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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只是中國的一名匆匆過客，在中國沒住多久，但已經把局勢看得很清楚了：“戰爭之後，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專橫、不容他人、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
我們前一章提到的石牌保衛戰，老蔣雖然對外宣稱是“中國的史達林格勒戰役”，頗有誓與國家共存亡、君王死社稷的慷慨決絕。但實際上老蔣嚇尿了，他以為日寇即將攻破三峽、殺入重慶，他緊張到當著美國人的面，對匯報軍情人員發脾氣的程度。
史迪威在日記中是如此記述的：“在宜昌事件（即日軍進攻石牌）中一片驚慌，他極為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而讓史迪威最無語且憤怒的是，遠征軍第二次入緬作戰這麼重大的事情，常凱申沒有跟任何軍政部要員商量。史迪威找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討論作戰計劃，何應欽表示一無所知，氣得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顯然，如果何（應欽）不知道，軍政部里是沒人知道了。那麼，花生米同誰協商呢？同廚師，也許，或者是他的夥伴，上帝！這高於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指老蔣）將決定幾個國家的命運……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飢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他以為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
常凱申是很難被人說服的，他在沒有任何證據時輕易下結論，且不可更改。他在面對好消息和壞消息的同時，必然堅信好消息，即便所有線索都證明壞消息才是真實的，他依舊相信好消息。
對於這一點，史迪威同樣深有感觸。
在遠征軍作戰問題上，常凱申的很多做法讓史迪威匪夷所思，他只能請求宋靄齡和宋美齡去幫忙勸說：“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牆派。他除了樹立個人聲譽之外，沒有什麼權力，他的家人更了解這一點……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覆無常和怪誕。梅（宋美齡）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他得出結論時不太考慮證據……她們（負責勸說的宋氏姐妹）已近乎精神崩潰，不能入睡。梅（宋美齡）說昨天夜裡她祈求了他。梅對我說，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埃拉（宋靄齡）說，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樣子。”
所以周赫煊的任何建議，在老蔣那裡都是無效的。
連宋美齡和宋靄齡都無法說服，更何況周赫煊了。別看在小事上，老蔣處處順著宋美齡，遇到大事他半點都不會讓步。
史迪威第N次離開重慶之前，特地來了周公館一趟。他在周赫煊面前大吐苦水，抱怨一通道，“周，我已經快被你們的領袖逼瘋了。他的所有軍事命令，都不跟中國軍政部商量，而是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討論。上帝啊，難道他的辦公室助理們，會比軍政部的將軍、參謀更了解戰爭？真是荒唐透頂，美國和英國的命運，居然就可能掌握在這個傻瓜手裡！”
周赫煊笑呵呵說：“那不是他的辦公室，而是侍從室，我們的蔣先生很復古的。在中國古代，如果皇帝不信任自己的將軍和大臣，那麼就會另設私人機構，比如清王朝的軍機處。”
“見鬼的侍從室，我和中國的將軍還不如花生米的侍從！”史迪威瘋狂吶喊發泄著。
周赫煊說：“這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手段之一，君主策劃於密室，其他官員照章辦理即可。”
史迪威道：“可花生米身邊的侍從，只會溜須拍馬、隱瞞實情。你很難想像，花生米對於緬甸戰場的一系列指揮，都是在對前線沒有任何了解的情況下做出的！他是在謀殺士兵的生命！整個重慶，我估計是唯一會對花生米說真話的人，我說出的很多真話都讓他震驚，因為他從來沒有聽說過。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得罪那些隱瞞真相的人，他們在花生米麵前說我壞話，還造謠說我陰謀奪取軍權，說我想當中國的太上皇。真是可笑，我一個在中國毫無根基的美國人，怎麼可能奪取軍權，怎麼可能當中國太上皇？中國人民又不是傻瓜！”
“你不是那個唯一說真話的人。”周赫煊苦笑，“幾個月前，我也在蔣先生面前說了真話，所以到現在我都無法邁出家門。我家的大門口，每天24小時有士兵看守。”
史迪威聳肩攤手：“我這次來找你，就因為你是國際問題專家，是中國的大學者。我想請你去勸說花生米，但看來是想錯了，這個世界上沒人可以說服他。”
第一千零四十六章 重獲自由
史迪威的日記，要配合常凱申的日記來看才有意思。
當史迪威在日記里大罵老蔣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時，同一天，老蔣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此人（史迪威）之無常識、無人格，實難令人想像。”
史迪威在日記里罵老蔣不跟軍政部商量軍情，只在密室里做決策。老蔣則在日記里，罵史迪威隱瞞英美部隊數據，想讓中國士兵去當炮灰（當時史迪威拒不提供美國海軍兵力文件，只說會派遣適當之兵力）。
史迪威在日記里罵老蔣破壞盟國關係，老蔣則在日記里罵史迪威“誤事不淺”，是破壞中美關係的“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