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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似乎是在戊戌維新時期。通過刊發《論世變之巫》等政論文和翻譯《天演論》，嚴復奠定了他作為近代啟蒙思想家的地位。戊戌維新以後至辛亥革命前夕的十年間，由於民主革命風潮的興起，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與嚴復的思想和理想拉開了距離，嚴復早先所占有的地位漸次讓給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不過，就嚴復這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學術活動——翻譯西方名著而言，仍舊是其他人所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因此，儘管人們對這時期嚴復的思想活動評價不一、理解有別，但給嚴復仍保留了相當的歷史地位，肯定他的民主思想和在譯介西方近世學術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相對來說，對嚴復的晚年思想及其活動，人們卻很少作出認可甚至理解。由於歷史的、個人的原因，在政治上嚴復與袁世凱政權保持著一種十分暖昧的關係，被袁世凱復辟帝制所利用，為時人所垢病;加上他年邁多病，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袁世凱編譯一些戰爭動態外，基本上已不參與實際政治。學術上沒有什麼重要建樹，思想也失去了感召力。倒是嚴復與他的學生熊純如上百封通信，彌足珍貴，留下了一份他在那個大變革時代心態變化和思想波動的完整記錄，特別是他對中西文化的重估和對中國文化前途的探索，既招人物議，也引起人們連綿不絕的反思。
5.1 思想視角的移位
戊戌以後十餘年，中國社會日趨動盪，反清革命風起雲湧，嚴復的思想也相應發生了某些變化。有的論者認為，這時期嚴復的思想呈現出“中西折衷”的傾向。[1]的確，嚴復在20世紀初的十年間，由於社會環境的極大變化，他的思想性格走向成熟和穩健，而思想內容也更具系統化。
百日維新的流產，譚嗣同等維新志士飲恨菜市口，使嚴復蒙受極大的冤屈和痛苦。形勢的急轉直下，似乎只是應驗了他早有的預感：
“今日時事無往而不與公學相同，無所立事，則亦已矣;苟有所立，必有異類橫亘其間，久久遂成不返之勢。民智不開，不變亡，即變亦亡。”[2]因而，嚴復一方面深深同情維新運動的失敗，為維新派而抱不平，一方面又嚴厲批評康有為、梁啓超對釀成戊戌慘重失敗之後果有責任。他說：“平心而論，中國時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對山等之罪過也。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輩雖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語。”[3]以為康、梁等人難辭其咎。
變法運動失敗了，中國向何處去?自己能為挽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的命運做點什麼呢?嚴復“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夫後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亦將有復甦之一日也。”他因此認定，“譯書為當今第一急務”，並立誓“屏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4]此後十年，嚴復確實拋心力為之，嚴譯名著八種，除《天演論》已先行世之外，其它七種均出版於此時。通過這些譯著和所附大量按語，嚴復將西方近代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科學方法論、實證哲學，一齊介紹到中國，使得近代“西學東漸”從此獲得了系統完整的理論內容和形式，從而也奠定了他“近世西學第一人”和啟蒙思想家的不拔地位。
然而，時代風雲變幻不定，社會政治急劇發展，嚴復的內心世界自然也隨之起伏不平，呈現出某種複雜的情形。本來，嚴復認為，國家的興衰是與國民的素質密切相關，他認定“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尋求國家富強的根本途徑。“而民群之愚智，國俗之竟否，誠未易以百年變也。”[5]這種認識富有深刻的一面，也隱含著對國民素質估價極為悲觀的一面。後者常常使嚴復陷入難言的困惑和苦惱，加上義和團運動和自立軍事件等劫難接踵發生，嚴復不僅感嘆維新變革無望，甚至也懷疑自己從事啟蒙工作的意義。他每每哀嘆道：“頑固欲為螳螂，吾輩欲為精衛，要皆不自量力也。”[6]其思想深處的苦痛由此可見一斑。
