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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是黃帝的玄孫，因有平定全國的水災，整治水利的大功德，便受舜的禪讓，繼承天子之位於戰國時的韓國，就是山西平陽附近的安邑。這便是上古史上有名公天下的樣讓時期，也就是堯、舜、禹三代的豐功大德。同時，也自大禹以後，便形成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開始。由伏羲畫卦，經神農、黃帝而到堯、舜以後，大禹是中國上古建國史上劃時代的人物。非常遺憾，也很不幸的，在民國初年以後，有些學者，無形中受了外國人有意造成侮辱中國歷史文化的觀念，否認堯、舜、禹的史跡。認為堯、舜。禹等並無其人其事;堯，是香爐的象徵;舜，是蠟燭台;禹是一個大爬蟲，像這樣自己對祖先歷史文化，自加侮辱的新觀念，使我們講起來，實在大有“親者痛而仇者快”的感慨。殊不知中國人的點香用香爐，點燭用蠟燭台，那是漢、魏以後，隨佛教傳入印度習慣的轉變，三代以上，香爐與蠟燭台，根本沒有發明，我們所看到的香爐與蠟燭台的形式，都是唐、宋以後的形態，甚之，還要遲一點，怎麼可以把堯、舜、禹三個字的象形，硬拉下到千載以後，比做宗教儀式用的工具呢!現在我們約略講過《書經》文化系統，堯、舜、禹前後的簡介，也就是說明這個時期的文化源流，都在中原地帶，流布在黃河中心流域的東方與北方的情形，並且便是附帶而簡要地說明中國上古人文文化建立的系統。
至於大禹如何劃分九州，自有《書經》所保留《禹貢篇》等歷史資料，我們不去管它，現在要講的，是道家學術思想，如何與三代以上的文化接流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當堯、舜建國初期的大事，首先的工作。除了建設天文、曆法等具有如現代所有科學建國的精神外，同時，對於人文文化的建設，也正如《易經》所謂建立一種“聖人以神道設教”，類似宗教而富於哲學的規模，後世道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都是由這種歷史文化的資料而形成。尤其在大禹治水的階段，除了《書經》等屬於正史傳記的說法，只是列述許多可征可信的史料外，對於怪誕不經的傳說，早被刪除，概不採納，可是在上古的民間相傳，後來成為道家與道教的傳述里，便大有不然了。道家從《易經》文化系統的立場，傳述大禹治水的成功，因為他接受上古仙人(隱士)的傳授，還得自黃帝所傳的河圖易學，真正善於運用陰陽八卦、五行、干支等天文、物理的學問，才能治平了亘古以來的水患，所以認為大禹的事功成就，也便是道家正統學術精神的結晶，他們相信千古疑書的《山海經》，而且也推崇《山海經》上所記載，山林川澤的神異怪物，確是具有神聖的神秘東西，這些半類妖魔鬼怪的事物，都被大禹的道力所降伏，而且聽命於他，被他所用，因此他才能奏此大功。總之，道家認為大禹的成功，“此乃天授也”。到了道家的學術，再轉變而落到道教的手裡，那就更不同了，道教除了全盤接受道家對於大禹的說法以外，認為他即是繼承天命的聖人，同時，也是黃帝以來先聖流傳下來，所有神仙法術的繼承人。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為擅長符籙等法術，他能遣使六丁、六甲等天上神將，他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凡是一切極盡神秘、怪誕、荒謬的能事，也都一齊套在大禹的頭上，因此而形成大禹與道家、道教的因緣，特別深厚。這便是說明春秋、戰國以後，道家的學術思想路線，是上接伏羲、黃帝以後，《易經》文化系統，與《書經》文化系統，融會有關的淵源。
其實，自大禹治水之後，使夏代後裔，延續天下的治權，達四百餘年之久的文化，那便是夏代以真正農業立國的文化。因為他是秉承上古以天文、曆法等原始宇宙的學術思想，用金、木、水、火、土五行變換的物理原則，配合農業社會的人文文化，因此而形成夏代的文化精神，是崇尚樸素篤實的本質，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夏尚忠”的文化精神。到了成湯革命，滅掉夏朝末代的暴君桀以後，建立商湯六百餘年的文化，一變夏代文化樸實的形態，偏向於天道的觀念，走入“以神道設教”，類似宗教的精神，因此便形成殷商時期，歷史上有名的“殷尚鬼”，崇信鬼神意志的文化精神。這個屬於《書經》文化系統，一變再變，一直到了西周文王興於陝西，他承繼西北高原傳統，賜經》文化的系統，參酌古今之宜，演揚易學而成《周易》一書的基本學術思想以且;再經過他的兒子周武王的革命成功，周公旦的擴充《易經》學系思想，融會三代以來人文文化，與部分承繼殷商天道鬼神等的思想，才得完成周代禮、樂、文教、刑政等人文文明的大系。換言之，到了周代，才算是綜合上古以來，所有文化的大成，是後來為孔子所讚頌的“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文化精神。因此，我們可以在《易經》、《書經》以外，看到《禮記》、《春秋》中許多屬於《易經》學系，也就是後來儒道兩家共同宗奉的學問，如《禮記·月令》等--春秋工制、月令、曆法，與災異、天象示變等的觀念，有關於《易經》象數的學術思想。
