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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講述道家的文化學術思想，不厭其煩由周、秦以前，再向上溯，大而言之，是為了說明中國文化的傳統淵源，以及追溯道家文化思想，實為源遠流長的主旨;小而言之，也便是說明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就是說明道家的文化學術，乃是繼承夏、商、周三代以上，中華民族發源於西北高原的《易經》文化學系。至於戰國前後，變成南方楚國文化的老、莊思想，是其餘波的流蕩而已。自孔子一系的儒家文化學術，是傳承三代以下，起於中原與東方、北方的《書經》文化學系，到了戰國;秦、漢以前，便成為魯國文化，孔、孟思想的中心，所謂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傳統。總之，用於人文社會，有關禮、樂、文教、刑政的學術，儒家《書經》文化系統，猶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正規軍。用於因應時變，藉以撥亂反正的，道家《易經》文化系統，才是出奇制勝的奇兵，這也便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名的“外示儒術，內用黃老”君師之道扼要的說明。
(二)戰國時期北方齊魯燕宋的文化背景
首先要鄭重聲明，凡是要研究秦、漢以上的歷史文化，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的歷史背景。我們粗看起來，周、秦以上文化學術的形態，固然是繼承三代以下的一貫傳統，到了周期，才算完成建立一個人文文化具體的成型，但是我們總要不忘歷史的發展，不是空中樓閣，無因而來的、當春秋、戰國時期，所謂分封建國的諸侯之邦，因為各有歷史淵源的背景，與地理環境的不同，所以凡是有關構成各國文化的條件，如言語、文字、風俗習慣、政治方式、財經措施、交通形勢等等，大體都是各自為政，並沒有像秦、漢以後的統一。我們只要大概沒有忘記歷史上的記載，自從秦始皇開始，才漸使“書同文，車同軌”，才有廢邦國而建郡縣的統一制度，就不至於把秦、漢以上的地理文化不同的觀念，隨便忽略過去。而且那個時候，所謂中央政權的周天子，他為共主的帝王制度，既不是秦、漢以後帝王體制的形態，也不是三代以前的情形，只要大家研究一下三禮(《周禮》、《儀禮》、《記》)，便自然會明白了，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專對有關天燕、齊之間“方士”學術來源的問題，因此，先從齊國說起。
凡是讀過歷史的，都知道齊國是太公呂望(姜尚)之後。姜太公呂望，是三代以前炎帝神農氏的後裔，到他的時候，已經算是東海上人。他與祖先的傳統文化，與他的學術思想，是屬於周、秦之際“隱士”思想的道家一系。他在困窮的環境中，過了幾十年的苦難時間，到了八十歲左右，才遇到文王，後來以兵謀奇計輔助武王，完成周室革命事業的成功，他是周初道家學術思想的代表者。周武王為了酬謝他偉大的功勳，封他在齊建國，《史記·封禪書》說：“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但是那個時候的齊國，並不是好地方，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可比，而且還存在著原來的地方惡勢力。所以太公望在受封就國的路上，也有懶得到差接事的意思，好在靠一位旅店的老闆，啟示他一番話，他才馬上趕去，建立了齊國;當然，這個旅店老闆，也應該算是隱士之流的人物，他到齊國施政的首先要務，便是開發經濟財政的資源，發展濱海一帶的魚鹽之利，所以我們要講鹽務財政史，姜太公呂望，應該算是一位祖師爺，至於有關太公呂望的學術思想，在此不必多講，我們只要研究一下兵家，與謀略家所宗奉的《韜略》一類的書，與道家、兵家共同推重的《陰符經》等，大概就可以得其眉目了;不管那些典籍是否為後人假託太公之名而著的偽書，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兵家思想，系出於齊，這是大概不會有問題的。齊國的文化學術，既是秉承大公呂望的道家學術思想而來，所以他與魯國傳承周公學術思想的系統，就大有異同了。司馬遷說過，他曾經遊歷過齊國，以他觀察的結果，便說：“自魯適齊，自泰山屬之琅訝，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間達多惹知，其天性也。”他所謂惹知，應有兩種解釋，其一：等於現代語所說有深沉保留的智慧二其二：也可以說富於神秘性的知識。所以戰國時期的“方士”，如名助公卿，諸侯爭相迎致的鄒衍等人，都出在齊國，秦漢時期的“方士”神仙們，也多數出在齊國。同時因為齊國，自太公望開始，發展了漁業與鹽務，所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期，隱然便是當時中國經濟、商業的中心地區，等於唐代的揚州，清末民國的上海。
