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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銘也對此發表了意見，勸林森把中央政府遷到武漢或廣州，至於四川則太偏僻，汪先生覺得太不適用了。
常凱申沒有接受汪兆銘的建議，他單獨與林森商討，決定把首都直接遷往重慶，最終做出決議如下：“第一，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到重慶。第二，軍事委員會不急著搬走，由老蔣臨時決定。第三，各部委機關，打散遷往長沙以南或四川、貴州各地。”
至於企業和學校，常凱申認為應該遷到武漢和宜昌，所以現在大部分的企業學校都雲集在武漢、宜昌兩地。
直到明年10月，岡村寧次率十萬大軍向宜昌推進，才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宜昌大撤退”。這場內遷被歐美學者稱為“東方的敦刻爾克”，為中國保存了工業和文化元氣。
說起宜昌大撤退，就必須提到一個人，那就是大資本家盧作孚。
早在淞滬會戰開打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就實施了“江陰沉船計劃”，將24艘船隻鑿沉於江陰下游，以阻攔日本軍艦沿江而上，那時杜月笙還主動提出鑿他的輪船。至上海、南京陷落，中央政府又在江西組織第二次沉船，前前後後主動鑿沉幾十艘江輪。
作為民生船運公司的老闆，盧作孚多次接到政府沉船命令，但他拒不執行，認為鑿船以斷敵路的做法無疑自絕後路。結果到了宜昌大撤退時，其他船運公司的船隻被沉得七七八八，盧作孚的民生船運公司成為唯一可以依靠的運力。
宜昌大撤退正值長江枯水期，運載大型設備的船隻，以及噸位太大的輪船無法通過三峽。按照當時的運力，那麼多物資和人員全部運抵重慶，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到時候黃花菜都涼了。
盧作孚和技術人員反覆研究，創造出枯水期間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只用了不到40天就把人員運完，物資運出超過三分之二。又過了20天，盧作孚把剩下的物資全部運完。
而為了全力搶運物資人員，盧作孚在兩個月內損失400萬大洋，因為他只收取了少量運費，並且三段航行法耗資極大——沿途徵召了近千條小木船幫忙。但他卻為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光是他運走的兵工廠設備，每月就可製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航空炸彈6000枚，十字鎬20多萬把。
在整個抗戰期間，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只是軍隊就運送了共計270多萬人。
順便一提，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時，第一條船運走的是300餘名戰爭孤兒。
有些人雖然沒有親赴戰場殺敵，但他們為抗戰所作的貢獻，是難以衡量且必不可少的。
周赫煊也是如此，他在四川開設的工廠，至今已有十二家正式投產，預計未來半年內，還有至少十家工廠能運轉起來。這些工廠將為戰時的中國，源源不斷提供後勤物資，並一定程度的解決民生問題。
周赫煊甚至弄出了一家手榴彈廠，專門製造“七人背”和簡易手榴彈，這些“七人背”將賣去廣大的敵後戰場。
別的不說，出川抗戰的川軍，就購買了大量的簡易手榴彈，威力雖不大，卻勝在數量眾多。
川軍實在窮啊，周赫煊當年雖然幫劉湘弄來步槍生產線。但在財政崩潰的情況下，步槍工廠時常停工，生產出的步槍大部分都賣給貴州的軍閥賺外快，就這樣都還拖欠著川軍將士無數軍餉。
而隨著前後幾批政府機關遷來重慶，周赫煊興建的花園別墅和高檔公寓賣得很火。都是大官嘛，必須住得體面一點，花錢再多也是值得的。
現在只是開始，等到明年宜昌大撤退以後，周赫煊的生意才會迎來新的高峰。
至於周赫煊去年投資的油墨油漆廠，此時已經占據四川地區70％以上的市場。在四川民眾抵制日貨的口號下，幾家日本油墨油漆企業銷量銳減，若非日貨便宜，恐怕就要直接倒閉了。
抗戰期間，民族資本家們大打愛國牌，比如香菸就出現了這些品牌：七七、盧溝橋、正氣、富強、國防、光復、勝利、強國、武裝、醒獅等等。香菸包裝往往印著飛機大炮和士兵形象，不知道的還以為賣的是軍火。
說起來很搞笑，美國雖然持續向日本出售戰略物資，但美國民間卻在1938年底掀起了抵制日貨活動。
這跟胡適等人在美國的宣傳有關係，隨著美國民眾對遠東局勢認識深入，並知道了日軍的殘暴（南京大屠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同情中國抗戰。
美國企業主趁機推波助瀾，引導輿論打擊日本商品，導致美國民間抵制日貨的風潮愈演愈烈。
至1939年春，美國民眾正式向議會施壓，要求禁止對日本輸送物資。這個風潮在1939年6月達到頂峰，同情和支持中國抗戰成為美國輿論主流，迫使美國政府在7月份廢除美日貿易協定，為日本偷襲珍珠港埋下了伏筆。
第八百四十五章 任教
羅家倫已經跑去成都安排教學工作，今天接待周赫煊的，分別是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以及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汪東。
中央大學的校史上，共有四首校歌。
第一首的詞作者是李叔同，第二首的詞作者便是汪東。此時用的是第三首，由校長羅家倫親自作詞，後世南京大學的校訓，便截取自羅家倫版校歌——誠樸雄偉，勵學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