但是，我們這裡所謂的周代文化，是專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後來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屬於魯國文化的系統。如果研究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思想，那就各有異同，並不一致，彼此之間，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傳承的文化精神。例如，神農的後裔，封在河南的焦城。黃帝的後裔，封在山東濟南附近的祝(長清縣)。帝堯的後裔，封在河北的薊(就是清代的直隸順天府的大興縣)。帝舜的後裔，封在河南開封附近的陳(陳州)。大禹的後裔，封在開封附近的杞。殷商後裔的賢人微子，受封在宋。另一殷商後裔的賢人箕子，因獻洪範而被尊為不臣之敬，受封於朝鮮。這些諸侯的分封就國，都是上古與三代的後嗣，並非一律都是周室的功臣，而受到分封的爵賞。這是周朝文、武、周公的德政，也便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精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偉大的文化思想。其次，周室所分封功臣，從其師尚父(太公呂望)為首，封於齊，周公封於魯等等，所謂“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這樣便是周代分封諸侯而建國的“封建”局面，大有不同於歐洲上古的“封建”制度，如果把東西兩方“封建”不同的觀念，混為一談，必須要加甄辨。而且我們不要忘記，由周初分封建國，直到春秋戰國的七八百年間，中華民族的文字、言語，並未統一，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也各自保有他的傳統，等於我們幾千年的文化，雖然國家一統，而各地方的風俗、習慣、方言，在其同中也各有其異。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混同局面，在秦、漢之間，才得正式完成。
因此我們讀周、秦之際的諸子百家之言，凡有關於道家學術思想的典籍，大多都如司馬遷所謂：“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便是因為方言的不同，文學的格調沒有統一，所以便被秦、漢以且自稱為儒家的文人，一筆勾銷，認為不值一顧了。其實，道家的學術思想，是偏向於自然科學理論的成分居多，不像儒家的學說，是偏向於人文思想的成分為主。凡是近於自然科學的著作，必然缺乏文學修辭優美的情調，有關人文學術的，無論如何淺薄，它與文學畢竟不可劃分。道家“方士”學術思想，以及諸子百家有關於原始科學理論的學說，就在這個原因之下，被斷送埋沒在“異端”的學術罪狀之中，達兩千餘年之久，我們只要留心歷史文化的史料，這個問題，就會容易明白。例如比孔子還早一點的管子，在現在所流傳他的著作之中，不論真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認為十分可靠的幾篇，仔細讀來，仍然不同於魯國文學的筆調，這是代表齊國人文學術思想的一部書，猶如《晏子春秋》一樣，都具有齊國文學的筆調，在另一方面，司馬遷說齊民“闊達多匿知”，莊子在《逍遙遊》上，也提到齊國的學術思想中有一本怪書，叫做《齊諧》，他又自加一句註解說：“齊諧者，志怪者也。”換言之，《齊諧》這本書，是齊國人專門集記希奇古怪的奇譚。由此可見齊民，闊達多匿知”的地方性，是由來如此，因此後來中國文化，用來批判不經之談的評語，便有“齊東野語”的名辭了。其次，例如《墨子》一部書，因為墨翟本人，生活長大在宋國，他受宋國的學術思想影響最深，所以他有類同宗教信仰的崇尚“天志”，而同時又相信鬼神的權能，這些便是受到宋國傳統，殷人尚鬼、信天、文化等思想影響的關係。至於他有苦節勞形、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學說與作風，那是繼承夏代大禹的精神，可能也有受到宋國的鄰封，夏禹之後杞國思想的感染。當然，我說這些，都是十分可能，而且是有理路可尋的事，並非就是定案，因為生在兩千餘年後的今天，高推古代的情形，時間、空間的環境遷變，絕對已非當時的面目，雖然大家採用書本的資料作考證，也是不免出於臆測。