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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赫煊的目標可不僅僅是中央大學，他希望民國所有的大學，都採用他編撰的西方史教科書。
教科書這玩意兒，最容易夾帶私貨，把自己的思想潛移默化的傳輸給學生。
周赫煊這次準備用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做藍本，刪改掉超前的部分，再增加一些愛國主義思想。
把《全球通史》放到20世紀30年代，絕對又是一部驚世之作，不僅會影響在校學生，恐怕世界著名的史學家都要奉若至寶。後世學界對《全球通史》評價極高，稱其為“當代世界史編撰的一個新起點，影響世界歷史的10本書之一，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經典著作”。
到21世紀，美國的許多大學，都把《全球通史》做為基礎課程教材，連一些軍校都把它選做教科書。
第四百零七章 重新定義世界史
二戰結束後，舊史學漸漸沒落，被現代史學完全取代。而《全球通史》，便是現代史學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學等多個方面內容。
民國時期，不論是西方史學還是東方史學，都統一把人類歷史分為“遠古—中古—近代”，名為“三分法”。
然而根據這種歷史劃分方式，中國的近代開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比西方近代史晚了幾百年。這特麼就尷尬了，搞得好像1840年以前的中國人未開化一樣。
三分法存在嚴重的歐洲中心論。
《全球通史》摒棄了已有的“三分法”原則，將公元1500年作為分界線，分別描述1500年以前的孤立世界，以及1500年以後西方興起的世界。
當然，由於原作者是美國人，這本書對於中國歷史的敘述很有問題。
比如《全球通史》不承認夏朝的存在，又說黃土高原沒有茂密森林，這些顯然都是錯誤的觀點。根據地質研究發現，數千年前的黃土高原植被茂密，有大量森林存在。
最離譜的是，《全球通史》認為商朝人是一小群蒙古種人（人種概念，非蒙古族人），興起於西北大草原，通過掌握中東的青銅冶煉和戰車製造技術，利用技術帶來的軍事優勢入侵華北，征服了當地的新石器部落。
這特麼也太扯淡了，周赫煊要是不經過修改，直接照抄原著的話，估計這本書寫出來會被國人噴死。
咱響噹噹的炎黃子孫，咋就在西方史學家的筆下，成為遊牧部族征服者的後代？
逗留南京期間，周赫煊就住在中央大學的教師宿舍內。他先把《全球通史》的大綱列出，又寫了前面幾章，在中央大學搞了兩次學術演講，突然有個日本人前來拜訪。
來者年約50歲，身材瘦小，長著一張馬臉，見面就九十度鞠躬：“周君，鄙人加藤繁，久仰大名！”
段錫朋介紹說：“周先生，這位是日本的中國經濟史專家加藤繁先生，也是日本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第一人。”
“加藤先生你好。”周赫煊與對方微笑握手。
加藤繁在史學界還是很有名氣的，周赫煊不可能沒聽說過，民國時期有好幾個中國史學家，都是此人的學生。
加藤繁專門研究中國歷代經濟，比如南北朝的田畝制，比如明清市鎮經濟，比如秦朝的算賦，比如宋朝的商稅，比如唐朝的莊園經濟。他對中國經濟史貢獻極大，後世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學方法，便是加藤繁開創的。
順便一提，加藤繁是日本天皇的忠實擁護者，他對天皇的忠誠跟政治無關，更像是一種流淌在血液里的信仰。但不管是政治還是信仰，加藤繁沒有在學術研究里搞小動作，不像另一個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那樣鼓吹大東亞共榮。
這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學者。
段錫朋笑道：“加藤先生這次是來中國考察的，他要走訪一些江南小鎮，昨天剛到的南京。”
加藤繁解釋說：“我準備實地考察中國的村鎮集市，在江南考察結束後，我還要去直隸、山東、河南等地。”
“加藤先生治學真是嚴謹。”周赫煊由衷贊道。
中國市鎮經濟史研究先河，是史學家全漢升先生開創的，於1934年發表《中國廟市之史的考察》。而加藤繁並沒有落後太久，於同年發表《清代村鎮的定期市》，做的同樣是開創性質研究。
加藤繁說：“中國歷史悠久，我所研究的中國經濟史，只是滄海一粟。對中國歷史了解越深，越能感受到她的魅力，特別是中國古代的經濟策略，對今天依舊有著借鑑作用。”
周赫煊並非皇漢主義者，他痛恨日本戰爭販子，但對純粹的日本學者沒有偏見。更何況，這個日本學者，還對中國的史學研究發展具有極大貢獻，他主動邀請道：“等加藤先生去北方考察的時候，我可以幫你聯繫當地大學，方便你搜集史料。”
“真是太感謝了！”加藤繁高興道。
段錫朋眼睛瞟到書桌上的稿件，忍不住問：“周先生，你那本世界史教科書已經動筆了？”
“嗯，已經寫了一萬多字。”周赫煊點頭道。
“速度也太快了。”段錫朋極為驚訝，問道，“我可以看看嗎？”
“當然。”周赫煊說。
段錫朋首先看的是大綱，只見主體為兩部分——《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後的世界》。細分下來又有：《文明之前的人類》、《歐亞大陸的古代文明》、《歐亞大陸的古典文明》、《古典文明的終結》、《歐亞大陸的中世紀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