文化與財經，本來便有不可或分的關係，所以到了春秋時代，便有齊相管仲經濟政治的思想出現，大講其“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屏”的至理名言了。齊國因為經濟的繁榮，文化學術也特別發達，因此而成為諸侯各國之間，彼此文化交流的重鎮，所以戰國時期的名儒學者，大多數都到過齊國，想求發展，猶如現在世界各國學者，多數都想到美國求出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古今中外，如出一轍，這也是賢者難免的事。例如孟子、荀卿，都與齊國有過莫大的因緣，這豈是偶然的事嗎?而且孟子與莊子，都是先後同一時代的人物，他們在學說理論上，都大談其養氣、鍊氣的道理。孟子的思想，顯然與曾子、子思以後的儒家學說，大有出入，孟子在《公孫丑》與《盡心》章上的養氣之談，儼然同於“方士”鍊氣的口吻程序，你能說學術思想，可以完全不受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的影響嗎?因為孟子有養氣之說，與“夫志，氣之帥也”的立論，才引出宋儒理學家的理氣二元論，如果溯本窮源，放開氣度來看，那麼，對於戰國時期燕、齊“方士”的流風遺韻，便不能不使人為之悠然神往了。
至於魯國，人盡皆知是周公的學術思想，是秉承他父親文王的庭訓，集成夏、商以來的人文思想，因循改革而形成周代“鬱郁乎文哉”的文明。因此，形成魯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學;也是駕凌諸侯各邦之上，因為文學與人文學術，必然是同命的鴛鴦，但自然科學與文學，就會大相逢庭了。魯國的文化學術，既然是周公的直接傳統，在春秋戰國時期，仍以代表周代文化的，只有魯國算是正統的中心，魯國的諸生，保留魯國的文化，雖然經過秦灰楚火的斷滅，但是還能傳到漢朝立國的初期，可見周公與周代文化的流風遺韻，它的源遠流長，垂諸後世的價值，實在相當偉大。孔子生長在魯國，他由衷地欽佩周公，全盤接受周公的人文文化思想，和魯國的文學造詣，但是他是殷人的後裔，他在潛意識中，又承受有殷人崇拜天道的成分。可是，他到底是恢弘博大的智者，他的認識，見解與興趣，都是綜羅多方面的，所以他也崇拜虞、夏的文化思想，因此他有《禮運篇》等所記的感言，提到三代以下文化的變遷跡象，和《論語》上的對話，涉及齊、魯之間的文化關係，而有“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的幾句話;不過，這裡所引用孔子所說的道，可不是道家的道，他是指人文文化的儒者所宗的仁道，這是不可以牽強附會的。至於他提到當時文化思想的轉變趨勢，由齊一變而至於魯、魯一變而至於道，形成齊、魯文化融會的結果，產生人文文化的仁道之道，那是很好的研究佐證。我們也可由此而窺見文化思想中心地區轉移的趨勢，甚之，對於研究《易經》、《禮記》等有關於儒、道學術思想的通途之學，都可求出它在文化歷史上演變的關鍵。
(二)戰國時期北方齊魯燕宋的文化背景
首先要鄭重聲明，凡是要研究秦、漢以上的歷史文化，千萬不要忘記，那個時期的歷史背景。我們粗看起來，周、秦以上文化學術的形態，固然是繼承三代以下的一貫傳統，到了周期，才算完成建立一個人文文化具體的成型，但是我們總要不忘歷史的發展，不是空中樓閣，無因而來的、當春秋、戰國時期，所謂分封建國的諸侯之邦，因為各有歷史淵源的背景，與地理環境的不同，所以凡是有關構成各國文化的條件，如言語、文字、風俗習慣、政治方式、財經措施、交通形勢等等，大體都是各自為政，並沒有像秦、漢以後的統一。我們只要大概沒有忘記歷史上的記載，自從秦始皇開始，才漸使“書同文，車同軌”，才有廢邦國而建郡縣的統一制度，就不至於把秦、漢以上的地理文化不同的觀念，隨便忽略過去。而且那個時候，所謂中央政權的周天子，他為共主的帝王制度，既不是秦、漢以後帝王體制的形態，也不是三代以前的情形，只要大家研究一下三禮(《周禮》、《儀禮》、《記》)，便自然會明白了，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專對有關天燕、齊之間“方士”學術來源的問題，因此，先從齊國說起。
