繩子上又打了兩個結。
車速只敢維持在60公里上下，車內的空氣總算又流通了。可撲面而來的全是熱風，液晶溫度計降到55℃就停滯不前了，體內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壯的汗毛有如乾柴根根直立。這種感覺不知算蒸還是算烤。似睡非睡，從曼蘇爾到巴格達兩小時的路程卻足足花了五個半小時，我們幾乎也全似涅槃了的烏鴉，肉體乾癟，只剩下一絲遊魂。等見到巴格達鄭大使，我只剩下說“水”的勁。
31 海灣戰爭中的北大人
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民主科學，樂於助人。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孩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里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刨始人，由於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楔人敵後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競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60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學生宿舍，我沖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捲。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第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無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他還不忘按下快門，終於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茲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轉世。
前方視野很好，自動換檔的大奔馳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電子音響發出動聽的鳴叫聲，我雙目微合，儘量保存體力以待惡戰。就在這眨眼之際，只聽一聲“咩”，幾團黑乎乎的東西就越過奔馳的風擋，從我們頭頂呼嘯過去。車身猛然一抖，安全帶勒得我心臟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來傲視群車的奔馳，前臉五官全挪了位，僅剩左前角還殘留一隻轉向燈。冷卻系統徹底撞壞，擠在引擎中。車身上滿是腥膻的羊血和碎肉。百米開外，兩隻死羊倒臥路中，幾隻傷羊正落荒而逃，氣得老朱大罵開羅派來個廢物。
老朱老跟我說，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氣溫可達八十多度。我說這不可能，並要與他打賭。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無際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氣騰騰，金光萬丈，仿佛有10萬個太陽從360個角度圍著我轉，弄不清哪邊是地，哪邊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條曬乾了的死帶魚，泛著死光。剛才開著空調不覺熱，可現在一切全來了。
烈日下無處躲無處藏，眼看著奔馳—260內的液晶溫度計已經跳到了60℃，可還在穩步上升。連截了幾輛小車，都說拖不動這個大個兒的奔馳。昨天我還為我們車有六個缸得意，今天卻恨它為什麼不是輛“飛鴿”，騎上就可以走。
終於來了一輛大拖車，我穿上攝影背心，模仿標準的交通警察姿勢，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輕微向左揮動。這輛大車還居然停下了。老朱誇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來了勁：“是魅力。”
拖車司機一聽我們是中國人，很願意幫忙。但翻遍全車僅找到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好歹算把我們的奔馳—260與他的龐然大物連在了一起。
汽笛一聲長鳴，我們總算顫顫巍巍上了路。可由於繩子太短，前面大車尾燈一亮，我們就得手忙腳亂踩剎車，生怕給已經無顏見人的前臉再錦上添花。就這樣，還是險象環生，三拖兩拽丈把長的繩子上又打了兩個結。
車速只敢維持在60公里上下，車內的空氣總算又流通了。可撲面而來的全是熱風，液晶溫度計降到55℃就停滯不前了，體內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壯的汗毛有如乾柴根根直立。這種感覺不知算蒸還是算烤。似睡非睡，從曼蘇爾到巴格達兩小時的路程卻足足花了五個半小時，我們幾乎也全似涅槃了的烏鴉，肉體乾癟，只剩下一絲遊魂。等見到巴格達鄭大使，我只剩下說“水”的勁。
31 海灣戰爭中的北大人
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里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民主科學，樂於助人。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孩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里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刨始人，由於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楔人敵後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競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60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學生宿舍，我沖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捲。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伙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背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第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無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他還不忘按下快門，終於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茲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