國內民主思潮的湧起，清政府“新政”舉措的實施，革命團體的紛紛湧現，這些新因素既逐漸破除戊戌變法失敗後所出現的那種消沉局面，又引發了嚴復對現實問題的緊張思考。
作為當時知識界“新學”的主要代表，嚴復仍不忘情於自己的思想啟矇事業和文化維新活動，除了藉助於譯述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傾向外，他還發表了一些時論和雜評闡述自己的文化主張。在文化觀上，如果說戊戌維新時期，嚴復著重於引進“西學”，抨擊中學的弊病，其重點放在“破”上;那麼，這時他已開始關注民族新文化的建立，立足點放在“立”上。1902年，嚴復刊發了《與《外交報》主人書》，既對流行於19世紀後半期的“中體西用”模式給予了徹底清算，又否定了可能出現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觀點。他認為，變法最難以處理的矛盾是，既去其“舊染”，又能“擇其所善者而存之”。新機嶄露之際，追逐時髦的人們往往逞一時意氣，試圖完全拋棄舊文化，“不知是乃經百世聖哲所創垂，累朝變動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因此，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就不能囿於表面的新與舊、中與西，而必須“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7]亦即他以往提出的以“黜偽崇真”為尺度，擇古今中外一切良善益法者，為我所用，為今所用。如何解決建設新文化的總體目標與現實的文化建設之間的關係?嚴復認為，首先應該分清輕重緩急，就中國當時的實際情形看，“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真。”[8]因此，西學須大量譯介和輸入。具體落實於學校的教育課程，從中學堂到高學堂的十餘年，應以“務西學”為主，而“中學”及其舊有之經籍典章亦不當盡廢。嚴復的這種認識，在近代中國那種救亡圖存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在傳統文化綿延幾千年而產生的歷史優越感的負累下，要處理好歷史感情與價值取向的衝突，建設民族文化與學習西方文化的矛盾，的確是殊為不易。當近代中國人擺脫“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模式，或提出“師夷之長技”，或走向“中體西用”，試圖調諧和化解這一矛盾。然而，他們的思維方式往往是片面的，一旦上升到文化整體的高度，他們便不約而同地自覺維護傳統文化的神聖性。魏源如此，曾國藩如此，康有為亦如此，他們的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游離傳統文化這個“本”。而對嚴復這位飽嘗“西學”新知的人來說，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文化不能適應中國的近代化，而近代化又不意味著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的割裂;西學總體上比舊學先進、實用，但也須“擇善而從”，且其有益的部分也須經過消化，而獲得民族化的形式。嚴復這一文化觀在同時代人中，堪稱鳳毛麟角。
5.1 思想視角的移位
戊戌以後十餘年，中國社會日趨動盪，反清革命風起雲湧，嚴復的思想也相應發生了某些變化。有的論者認為，這時期嚴復的思想呈現出“中西折衷”的傾向。[1]的確，嚴復在20世紀初的十年間，由於社會環境的極大變化，他的思想性格走向成熟和穩健，而思想內容也更具系統化。
百日維新的流產，譚嗣同等維新志士飲恨菜市口，使嚴復蒙受極大的冤屈和痛苦。形勢的急轉直下，似乎只是應驗了他早有的預感：
“今日時事無往而不與公學相同，無所立事，則亦已矣;苟有所立，必有異類橫亘其間，久久遂成不返之勢。民智不開，不變亡，即變亦亡。”[2]因而，嚴復一方面深深同情維新運動的失敗，為維新派而抱不平，一方面又嚴厲批評康有為、梁啓超對釀成戊戌慘重失敗之後果有責任。他說：“平心而論，中國時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對山等之罪過也。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輩雖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語。”[3]以為康、梁等人難辭其咎。