凡是讀過歷史的，都知道齊國是太公呂望(姜尚)之後。姜太公呂望，是三代以前炎帝神農氏的後裔，到他的時候，已經算是東海上人。他與祖先的傳統文化，與他的學術思想，是屬於周、秦之際“隱士”思想的道家一系。他在困窮的環境中，過了幾十年的苦難時間，到了八十歲左右，才遇到文王，後來以兵謀奇計輔助武王，完成周室革命事業的成功，他是周初道家學術思想的代表者。周武王為了酬謝他偉大的功勳，封他在齊建國，《史記·封禪書》說：“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但是那個時候的齊國，並不是好地方，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可比，而且還存在著原來的地方惡勢力。所以太公望在受封就國的路上，也有懶得到差接事的意思，好在靠一位旅店的老闆，啟示他一番話，他才馬上趕去，建立了齊國;當然，這個旅店老闆，也應該算是隱士之流的人物，他到齊國施政的首先要務，便是開發經濟財政的資源，發展濱海一帶的魚鹽之利，所以我們要講鹽務財政史，姜太公呂望，應該算是一位祖師爺，至於有關太公呂望的學術思想，在此不必多講，我們只要研究一下兵家，與謀略家所宗奉的《韜略》一類的書，與道家、兵家共同推重的《陰符經》等，大概就可以得其眉目了;不管那些典籍是否為後人假託太公之名而著的偽書，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兵家思想，系出於齊，這是大概不會有問題的。齊國的文化學術，既是秉承大公呂望的道家學術思想而來，所以他與魯國傳承周公學術思想的系統，就大有異同了。司馬遷說過，他曾經遊歷過齊國，以他觀察的結果，便說：“自魯適齊，自泰山屬之琅訝，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間達多惹知，其天性也。”他所謂惹知，應有兩種解釋，其一：等於現代語所說有深沉保留的智慧二其二：也可以說富於神秘性的知識。所以戰國時期的“方士”，如名助公卿，諸侯爭相迎致的鄒衍等人，都出在齊國，秦漢時期的“方士”神仙們，也多數出在齊國。同時因為齊國，自太公望開始，發展了漁業與鹽務，所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期，隱然便是當時中國經濟、商業的中心地區，等於唐代的揚州，清末民國的上海。
文化與財經，本來便有不可或分的關係，所以到了春秋時代，便有齊相管仲經濟政治的思想出現，大講其“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屏”的至理名言了。齊國因為經濟的繁榮，文化學術也特別發達，因此而成為諸侯各國之間，彼此文化交流的重鎮，所以戰國時期的名儒學者，大多數都到過齊國，想求發展，猶如現在世界各國學者，多數都想到美國求出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古今中外，如出一轍，這也是賢者難免的事。例如孟子、荀卿，都與齊國有過莫大的因緣，這豈是偶然的事嗎?而且孟子與莊子，都是先後同一時代的人物，他們在學說理論上，都大談其養氣、鍊氣的道理。孟子的思想，顯然與曾子、子思以後的儒家學說，大有出入，孟子在《公孫丑》與《盡心》章上的養氣之談，儼然同於“方士”鍊氣的口吻程序，你能說學術思想，可以完全不受歷史背景，與地理環境的影響嗎?因為孟子有養氣之說，與“夫志，氣之帥也”的立論，才引出宋儒理學家的理氣二元論，如果溯本窮源，放開氣度來看，那麼，對於戰國時期燕、齊“方士”的流風遺韻，便不能不使人為之悠然神往了。
至於魯國，人盡皆知是周公的學術思想，是秉承他父親文王的庭訓，集成夏、商以來的人文思想，因循改革而形成周代“鬱郁乎文哉”的文明。因此，形成魯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學;也是駕凌諸侯各邦之上，因為文學與人文學術，必然是同命的鴛鴦，但自然科學與文學，就會大相逢庭了。魯國的文化學術，既然是周公的直接傳統，在春秋戰國時期，仍以代表周代文化的，只有魯國算是正統的中心，魯國的諸生，保留魯國的文化，雖然經過秦灰楚火的斷滅，但是還能傳到漢朝立國的初期，可見周公與周代文化的流風遺韻，它的源遠流長，垂諸後世的價值，實在相當偉大。孔子生長在魯國，他由衷地欽佩周公，全盤接受周公的人文文化思想，和魯國的文學造詣，但是他是殷人的後裔，他在潛意識中，又承受有殷人崇拜天道的成分。可是，他到底是恢弘博大的智者，他的認識，見解與興趣，都是綜羅多方面的，所以他也崇拜虞、夏的文化思想，因此他有《禮運篇》等所記的感言，提到三代以下文化的變遷跡象，和《論語》上的對話，涉及齊、魯之間的文化關係，而有“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的幾句話;不過，這裡所引用孔子所說的道，可不是道家的道，他是指人文文化的儒者所宗的仁道，這是不可以牽強附會的。至於他提到當時文化思想的轉變趨勢，由齊一變而至於魯、魯一變而至於道，形成齊、魯文化融會的結果，產生人文文化的仁道之道，那是很好的研究佐證。我們也可由此而窺見文化思想中心地區轉移的趨勢，甚之，對於研究《易經》、《禮記》等有關於儒、道學術思想的通途之學，都可求出它在文化歷史上演變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