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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山德希望戰後的雅典由一個狹隘的寡頭政權統治，其統治者全部是他的親信，或許是一個十人委員會，得到斯巴達駐軍的支持，就像他之前在雅典海外帝國安排的那樣。那麼，塞拉門尼斯究竟以何種論據說服他，讓他給雅典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呢？事實上，呂山德的成功和許多城市授予他的超乎尋常的榮譽已經讓斯巴達國王們和其他顯貴對他產生了擔憂和嫉妒。“各城邦為他建造祭壇，向他獻祭，仿佛他是神祇。他是第一個得到這種榮譽的希臘人。”（Plutarch，Lysander 18.3）例如，復辟的薩摩斯寡頭派將他們主要節日的名字從赫賴亞節改成了呂山德節。斯巴達的兩位國王很快都將對呂山德的野心表達出敵意，並取消他強加於雅典人的政權。這樣的敵意肯定早就存在了，所以塞拉門尼斯可以指出，在雅典建立一個由呂山德控制的狹隘寡頭政權，會讓兩位國王和他的其他政敵聯合起來反對他的計劃。而且這樣的政權會讓大多數雅典人心懷敵意（因為他們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習慣了民主制），或許還會促使他們發起令呂山德窘迫的反抗。塞拉門尼斯或許還指出，建立一個更廣泛、更溫和的政權會更穩定、更安全。
塞拉門尼斯還有另外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也就是他向雅典人提及的“價值極大的東西”。呂山德的力量如此強大，一個關鍵的支持因素是他與波斯王子小居魯士的親密關係。他在財政、軍事和政治上都依賴小居魯士的支持。正是小居魯士的幫助使勝利成為可能，並將呂山德提升到這麼高的位置，但如今小居魯士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回到蘇薩後，發現父親大流士二世已經在彌留之際。大流士二世駕崩後，小居魯士的哥哥登基為王，史稱阿爾塔薛西斯二世，對小居魯士很不友好。新國王至少會終結小居魯士在西方的指揮權，於是他就沒有力量幫助呂山德了。如此一來，力量平衡就會發生變化，新國王可能恢復舊政策，即阻止希臘出現任何單一的超級大國，所以他可能會支持雅典、反對斯巴達。他的支持或許不能扭轉戰爭結局，但能夠讓雅典在城牆之後堅守，直到獲得更有利的和平條件，而且還會鼓勵呂山德的斯巴達政敵給他穿小鞋。塞拉門尼斯可以指出，更符合呂山德利益的做法是，搶在大流士二世去世和這消息傳到希臘之前，與雅典締結條件合理的和平，在雅典培植一個友好的政權。
上述的推測可以解釋塞拉門尼斯為什麼能夠在3月初返回雅典，並告訴大家，呂山德打算支持對雅典人來說可以接受的和平條件，並且雅典人推選塞拉門尼斯為去斯巴達和談的代表團領導人。呂山德也向斯巴達監察官發去信件，報告了他與塞拉門尼斯的會談。他的正式報告稱，他給雅典人的回覆和阿基斯二世之前的回覆一樣，即只有監察官和斯巴達公民能夠決定此事。他一定在私下裡通知監察官們，他已經改變了主意。呂山德的新想法（與雅典寬大議和）順利通過，沒有受到國王或監察官的反對，他們似乎爭先恐後地尋找合適的措辭來描述自己的高尚動機。他們向雅典人提出的和平條件是：長牆和比雷埃夫斯城牆必須拆除；呂山德將決定雅典可以保留多少船隻（當然是很少的）；雅典人必須放棄他們控制的所有城市，但可以保留阿提卡土地；他們必須允許所有流亡者回國（其中大多是親斯巴達的寡頭派）；雅典人需接受古老的政體（這究竟指的是什麼，並不清楚，很快將成為激烈爭論的主題）；雅典人必須與斯巴達人保持攻守一致，不管後者去哪裡，都必須跟隨（這等於將雅典外交政策置於斯巴達控制之下）。
