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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凱申想起那個不省心的兒子，心中頗為感慨，閉眼道：“繼續說。”
李大偉又拿出一份文件：“南京政府那邊，第五次發電邀請總座回寧主持大局。”
“不急，慢慢來，時機還未到。”常凱申說。
李大偉又拿出一份電報說：“東北密電，溥儀已經選出了新的皇后人選，很可能下個月就登基稱帝。土肥原賢二已經擔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黑龍江的馬占山，有投降日寇的傾向。”
常凱申眼睛猛地睜開：“致電張漢卿，讓他穩住馬占山。馬占山是東北抗日的旗幟，這面旗幟倒不得。”
李大偉陸陸續續又匯報了一些消息，最後拿出一疊報紙和雜誌，供常凱申獨自閱覽。
常凱申隨手翻找，抽出《獨立評論》說：“這是什麼雜誌？以前都沒見過。”
李大偉解釋道：“這是胡適、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新創的雜誌，昨天從上海送來的，聽說頗受政界和知識分子青睞。”
“咦，居然有周明誠的文章！”常凱申迅速瀏覽目錄，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頁。
只見文章寫道——
“歷史上，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均是其國家、民族政治文化傳統與所處時代相互作用的結果，日本政治的二元化權力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正是對此的一個典型解釋案例……古代的日本政治，長期處於權力與權威分離的二元狀態，但又與現代具有不同的內涵。日本古代二元化權力體系，初期表現在天皇朝廷與攝政、院政二元對立共存，後期表現為天皇朝廷精神權威與幕府的二元對立共存。明治維新後，日本政治由古代單一的二元化權力體系，發展為多重的二元化權力體系，初期表現為天皇朝廷的精神權威，與下級武士改革派操控的政治權力二元共存，中期表現為內閣權力與元老權力的二元共存，現在表現為內閣權力與軍部權力的二元對立共存……”
“日本內閣的行政權，與軍部的由‘統帥權獨立’憲法原則形成的軍令權並立存在。軍部的軍令權在實際的政治運行中，與內閣的行政權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地位。軍部的優勢存在，不僅在於軍部擁有直接和天皇對話的權力，同時‘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和軍部對陸海軍大臣的推薦權，更形成了軍部對內閣的強勢地位。日本內閣在與軍部的鬥爭中，還要受到樞密院的掣肘，因此顯得更加弱勢。”
“政令與軍令分離的二元化權力體系，是立憲天皇制的最大隱患。從根本上講，軍令也是政令的一部分，正常的國家應該實現軍政統一。”
“在日本的立憲天皇制下，憲法所明確規定的‘顯性權力’，以及憲法沒有規定的‘隱性權力’，實際上也處於二元對立中。首相元老推薦制、重臣會議和內閣陸海軍大臣軍部推薦制超然存在，明治憲法雖然形成了多元權力系統和橫向、縱向的複合制衡機制，但實際運作中往往制而不衡。”
“以上這些，都釀成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部對日本內閣的全面壓倒性勝利。因此，中國想要利用內閣扼制關東軍的想法，是極為荒謬的，也是完全不可取的！日本內閣就是一尊泥菩薩，他自保都難，又如何能幫助中國？”
常凱申把這些內容讀完，感覺整個人都通透了，對日本政治權力體系有了高屋建瓴的認識。
周赫煊在講完日本的二元政治後，又用台灣和朝鮮做例子，分析日本人在東北可能實行的日化統治。他呼籲，除了在戰場上要抗日，在文化思想領域也要抗日。如果東北短期內無法收回，那就要做好長遠打算，不能讓東北的下一代成為滿腦子日本思想的“歸化民”。
周赫煊在文章里的原話，是這樣對淪陷區的東北同胞說的：“抗日不一定要提槍殺鬼子，每一位父親，每一位母親，應該告訴你們的孩子，他是中國人！每一位知識分子，你們在日寇鐵蹄下艱難生活，不一定要與日寇刺刀見紅，但應該時時刻刻不忘傳播中華文化和思想！這也是抗日，文化戰線上的抗日！日寇能占領我們的領土，卻不能奴役我們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國心，那麼東北始終是中國人的東北。”
常凱申再翻閱其他人的文章，比較之後說：“還是周明誠看得明白，既知日本事，也知中國事。他清楚東北一時難以收回，已經在做長遠打算了，不像其他人整天鬧著逼中央抗日。此人實為國之幹才，可惜不能為我所用。”
李大偉提醒道：“總座，周明誠好像跟張漢卿鬧翻了。”
“鬧翻了也不能用，看他寫的文章，這個人路線有些偏左。《大國崛起》我也看過，他對蘇聯的發展非常看好，可別是個隱藏的赤黨。”常凱申連連搖頭道。
李大偉說：“那倒不至於吧。”
常凱申想了想，說道：“等我這次復出，再把他招來詳細聊聊。”
第四百五十六章 閒談
北平，太太家的客廳。
丁文江舉著本《獨立評論》，拍手贊道：“周先生這句話說得好！日寇能占領我們的領土，卻不能奴役我們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國心，那麼東北始終是中國人的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