變法運動失敗了，中國向何處去?自己能為挽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的命運做點什麼呢?嚴復“仰觀天時，俯察人事，但覺一無可為。然終謂民智不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與夫後生英俊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則炎黃種類未必遂至淪胥;即不幸暫被羈縻，亦將有復甦之一日也。”他因此認定，“譯書為當今第一急務”，並立誓“屏棄萬緣，惟以譯書自課”。[4]此後十年，嚴復確實拋心力為之，嚴譯名著八種，除《天演論》已先行世之外，其它七種均出版於此時。通過這些譯著和所附大量按語，嚴復將西方近代的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科學方法論、實證哲學，一齊介紹到中國，使得近代“西學東漸”從此獲得了系統完整的理論內容和形式，從而也奠定了他“近世西學第一人”和啟蒙思想家的不拔地位。
然而，時代風雲變幻不定，社會政治急劇發展，嚴復的內心世界自然也隨之起伏不平，呈現出某種複雜的情形。本來，嚴復認為，國家的興衰是與國民的素質密切相關，他認定“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尋求國家富強的根本途徑。“而民群之愚智，國俗之竟否，誠未易以百年變也。”[5]這種認識富有深刻的一面，也隱含著對國民素質估價極為悲觀的一面。後者常常使嚴復陷入難言的困惑和苦惱，加上義和團運動和自立軍事件等劫難接踵發生，嚴復不僅感嘆維新變革無望，甚至也懷疑自己從事啟蒙工作的意義。他每每哀嘆道：“頑固欲為螳螂，吾輩欲為精衛，要皆不自量力也。”[6]其思想深處的苦痛由此可見一斑。
國內民主思潮的湧起，清政府“新政”舉措的實施，革命團體的紛紛湧現，這些新因素既逐漸破除戊戌變法失敗後所出現的那種消沉局面，又引發了嚴復對現實問題的緊張思考。
作為當時知識界“新學”的主要代表，嚴復仍不忘情於自己的思想啟矇事業和文化維新活動，除了藉助於譯述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傾向外，他還發表了一些時論和雜評闡述自己的文化主張。在文化觀上，如果說戊戌維新時期，嚴復著重於引進“西學”，抨擊中學的弊病，其重點放在“破”上;那麼，這時他已開始關注民族新文化的建立，立足點放在“立”上。1902年，嚴復刊發了《與《外交報》主人書》，既對流行於19世紀後半期的“中體西用”模式給予了徹底清算，又否定了可能出現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觀點。他認為，變法最難以處理的矛盾是，既去其“舊染”，又能“擇其所善者而存之”。新機嶄露之際，追逐時髦的人們往往逞一時意氣，試圖完全拋棄舊文化，“不知是乃經百世聖哲所創垂，累朝變動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因此，要建立新的民族文化，就不能囿於表面的新與舊、中與西，而必須“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7]亦即他以往提出的以“黜偽崇真”為尺度，擇古今中外一切良善益法者，為我所用，為今所用。如何解決建設新文化的總體目標與現實的文化建設之間的關係?嚴復認為，首先應該分清輕重緩急，就中國當時的實際情形看，“中國所本無者，西學也，則西學為當務之急明矣。且既治西學，自必用西文西語，而後得其真。”[8]因此，西學須大量譯介和輸入。具體落實於學校的教育課程，從中學堂到高學堂的十餘年，應以“務西學”為主，而“中學”及其舊有之經籍典章亦不當盡廢。嚴復的這種認識，在近代中國那種救亡圖存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在傳統文化綿延幾千年而產生的歷史優越感的負累下，要處理好歷史感情與價值取向的衝突，建設民族文化與學習西方文化的矛盾，的確是殊為不易。當近代中國人擺脫“華夷之辨”的傳統思維模式，或提出“師夷之長技”，或走向“中體西用”，試圖調諧和化解這一矛盾。然而，他們的思維方式往往是片面的，一旦上升到文化整體的高度，他們便不約而同地自覺維護傳統文化的神聖性。魏源如此，曾國藩如此，康有為亦如此，他們的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游離傳統文化這個“本”。而對嚴復這位飽嘗“西學”新知的人來說，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文化不能適應中國的近代化，而近代化又不意味著傳統文化與新文化的割裂;西學總體上比舊學先進、實用，但也須“擇善而從”，且其有益的部分也須經過消化，而獲得民族化的形式。嚴復這一文化觀在同時代人中，堪稱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