這些條件看起來似乎嚴苛，但與雅典人害怕的前景（雅典必須無條件投降，雅典城被摧毀，人民被屠殺或奴役）相比，已經溫和了許多。塞拉門尼斯報告了斯巴達人提出的條件之後，他的一些同胞無疑表示反對。主要的反對者是那些堅定不移的民主派，如克里奧豐，他們知道投降意味著民主制的滅亡，滿腹怨恨的寡頭派流亡者會殺回來，民主派領導人將性命難保。這些民主派的影響力非常大，以至於主張議和的人相信必須除掉這些人。塞拉門尼斯返回雅典後，發現克里奧豐已經受審並被處死了。即便如此，有影響力的雅典人仍然向塞拉門尼斯抱怨。主張議和的人現在已經占了大多數，向主要的反對派提起訴訟，並將他們監禁起來。塞拉門尼斯返回的第二天，雅典人開會商議斯巴達的建議，儘管有些雅典人一直到最後都反對，但絕大多數人還是決定接受和平。
在前404年3月的這一天，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大戰終於結束，歷時二十七年多一點。這個月晚些時候，呂山德抵達雅典，執行了和約。與他一起抵達的雅典流亡者希望這將是雅典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斯巴達的盟友身披花環、載歌載舞。“他們熱情洋溢，在吹笛女郎的樂聲中開始拆毀城牆，認為這一天將是希臘人自由的開始。”（Xenophon，Hellenica 2.2.3）
前431年，阿希達穆斯二世曾預測，斯巴達人會將這場戰爭傳給他們的兒子。這個預言成了現實，不過他假如知道戰爭結束的方式（斯巴達人贏得了一場偉大的海戰勝利，與“蠻族”結盟，而他們曾在前479年無比自豪地打敗這些“蠻族”），一定會震驚不已。伯里克利對戰爭進程的預測早就喪失了公信力。事實上，沒有人預見到，這場戰爭會如此漫長、殘酷且代價高昂，損失了這麼多生命、財產，摧毀了希臘人的古老傳統和制度。如修昔底德所說，戰爭是一個兇殘的教師，希臘歷史上沒有一場戰爭如此殘暴。文明讓人類體面地生活，實現其偉大的潛能。但文明與野蠻之間只隔了薄薄一層紙，它多次被撕裂，將參戰者投入殘酷與惡毒的深淵，只有最兇惡、最不開化的人才能做出這樣的惡行。勝利者自我鼓吹的目的，即解放希臘人，甚至在戰爭結束前就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此後的和平也沒有維持多久。這場戰爭，正如修昔底德所說，是“震撼了希臘人的最宏大的動盪，還影響到了一些蠻族，或者我們可以說，影響了人類的很大一部分”（1.1.2）。它是希臘歷史上最宏大的一場戰爭，也是最可怕的一場悲劇。
塞拉門尼斯還有另外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也就是他向雅典人提及的“價值極大的東西”。呂山德的力量如此強大，一個關鍵的支持因素是他與波斯王子小居魯士的親密關係。他在財政、軍事和政治上都依賴小居魯士的支持。正是小居魯士的幫助使勝利成為可能，並將呂山德提升到這麼高的位置，但如今小居魯士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回到蘇薩後，發現父親大流士二世已經在彌留之際。大流士二世駕崩後，小居魯士的哥哥登基為王，史稱阿爾塔薛西斯二世，對小居魯士很不友好。新國王至少會終結小居魯士在西方的指揮權，於是他就沒有力量幫助呂山德了。如此一來，力量平衡就會發生變化，新國王可能恢復舊政策，即阻止希臘出現任何單一的超級大國，所以他可能會支持雅典、反對斯巴達。他的支持或許不能扭轉戰爭結局，但能夠讓雅典在城牆之後堅守，直到獲得更有利的和平條件，而且還會鼓勵呂山德的斯巴達政敵給他穿小鞋。塞拉門尼斯可以指出，更符合呂山德利益的做法是，搶在大流士二世去世和這消息傳到希臘之前，與雅典締結條件合理的和平，在雅典培植一個友好的政權。