“盡信書，不如無書”，所以不能完全作為肯定的理由，至於曾子、子思、孟子、荀卿一系列的思想，當然是孔門以後的魯國文化，與魯國文學的正統。其他如老、莊，是南方楚國文化的情調。兵家著作如孫、吳兵法，是戰國時期齊國的傳統學術思想，與齊國文學的進步與升華。另如縱橫家、法家、名家等學，大多都是秦、晉之間後起的思想，司馬遷所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雜家的學術思想，與秦、晉、齊、楚有關，也可以說，便是秦、晉、齊、楚學術思想雜集的迴旋。陰陽家言，當然就是燕、齊“方士”學術的源流。我們了解了這個春秋、戰國文化學術的大勢以後，對於其中如何形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姑且另作講說。其餘如陰陽、兵、農、醫、老、莊、楊朱、墨子、名、法、縱橫、雜家等，綜錯交羅，互相為用，便成為戰國到秦、漢以前，統統歸入道家學術思想的範圍了。
至於大禹如何劃分九州，自有《書經》所保留《禹貢篇》等歷史資料，我們不去管它，現在要講的，是道家學術思想，如何與三代以上的文化接流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當堯、舜建國初期的大事，首先的工作。除了建設天文、曆法等具有如現代所有科學建國的精神外，同時，對於人文文化的建設，也正如《易經》所謂建立一種“聖人以神道設教”，類似宗教而富於哲學的規模，後世道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都是由這種歷史文化的資料而形成。尤其在大禹治水的階段，除了《書經》等屬於正史傳記的說法，只是列述許多可征可信的史料外，對於怪誕不經的傳說，早被刪除，概不採納，可是在上古的民間相傳，後來成為道家與道教的傳述里，便大有不然了。道家從《易經》文化系統的立場，傳述大禹治水的成功，因為他接受上古仙人(隱士)的傳授，還得自黃帝所傳的河圖易學，真正善於運用陰陽八卦、五行、干支等天文、物理的學問，才能治平了亘古以來的水患，所以認為大禹的事功成就，也便是道家正統學術精神的結晶，他們相信千古疑書的《山海經》，而且也推崇《山海經》上所記載，山林川澤的神異怪物，確是具有神聖的神秘東西，這些半類妖魔鬼怪的事物，都被大禹的道力所降伏，而且聽命於他，被他所用，因此他才能奏此大功。總之，道家認為大禹的成功，“此乃天授也”。到了道家的學術，再轉變而落到道教的手裡，那就更不同了，道教除了全盤接受道家對於大禹的說法以外，認為他即是繼承天命的聖人，同時，也是黃帝以來先聖流傳下來，所有神仙法術的繼承人。大禹治水的成功，是因為擅長符籙等法術，他能遣使六丁、六甲等天上神將，他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凡是一切極盡神秘、怪誕、荒謬的能事，也都一齊套在大禹的頭上，因此而形成大禹與道家、道教的因緣，特別深厚。這便是說明春秋、戰國以後，道家的學術思想路線，是上接伏羲、黃帝以後，《易經》文化系統，與《書經》文化系統，融會有關的淵源。
其實，自大禹治水之後，使夏代後裔，延續天下的治權，達四百餘年之久的文化，那便是夏代以真正農業立國的文化。因為他是秉承上古以天文、曆法等原始宇宙的學術思想，用金、木、水、火、土五行變換的物理原則，配合農業社會的人文文化，因此而形成夏代的文化精神，是崇尚樸素篤實的本質，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夏尚忠”的文化精神。到了成湯革命，滅掉夏朝末代的暴君桀以後，建立商湯六百餘年的文化，一變夏代文化樸實的形態，偏向於天道的觀念，走入“以神道設教”，類似宗教的精神，因此便形成殷商時期，歷史上有名的“殷尚鬼”，崇信鬼神意志的文化精神。這個屬於《書經》文化系統，一變再變，一直到了西周文王興於陝西，他承繼西北高原傳統，賜經》文化的系統，參酌古今之宜，演揚易學而成《周易》一書的基本學術思想以且;再經過他的兒子周武王的革命成功，周公旦的擴充《易經》學系思想，融會三代以來人文文化，與部分承繼殷商天道鬼神等的思想，才得完成周代禮、樂、文教、刑政等人文文明的大系。換言之，到了周代，才算是綜合上古以來，所有文化的大成，是後來為孔子所讚頌的“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文化精神。因此，我們可以在《易經》、《書經》以外，看到《禮記》、《春秋》中許多屬於《易經》學系，也就是後來儒道兩家共同宗奉的學問，如《禮記·月令》等--春秋工制、月令、曆法，與災異、天象示變等的觀念，有關於《易經》象數的學術思想。
