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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強調的是，中國現有的國土由漢族的漢朝所開創，由鮮卑和漢族聯姻的唐朝所發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擴大，最後由滿族的清朝所恢復、擴大和堅守下來。漢唐元清這四個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貢獻，原因就在於，這四個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結合較好、狼性略大於羊性的強悍時代。這四個偉大朝代，從統治民族的成份上來看，純漢族占統治地位的只有漢朝，唐朝則是漢族和鮮卑族聯合執政，而元清兩朝就完全是遊牧民族執政。
從四個偉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遊牧草原、遊牧精神和性格的偉大潛在的作用和影響。一個王朝的首都是這個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王朝的性格中心。漢唐元明四個朝代的首都都定在農耕與遊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漢唐的首都是長安，靠近西北遊牧區;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這說明強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強悍的土地的。北京與漢唐時期的長安都處於民風強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處於中華農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遠離中華農耕民族的母親河——黃河，而靠近中華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遼、蒙古和滿清三個遊牧民族長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中華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盛期，北京曾成為“世界之都”，這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惟一成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長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於中華民族繼承遊牧精神，並向海洋開放和發展，再獲得海洋“遊牧精神”。中國的首都最終能定在北京，依然要歸功於中華遊牧民族，特別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黃子孫在民族潛意識的深處，對遊牧精神的崇敬和嚮往。
此外，中國最傑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漢唐元清這四個開拓向上的朝代，如漢唐的呂后、武則天，滿清的蒙古族女傑孝莊皇太后。這三位偉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纏足小腳女人，孝莊皇太后還曾是嚴禁滿族和漢族女人纏足的開放派。纏足是中國漢族最大惡習之一，纏足也恰恰開始於漢唐以後農耕和儒家勢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殘和束縛被統治者的自由獨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僅把漢民族馴化為羊，竟然還把漢族婦女束縛成殘肢小腳、“殘廢羊”。宋朝以後儒家文人和農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蓮”，共同摧殘了世界上數量最眾的婦女，這已成為世界史上最殘忍最反人性的一頁，是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丟人最遭恥笑的事情。
遼闊的國土是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而西北廣袤的國土又是中華文明的根和屏障。從整體上看，中華遊牧民族對中國國土的貢獻要大大超過漢族，蒙古族和滿族的貢獻尤為重大。而滿族則是中國國土的關鍵性的確定者。後來，到民國時期，漢人政權又丟掉了遼闊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其次，滿族的清朝除了對中國國土的巨大貢獻外，又再次給予華夏民族更長時期的輸血。中華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黃二帝是遊牧族，中華民族出身於遊牧民族，血管里曾經流淌的是強悍的狼性血液。後來經過歷史上遊牧民族一次次的強大輸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個世紀的輸血，特別是滿族的最後兩個半世紀的輸血，總算使中華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種堅持到近代。現在，中華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遊牧民族輸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從西方輸入的先進文明和生產方式，這些就是中國復興的資源。清末以後，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強悍民族精神，就是來源於遊牧炎黃的血液遺產和遊牧民族所不斷注入的生命活力。
滿清入主中華給五千年的中國古代史畫了個句號。中國古代的民族執政的歷史，從遊牧的炎黃族開始到遊牧的女真族結束，從遊牧到遊牧，這決非偶然，而是中國特殊的環境和兩種民族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農耕文明這條支流，總算通過遊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輸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擰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來。這個“輪迴”深刻說明了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沒有強悍性格的民族雖然可以創造文明，但是常常連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住和延續文明了。世界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大多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是遊牧民族及其後代的狼一樣勇猛進取的遊牧精神和性格卻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古老文明送進博物館，還可以雄心勃勃地創造一個又一個新文明。
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勤勞主要來自於中華農耕民族的性格貢獻，而勇敢則主要來自於中華遊牧民族的性格貢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對於農耕人口占絕大多數、農耕歷史那樣漫長的中華民族來說，主要欠缺的卻是勇敢進取，沒有勇敢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勞往往就是勞而無功，或為他人作嫁。
說到底，世界文明的競爭，最根本的還是民族國民性格的競爭。西方先進的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是建立在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礎之上的。華夏民族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在改變農耕民族存在和農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總算用遊牧民族狼圖騰的這把梳子，把中國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亂的歷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圖騰為核心的中國遊牧精神，以及它對華夏不斷輸血的歷史，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麼只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圖騰精神極為困難，關鍵是需要弄清楚中國的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中國史家大多知道中國的遊牧民族崇拜狼圖騰，可就是難以理解中國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例如，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說：“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較他種優越。其理由雖不可知，而可汗固嘗以此自驕。”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漢人脫離大草原太久，對狼圖騰認識的局限性就難以克服。有些重大課題在書齋中是不可能鑽透的。咱倆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帶著強烈的興趣和疑問，跟草原狼零距離和近距離地打了好幾年的交道，才總算克服了漢人的局限性。現在我必須儘快地把咱們的認識傳播給漢民族，只有彌補了民族認識上的嚴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彌補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楊克嘆道：要是你的理論能成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該重寫了。儒家寫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詞，偏見極多。我完全贊同重寫歷史，不管寫成什麼樣，但必須重寫!
