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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栻先生的成績主要在於對嚴復作品的整理上，五冊《嚴復集》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嚴復作品集。遺憾的是，王先生的《嚴復傳》，明顯受到時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傾思潮影響的痕跡。史華慈先生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則主要探討嚴復與西方的關係，而對他與中國人文傳統的內部關係鮮有論及。在這種情況下，自己來寫作《嚴複評傳》，既有較大的挖掘餘地，也有不容忽視的研究難度。
來北大八個月，我幾乎傾全力投入這項工作。在這部書稿完畢時，自己從頭校閱一遍列印搞，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無奈身在博士後流動站，還有專項的博士後研究課題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罷。
這些年來，我一直耕耘在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園地。在研究胡適時，我著意闡釋和理解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在評價標準上明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受現代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影響甚深。進入嚴復研究領域後，自己萌發了一些與此之前稍有不同的心態變化。儘管研究對象嚴復是晚清知識界對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學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卻包含了相當複雜的成份，尤其是他晚年對中西文化觀的評估，既受到時人的批評，也被後來的研究者貶議。對此，我總覺得人們欠缺對嚴復思想內涵應有的理解。在嚴復的思想世界裡，本來就沒有明顯的“近代西方”與“傳統中國”分野，他對傳統文化雖有批判，但並無所謂離異;既無離異，又何所謂復婚式的“回歸”呢?他對西方近世文化雖曾大力宣傳，但也非無條件地全盤接受，而是有所選擇;他對盧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對英美近代化理論和實踐鑽研的結論，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嚴復晚年重估中西文化，與其說是一種倒退的歷史表現，不如說是在更高層面上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問題還不在這種評價本身，而在因這種評價變化所帶來的評價模式的置換。
應當承認，現今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擺脫“挑戰——應付”的研究模式，在這種研究模式里，凡屬近代史上對西方文明衝刺作出正面反應，特別是對西方的最新觀念、或最激進的革命理論作出最積極反應的人物，都被置於歷史進步者的行列，反之則被視為保守、落後。正是在這樣一種研究模式里，嚴復晚年的中西文化觀很難獲得人們應有的理解。類似的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他們的歷史地位也得不到真正的確認。
現在看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許多問題有待重新發掘、重新認識、重新估價。其中還包含一個歷史觀念的清理間題。近代以降，中國文化學術的發展很大程度受到輸入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甚至支配;由此自然也影響到今人對這段歷史的認識。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我們反省這一歷史過程，應該更多地是看到這一偏向所造成的局限，而不應沿承歷史的慣性，將其流弊加以放大。
學術不分國界，但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學術發展畢竟有其自身的個性和傳統，人文學科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國尚處在封閉、保守的歷史條件下，強調與西方文化交流，強調認同世界文化的主潮，這有其不可否認的歷史合理性。今天，我們回到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場上來，挖掘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對中國自身的學術——國學加以重新開掘和發展，從而增強我們在世界文化學術對話中的份量。當然，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係，使兩者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為如此，中國學人才有必要去努力探索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來。
最後，我想對自己寫作《嚴複評傳》提供了幫助和指點的劉桂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在我來北大研究期間，劉先生多次提出寶貴的指導意見，對我頗有啟發，我的學術境界由此得以拓展。責任編輯錢宏本著促進中國學術發展的態度，在市場經濟席捲神州大地之時，卻為中國學術操憂，走向國學這塊寂寞的園地，這種負責任的編輯精神，值得敬佩，也真正令參加叢書寫作的同人感激。
歐陽哲生
1994年2月27日於北京大學中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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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大八個月，我幾乎傾全力投入這項工作。在這部書稿完畢時，自己從頭校閱一遍列印搞，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無奈身在博士後流動站，還有專項的博士後研究課題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罷。
這些年來，我一直耕耘在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園地。在研究胡適時，我著意闡釋和理解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在評價標準上明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受現代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影響甚深。進入嚴復研究領域後，自己萌發了一些與此之前稍有不同的心態變化。儘管研究對象嚴復是晚清知識界對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學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卻包含了相當複雜的成份，尤其是他晚年對中西文化觀的評估，既受到時人的批評，也被後來的研究者貶議。對此，我總覺得人們欠缺對嚴復思想內涵應有的理解。在嚴復的思想世界裡，本來就沒有明顯的“近代西方”與“傳統中國”分野，他對傳統文化雖有批判，但並無所謂離異;既無離異，又何所謂復婚式的“回歸”呢?他對西方近世文化雖曾大力宣傳，但也非無條件地全盤接受，而是有所選擇;他對盧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對英美近代化理論和實踐鑽研的結論，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嚴復晚年重估中西文化，與其說是一種倒退的歷史表現，不如說是在更高層面上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問題還不在這種評價本身，而在因這種評價變化所帶來的評價模式的置換。
應當承認，現今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擺脫“挑戰——應付”的研究模式，在這種研究模式里，凡屬近代史上對西方文明衝刺作出正面反應，特別是對西方的最新觀念、或最激進的革命理論作出最積極反應的人物，都被置於歷史進步者的行列，反之則被視為保守、落後。正是在這樣一種研究模式里，嚴復晚年的中西文化觀很難獲得人們應有的理解。類似的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王國維、陳寅恪等，他們的歷史地位也得不到真正的確認。
現在看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許多問題有待重新發掘、重新認識、重新估價。其中還包含一個歷史觀念的清理間題。近代以降，中國文化學術的發展很大程度受到輸入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甚至支配;由此自然也影響到今人對這段歷史的認識。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我們反省這一歷史過程，應該更多地是看到這一偏向所造成的局限，而不應沿承歷史的慣性，將其流弊加以放大。
學術不分國界，但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學術發展畢竟有其自身的個性和傳統，人文學科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國尚處在封閉、保守的歷史條件下，強調與西方文化交流，強調認同世界文化的主潮，這有其不可否認的歷史合理性。今天，我們回到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場上來，挖掘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對中國自身的學術——國學加以重新開掘和發展，從而增強我們在世界文化學術對話中的份量。當然，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係，使兩者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為如此，中國學人才有必要去努力探索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來。
最後，我想對自己寫作《嚴複評傳》提供了幫助和指點的劉桂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在我來北大研究期間，劉先生多次提出寶貴的指導意見，對我頗有啟發，我的學術境界由此得以拓展。責任編輯錢宏本著促進中國學術發展的態度，在市場經濟席捲神州大地之時，卻為中國學術操憂，走向國學這塊寂寞的園地，這種負責任的編輯精神，值得敬佩，也真正令參加叢書寫作的同人感激。
歐陽哲生
1994年2月27日於北京大學中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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