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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陳光甫受命回國，把冀朝鼎當做私人秘書帶回來，並帶他去面見孔祥熙。這一敘舊才知道，原來冀朝鼎的父親曾是孔祥熙的老師，孔祥熙立即把這個同鄉小兄弟接到家中居住，並一路高升在財政部擔任要職，成為國民政府最重要、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家。
冀朝鼎全程參與了40年代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直到新中國成立，大家才發現他是個老黨員——1927年就秘密加入共黨了。
包括孔祥熙、陳光甫在內的國黨官員們集體懵逼，這人可是美國經濟博士，美國財政部力薦的人才，怎麼突然變成共黨了呢？
於是國黨大佬們開始甩鍋，陳立夫甚至在回憶錄里，指責冀朝鼎專門給孔祥熙、宋子文出壞主意，戰後中國經濟崩潰，全是冀朝鼎按照共黨指示搞出來的。
事實上，冀朝鼎哪有那麼大能耐？他只是向共黨提供國民政府的金融和財政狀況的真實核心數據而已，包括發行金圓券、銀圓券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執行孔宋等人的命令。就算真有出餿主意，那也是正中孔祥熙、宋子文的心思，真正的決策權依舊在孔宋手中。
周赫煊把科學養雞資料交給褚南湘，沒幾天就有共黨重要人士上門拜訪——南方局負責人之一董老。
這是迄今為止，周赫煊接觸到的共黨最高職務者，兩人相談甚歡，還互贈墨寶以作留念。
就在此時，香港《大公報》分社傳來驚天消息……
第九百二十六章 漢奸與英雄
香港《大公報》傳回來的消息，正是歷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當初跟隨汪兆銘一起叛國的漢奸不少，其中就有陶希聖和高宗武。
陶希聖我們前文提到過，還串聯一幫“主和派”文人，跟周佛海等人一起撰文抹黑周赫煊。
而高宗武就更不得了，他是汪兆銘投敵事件當中，除了陳璧君之外出力最多的混蛋。汪兆銘本來都沒跟日本人接觸，就是這個高宗武從中牽線搭橋，而且是高宗武主動找上門聯絡日本人的。
汪兆銘在投敵之初，通電揭露常凱申表面抗戰、暗中媾和，其實說的就是高宗武做出的一堆爛事。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常凱申派高宗武去香港搞情報工作。
高宗武本事真大，擅自聯絡到近衛文磨的私人駐華代表松本重治，以及日本參謀本部特高課課長影佐禎昭。他將影佐禎昭的親筆信交給常凱申，又把常凱申的“和談條件”帶去回復日本人。
但常凱申是否答應和談一直存疑，就連跟高宗武接觸的日本人西義顯都不相信，認為那些和談條件不像是常凱申親口所說，更像高宗武模仿老蔣語氣而自己做出的回應。
這一次“和談”雖然失敗，但很快迎來新的轉機：日本內閣改組，不主張擴大事態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常凱申把高宗武從香港招回來，讓他負責傳話：“中央軍尚有百萬軍火，即不再輸入尚足兩年之用，即使日本攻下武漢，國府內部亦絕不會起變化。”這說明老蔣也想進行和談，但他的意圖是逼迫日本主動求和，以爭取對中國更有利的和談結果。
但高宗武作為外交官，再次自作主張。他在向日本傳話之時，不斷強調中國有一個以汪兆銘為中心的“和平派”，並首先提出一個中日和談思路，即：擁戴汪兆銘，使之成為中日和談的媒介。
可以說，汪兆銘能夠實質性的投敵做漢奸，高宗武乃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為什麼說香港《大公報》傳來驚天消息呢？
陶希聖和高宗武居然良心發現，他們從上海潛逃到香港，向《大公報》揭露了汪兆銘的所有賣國行徑，甚至把汪兆銘簽署的賣國條約副本都偷出來了。
陶希聖、高宗武二人不斷擁汪促和，出發點無非有兩個：
第一，“救國救民”。這裡的救國救民必須打引號，他們深知和談就得出賣國家利益，但更認為中國戰必敗，只有和談才能苟安。
第二，政治野心。既然中國靠和談才能苟安，那乾脆由他們出面進行和談。這樣即可以保住國家，又能撈取政治資本，更能以民族功臣的形象節節高升。
但是，汪兆銘剛剛簽署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等八份賣國文件，實在是把陶希聖和高宗武給嚇到了。他們一直以為中日能夠劃江而治，哪曾想，這些文件居然把中國的領土、資源、軍隊、主權、文化各方面都賣個乾淨。
這些文件一旦生效，中國可以直接宣告滅亡，而他們也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陶希聖和高宗武被驚出一身冷汗，勸阻汪兆銘千萬不要簽字，趕緊退出和談，或離開上海回重慶，或遠走歐美隱居，總之絕對不能繼續談下去。
但汪兆銘已經鐵了心要當漢奸，不僅不聽勸，反而派人監視陶希聖和高宗武，甚至密謀除掉他們甩鍋給軍統。
這裡就不得不提到陶希聖的妻子萬冰如，她接到丈夫的訴苦信件，毅然帶著五個孩子從香港去上海，讓丈夫有了離開汪兆銘巢穴去和家人同住的藉口。在汪兆銘逼迫陶希聖簽字的時候，萬冰如又對丈夫說：“我把全家性命帶來上海替你，你走！如果走不出去，我夫婦一同死在這裡。如果你簽字，我就打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