但是，我們這裡所謂的周代文化，是專指中央天子的周朝文明而言，後來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屬於魯國文化的系統。如果研究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思想，那就各有異同，並不一致，彼此之間，都自保留有他祖先氏族傳承的文化精神。例如，神農的後裔，封在河南的焦城。黃帝的後裔，封在山東濟南附近的祝(長清縣)。帝堯的後裔，封在河北的薊(就是清代的直隸順天府的大興縣)。帝舜的後裔，封在河南開封附近的陳(陳州)。大禹的後裔，封在開封附近的杞。殷商後裔的賢人微子，受封在宋。另一殷商後裔的賢人箕子，因獻洪範而被尊為不臣之敬，受封於朝鮮。這些諸侯的分封就國，都是上古與三代的後嗣，並非一律都是周室的功臣，而受到分封的爵賞。這是周朝文、武、周公的德政，也便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精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偉大的文化思想。其次，周室所分封功臣，從其師尚父(太公呂望)為首，封於齊，周公封於魯等等，所謂“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這樣便是周代分封諸侯而建國的“封建”局面，大有不同於歐洲上古的“封建”制度，如果把東西兩方“封建”不同的觀念，混為一談，必須要加甄辨。而且我們不要忘記，由周初分封建國，直到春秋戰國的七八百年間，中華民族的文字、言語，並未統一，諸侯各國的文化學術，也各自保有他的傳統，等於我們幾千年的文化，雖然國家一統，而各地方的風俗、習慣、方言，在其同中也各有其異。所謂“書同文，車同軌”的混同局面，在秦、漢之間，才得正式完成。
因此我們讀周、秦之際的諸子百家之言，凡有關於道家學術思想的典籍，大多都如司馬遷所謂：“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便是因為方言的不同，文學的格調沒有統一，所以便被秦、漢以且自稱為儒家的文人，一筆勾銷，認為不值一顧了。其實，道家的學術思想，是偏向於自然科學理論的成分居多，不像儒家的學說，是偏向於人文思想的成分為主。凡是近於自然科學的著作，必然缺乏文學修辭優美的情調，有關人文學術的，無論如何淺薄，它與文學畢竟不可劃分。道家“方士”學術思想，以及諸子百家有關於原始科學理論的學說，就在這個原因之下，被斷送埋沒在“異端”的學術罪狀之中，達兩千餘年之久，我們只要留心歷史文化的史料，這個問題，就會容易明白。例如比孔子還早一點的管子，在現在所流傳他的著作之中，不論真假的成分有多少，即使認為十分可靠的幾篇，仔細讀來，仍然不同於魯國文學的筆調，這是代表齊國人文學術思想的一部書，猶如《晏子春秋》一樣，都具有齊國文學的筆調，在另一方面，司馬遷說齊民“闊達多匿知”，莊子在《逍遙遊》上，也提到齊國的學術思想中有一本怪書，叫做《齊諧》，他又自加一句註解說：“齊諧者，志怪者也。”換言之，《齊諧》這本書，是齊國人專門集記希奇古怪的奇譚。由此可見齊民，闊達多匿知”的地方性，是由來如此，因此後來中國文化，用來批判不經之談的評語，便有“齊東野語”的名辭了。其次，例如《墨子》一部書，因為墨翟本人，生活長大在宋國，他受宋國的學術思想影響最深，所以他有類同宗教信仰的崇尚“天志”，而同時又相信鬼神的權能，這些便是受到宋國傳統，殷人尚鬼、信天、文化等思想影響的關係。至於他有苦節勞形、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學說與作風，那是繼承夏代大禹的精神，可能也有受到宋國的鄰封，夏禹之後杞國思想的感染。當然，我說這些，都是十分可能，而且是有理路可尋的事，並非就是定案，因為生在兩千餘年後的今天，高推古代的情形，時間、空間的環境遷變，絕對已非當時的面目，雖然大家採用書本的資料作考證，也是不免出於臆測。“盡信書，不如無書”，所以不能完全作為肯定的理由，至於曾子、子思、孟子、荀卿一系列的思想，當然是孔門以後的魯國文化，與魯國文學的正統。其他如老、莊，是南方楚國文化的情調。兵家著作如孫、吳兵法，是戰國時期齊國的傳統學術思想，與齊國文學的進步與升華。另如縱橫家、法家、名家等學，大多都是秦、晉之間後起的思想，司馬遷所說：“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雜家的學術思想，與秦、晉、齊、楚有關，也可以說，便是秦、晉、齊、楚學術思想雜集的迴旋。陰陽家言，當然就是燕、齊“方士”學術的源流。我們了解了這個春秋、戰國文化學術的大勢以後，對於其中如何形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姑且另作講說。其餘如陰陽、兵、農、醫、老、莊、楊朱、墨子、名、法、縱橫、雜家等，綜錯交羅，互相為用，便成為戰國到秦、漢以前，統統歸入道家學術思想的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