陳陣說：嚴格地說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古文化是農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農為本，獨尊儒術，抹殺遊牧，貶損“四夷”。中國歷史不僅要重寫，而且還需要革命。我特別贊同梁啓超先生的一段話，他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一文中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我認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狼圖騰精神引入史界，中國史界則永遠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遠是儒家庸醫記錄的一部誤診中華的厚厚病歷，這也勢必延誤中國的治療和改革。在當今中國，傳播小農意識和儒家封建專制的歷史電視劇長盛不衰，讓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從四個偉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遊牧草原、遊牧精神和性格的偉大潛在的作用和影響。一個王朝的首都是這個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王朝的性格中心。漢唐元明四個朝代的首都都定在農耕與遊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漢唐的首都是長安，靠近西北遊牧區;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這說明強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強悍的土地的。北京與漢唐時期的長安都處於民風強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處於中華農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遠離中華農耕民族的母親河——黃河，而靠近中華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遼、蒙古和滿清三個遊牧民族長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遊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中華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的盛期，北京曾成為“世界之都”，這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中惟一成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長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於中華民族繼承遊牧精神，並向海洋開放和發展，再獲得海洋“遊牧精神”。中國的首都最終能定在北京，依然要歸功於中華遊牧民族，特別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黃子孫在民族潛意識的深處，對遊牧精神的崇敬和嚮往。
此外，中國最傑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漢唐元清這四個開拓向上的朝代，如漢唐的呂后、武則天，滿清的蒙古族女傑孝莊皇太后。這三位偉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纏足小腳女人，孝莊皇太后還曾是嚴禁滿族和漢族女人纏足的開放派。纏足是中國漢族最大惡習之一，纏足也恰恰開始於漢唐以後農耕和儒家勢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殘和束縛被統治者的自由獨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僅把漢民族馴化為羊，竟然還把漢族婦女束縛成殘肢小腳、“殘廢羊”。宋朝以後儒家文人和農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蓮”，共同摧殘了世界上數量最眾的婦女，這已成為世界史上最殘忍最反人性的一頁，是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丟人最遭恥笑的事情。
遼闊的國土是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而西北廣袤的國土又是中華文明的根和屏障。從整體上看，中華遊牧民族對中國國土的貢獻要大大超過漢族，蒙古族和滿族的貢獻尤為重大。而滿族則是中國國土的關鍵性的確定者。後來，到民國時期，漢人政權又丟掉了遼闊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其次，滿族的清朝除了對中國國土的巨大貢獻外，又再次給予華夏民族更長時期的輸血。中華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黃二帝是遊牧族，中華民族出身於遊牧民族，血管里曾經流淌的是強悍的狼性血液。後來經過歷史上遊牧民族一次次的強大輸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個世紀的輸血，特別是滿族的最後兩個半世紀的輸血，總算使中華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種堅持到近代。現在，中華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遊牧民族輸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從西方輸入的先進文明和生產方式，這些就是中國復興的資源。清末以後，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強悍民族精神，就是來源於遊牧炎黃的血液遺產和遊牧民族所不斷注入的生命活力。
滿清入主中華給五千年的中國古代史畫了個句號。中國古代的民族執政的歷史，從遊牧的炎黃族開始到遊牧的女真族結束，從遊牧到遊牧，這決非偶然，而是中國特殊的環境和兩種民族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農耕文明這條支流，總算通過遊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輸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擰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來。這個“輪迴”深刻說明了一個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沒有強悍性格的民族雖然可以創造文明，但是常常連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住和延續文明了。世界和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大多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是遊牧民族及其後代的狼一樣勇猛進取的遊牧精神和性格卻仍保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個又一個的古老文明送進博物館，還可以雄心勃勃地創造一個又一個新文明。
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勤勞主要來自於中華農耕民族的性格貢獻，而勇敢則主要來自於中華遊牧民族的性格貢獻。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對於農耕人口占絕大多數、農耕歷史那樣漫長的中華民族來說，主要欠缺的卻是勇敢進取，沒有勇敢進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勞往往就是勞而無功，或為他人作嫁。
說到底，世界文明的競爭，最根本的還是民族國民性格的競爭。西方先進的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是建立在強悍進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礎之上的。華夏民族要趕超西方，就必須在改變農耕民族存在和農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總算用遊牧民族狼圖騰的這把梳子，把中國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亂的歷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圖騰為核心的中國遊牧精神，以及它對華夏不斷輸血的歷史，就可以弄清幾千年來世界上為什麼只有中華文明從未中斷，也可以知道中國未來能否騰飛的奧秘究竟在何處。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圖騰精神極為困難，關鍵是需要弄清楚中國的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中國史家大多知道中國的遊牧民族崇拜狼圖騰，可就是難以理解中國遊牧民族為什麼崇拜狼圖騰。例如，蒙古史權威韓儒林先生說：“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較他種優越。其理由雖不可知，而可汗固嘗以此自驕。”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漢人脫離大草原太久，對狼圖騰認識的局限性就難以克服。有些重大課題在書齋中是不可能鑽透的。咱倆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帶著強烈的興趣和疑問，跟草原狼零距離和近距離地打了好幾年的交道，才總算克服了漢人的局限性。現在我必須儘快地把咱們的認識傳播給漢民族，只有彌補了民族認識上的嚴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彌補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楊克嘆道：要是你的理論能成立，中國的二十四史就該重寫了。儒家寫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詞，偏見極多。我完全贊同重寫歷史，不管寫成什麼樣，但必須重寫!
陳陣說：嚴格地說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中國古文化是農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農為本，獨尊儒術，抹殺遊牧，貶損“四夷”。中國歷史不僅要重寫，而且還需要革命。我特別贊同梁啓超先生的一段話，他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一文中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我認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狼圖騰精神引入史界，中國史界則永遠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遠是儒家庸醫記錄的一部誤診中華的厚厚病歷，這也勢必延誤中國的治療和改革。在當今中國，傳播小農意識和儒家封建專制的歷史電視劇長盛不衰，讓人深感痛心和悲哀。