上述的推測可以解釋塞拉門尼斯為什麼能夠在3月初返回雅典，並告訴大家，呂山德打算支持對雅典人來說可以接受的和平條件，並且雅典人推選塞拉門尼斯為去斯巴達和談的代表團領導人。呂山德也向斯巴達監察官發去信件，報告了他與塞拉門尼斯的會談。他的正式報告稱，他給雅典人的回覆和阿基斯二世之前的回覆一樣，即只有監察官和斯巴達公民能夠決定此事。他一定在私下裡通知監察官們，他已經改變了主意。呂山德的新想法（與雅典寬大議和）順利通過，沒有受到國王或監察官的反對，他們似乎爭先恐後地尋找合適的措辭來描述自己的高尚動機。他們向雅典人提出的和平條件是：長牆和比雷埃夫斯城牆必須拆除；呂山德將決定雅典可以保留多少船隻（當然是很少的）；雅典人必須放棄他們控制的所有城市，但可以保留阿提卡土地；他們必須允許所有流亡者回國（其中大多是親斯巴達的寡頭派）；雅典人需接受古老的政體（這究竟指的是什麼，並不清楚，很快將成為激烈爭論的主題）；雅典人必須與斯巴達人保持攻守一致，不管後者去哪裡，都必須跟隨（這等於將雅典外交政策置於斯巴達控制之下）。
這些條件看起來似乎嚴苛，但與雅典人害怕的前景（雅典必須無條件投降，雅典城被摧毀，人民被屠殺或奴役）相比，已經溫和了許多。塞拉門尼斯報告了斯巴達人提出的條件之後，他的一些同胞無疑表示反對。主要的反對者是那些堅定不移的民主派，如克里奧豐，他們知道投降意味著民主制的滅亡，滿腹怨恨的寡頭派流亡者會殺回來，民主派領導人將性命難保。這些民主派的影響力非常大，以至於主張議和的人相信必須除掉這些人。塞拉門尼斯返回雅典後，發現克里奧豐已經受審並被處死了。即便如此，有影響力的雅典人仍然向塞拉門尼斯抱怨。主張議和的人現在已經占了大多數，向主要的反對派提起訴訟，並將他們監禁起來。塞拉門尼斯返回的第二天，雅典人開會商議斯巴達的建議，儘管有些雅典人一直到最後都反對，但絕大多數人還是決定接受和平。
在前404年3月的這一天，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大戰終於結束，歷時二十七年多一點。這個月晚些時候，呂山德抵達雅典，執行了和約。與他一起抵達的雅典流亡者希望這將是雅典一個新時代的開端。斯巴達的盟友身披花環、載歌載舞。“他們熱情洋溢，在吹笛女郎的樂聲中開始拆毀城牆，認為這一天將是希臘人自由的開始。”（Xenophon，Hellenica 2.2.3）
前431年，阿希達穆斯二世曾預測，斯巴達人會將這場戰爭傳給他們的兒子。這個預言成了現實，不過他假如知道戰爭結束的方式（斯巴達人贏得了一場偉大的海戰勝利，與“蠻族”結盟，而他們曾在前479年無比自豪地打敗這些“蠻族”），一定會震驚不已。伯里克利對戰爭進程的預測早就喪失了公信力。事實上，沒有人預見到，這場戰爭會如此漫長、殘酷且代價高昂，損失了這麼多生命、財產，摧毀了希臘人的古老傳統和制度。如修昔底德所說，戰爭是一個兇殘的教師，希臘歷史上沒有一場戰爭如此殘暴。文明讓人類體面地生活，實現其偉大的潛能。但文明與野蠻之間只隔了薄薄一層紙，它多次被撕裂，將參戰者投入殘酷與惡毒的深淵，只有最兇惡、最不開化的人才能做出這樣的惡行。勝利者自我鼓吹的目的，即解放希臘人，甚至在戰爭結束前就成了一個莫大的諷刺。此後的和平也沒有維持多久。這場戰爭，正如修昔底德所說，是“震撼了希臘人的最宏大的動盪，還影響到了一些蠻族，或者我們可以說，影響了人類的很大一部分”（1.1.2）。它是希臘歷史上最宏大的一場戰爭，也是最可怕的一場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